附 录 附录一：
第二，我认为新民主主义这个想法应该说有它的可行性，首先我觉得它同时满足了四种政治势力或者五种政治势力的部分需要，而且在某种方面找到了共识点。第一点它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又恰恰是推行新民主主义共产党领导，所以它不是推行激进社会主义或者是大锅饭，所以我觉得老百姓一般也能接受，作为新权威主义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坚持党的领导。第二点是它用足了共产党传统的政治资源，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的政治资源，从保守主义来说的话，转型必须要借助于传统的杠杆，这个杠杆既可以是传统的权威杠杆，也应该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资源的杠杆，从这点来说，通过传统的杠杆来实现一种转化，一般说来要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提出新民主主义比提出民享、民有的接受程度和共产党的党内资源的合法性和理顺关系我觉得有好处的。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你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新民主主义又可以用这个新名词来代替资本主义这个实际上已经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污染了很多年的东西，你直接提资本主义的话，我觉得没有考虑到中国人所形成的民族性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承受能力和共党文化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塑造已经形成的既定的意识形态定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用新民主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回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而且是比较好的。所以对于新民主主义，企业家是能够接受的。 第三方面，我认为工人、农民有他的接受可能性，因为你的方案当中提到了所谓国有企业如何把它改造成为大家分享的东西，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可控制的资本主义，不但是可控制的，是一个节制资本主义，它又体现了所谓三民主义的理想在里面。 张木生：毛当时提的叫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统筹四面八方但又节制了资本。 萧功秦：实际上你就可以把七大、八大党的文件当中的基本精神恢复到那个上面去了，而且恢复的原因是想得很顺的，因为过去是冷战时代，所以不得不这样，现在是这样了，所以就怎么样。 第四方面，我觉得你这里有很多因素是吸收了自由派的一些价值观念，比如司法的独立，在党的领导下的军队国家化，还有国际上是和平外交，不搞称霸，两边不倒，还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逐渐形成工会和农会。但是这里特别小心，弄得不好的话，我要特别提醒你注意的一点是现在这个矛盾极其尖锐、社会问题特别冲突的情况下，简单地恢复工会的话会出现一种井喷状态。 张木生：所以小平告诉老杜，你搞试点，搞两年试点，我们看两年，两年咱们要是成功，我们大面积推广。 萧功秦：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的发展，让它越来越承担代表工人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功能，这方面我曾经写了一些文章，我就特别强调推荐法团主义这种所谓工会的发展模式比较适合于中国国情。所谓的工会，我们脑子里只想到是英国和美国式的所谓第三等级的好像和政府对抗的过程中产生的工会，其实大部分国家的工会，比如德国、日本、法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他们的工会其实一开始是政府的派出所，政府派到工人当中的派出所，让他们承担代表工会会员的利益，然后向上面反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首先是始终没有放弃他对于工会的控制权。 张木生：我有裁判权，你有谈判权。 萧功秦：这种工会在代表农民利益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们，为了吸引所谓的农民和工人参加的话，它就越来越在利益上为他们说话。它的存在又和政府之间有一个缓冲关系，所以越来越合作，所以法团主义又称为合作主义，而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中国这种集权主义的社会发展工会软着陆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社会学研究的人很值得对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容易的。总而言之，我是比较支持的，虽然我和老张在历史观上分歧很大，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方案的支持，我觉得他基本上包容了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共产党。 张木生：我包容了你那六种趋势。 萧功秦：希望大家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能够有一些建设性的讨论。
张木生先生新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对传统史学观提出了挑战，最后提出中国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震动了中国思想界。主流纷纷找张木生“对话”。吴思先生认为“支持这套政策的理论本身说服力有问题，存在着问题，你得经得住人民问”，先摆出朱厚泽先生的三问，自己又加两问。也有人呼吁张木生，“听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吧”。读完张木生的书和几次对话记录稿，深感不建立新的历史文化观，很多事情确实看不清楚。 文化历史观决定观察角度和结论 我理解张木生和王小强的难处。捡现成的，一个阶段论，一个终极论。联共党史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历史分五个阶段步步高，这种看法一直是中国官方基本看法；另一个看法是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发展基本方向，历史因全球西方化而终结。无论哪个都有理论有实践，都在昭示中国向何处去。只能二选一，顶多添个“初级阶段”或者变通为“民主社会主义”。 张木生通过李零变着法地讲这些逻辑，小强引述大量史实来叙述这个过程。这些逻辑和叙述重点为是冲击“西方中心论”，而是想提醒大家思考这样两个问题：市场经济不见得与西式民主是天作之合的原配；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维护的“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中国两千年经济社会不断震荡崩溃在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像经济学描绘的那样可以自洽、只存在周期性波动特性，而是有正反馈特性的体系。 时代判断错了吗？ 回到历史文化观，资本主义的外延和内涵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社会财富借助雇用劳动的手段以生产工具创造。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市场里自由流通。自由竞争，市场人根据自己利益自由决定行为。 符合这种标准的显然包括古代中国小农加市场经济，中世纪欧洲则不符合这个标准。实际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和1500年以后的西方国家也不符合这个标准，而是更接近帝国主义的概念。帝国主义的核心不在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样式，而在于通过建立一套霸权体制从其他国家以非经济手段攫取财富，帝国主义经济是在一个包括通过霸权维护的整个经济圈构成的。 中国人这十几年应该是全球干劲儿最大、经济成就最大的国家。2000年，符合劳动条件的人中，中国有77.8％的人愿意参加社会劳动，比世界平均值高出18.6％，比发达国家高出27.5％。其中妇女比发达国家高出42％，真是“人人都动两只手，不愿在家吃闲饭”。不要以为中国这些就业人都是农民，创造不了多少物质财富。2006年中国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者多达1.2754亿人，比G7国家的9350万高出36.4％。最主要的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每周劳动时间超过55小时，总劳动时间接近西方七国第二产业劳动时间的两倍。 1970年，美国人均工薪收入5515美元。其中来自金融保险业994美元，占18％；个人股息和利息收入915美元；来自金融业务收入总计1909美元，占个人收入的23％。到1998年，美国人来自金融业收入占工薪收入比重达到36％，扩大整整一倍。加上利息股息收入，来自金融收入占个人总收入份额为35.4％。赌博~虚拟经济是美国个人收入增长基本带动力量，已经是美国人须臾不可离的收入来源。这是实实在在的美元霸权的作用。 张木生对这个形势本来就讲清楚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没有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没法存在。13亿中国人变成发达国家，全世界人民都笑了。 苏东反水，中国改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增强了优势。今天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不生产财富而享受财富，把精力都用在打造利器维持“世界秩序”和“全球共识”上，虽然已经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大格局没有变。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讲演到现在，无论叫改革还是叫革命，时代的性质也没变。这个时代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手段掠夺、压迫、奴化、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努力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军事威胁的时代。出发点不同当然结论不同，作为一个不断被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军事威胁的对象，只能这样判断。难道我们的理论界能得出与此相反的判断？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自哪里？ 张木生提出重归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私人资本、开放搞活都有，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议论自由，参加讨论的人纷纷表示可以接受，不少人还认为与谢韬、陈志忠的主张接近，甚至对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共产党获取执政的正当性也取得接近的共识。但是有一点似乎很难一致，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由此引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60年大庆、90年诞辰，电影电视都在展示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独裁的伟大成绩。但说来说去，无非是牺牲了几千万，付出了多大代价，整个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理。这个道理与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道理并没本质区别，大不了一个“你有本事你再夺下来”的逻辑。可人家不见得非要动刀动枪，让你自己易帜有现成的一大堆例子。 我的看法是，首先，中国不可能实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其次，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局都不好。也可以说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没有了生存空间（这一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阐述）。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结局是一种经济上接受帝国主义剥削，军事上忍受帝国主义威胁，政治、文化上依附帝国主义的新型“半殖民地制度”，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制度。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例证。 中国只有做到政治上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上降低直至隔绝国际资本的剥削，文化上减弱帝国主义奴化，军事上不怕帝国主义威胁，才能打破现有“一球两治”的格局，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这样的道路，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性质，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实现真正的独立，节制资本，维护劳动者利益。从长远看，这条道路会逐步增加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宪法内容是时代特性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必须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理由是这样的： 时代没有根本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军事上威胁、文化上奴化中国的基本规则没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各方面处于强势。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了市场经济加所谓西式民主，这些国家无论经济高速发展还是完全停滞，多数形成国内贫富分化严重，精英集团越来越依附和靠拢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与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证明，全身心投入全球化，搞彻头彻尾的市场经济，也导致经济上受到严重非经济剥削，国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精英集团越来越依附和靠拢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摆脱掠夺、两头在内、节制资本、共享经济成果是中国摆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悲惨命运的最低标准。 由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有这个主张，代表其他阶级的政治团体没有这个主张，因此，无论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阶段都只能共产党领导。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国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因为自西方列强第一次实现全球化后就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机会。中国要复辟，只能复辟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经济上外资、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占主体，一个依附美国的政府。甚至连这都不可能，而是掉进混乱、分裂的泥潭中。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高福利的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四国都是人口不足千万的小国寡民，四国总计约2500万人口。同时，这些国家除了早年海盗生涯名誉不好，已经很长时间不依赖帝国方式生存，同时也从没有成为殖民地。这些国家自身没有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整个欧洲社会分工中在很多行业上技术处于顶端。他们虽然不靠金融霸权生存，但通过知识产权规则，是“国际惯例”的受益者。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并得到庇护。 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究竟主要与二次分配有关，还是与一次分配中资本收益份额扩大而劳动者报酬份额缩小有关。看看数字就知道了。1999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为52.0％，资本收益（折旧加营业盈余）占35.7％。劳动与资本之比为147比100。2007年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到39.7％，资本收益上升到45.4％，两者比例变成88比100。虽然同期财政收入占GDP份额和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都明显上升，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竟然只有35％（世界各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都小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大量财富用于资本形成（主要是高收入群体买房）。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用二次分配解决收入差距难度不断加大。世界上所有基尼系数低的国家，首先是劳动者报酬份额大于资本收益份额，美国如此，瑞典也如此。 客观评价社会主义实践是讨论新民主主义的基础 重归新民主主义不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是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也不是靠抹黑和羞辱前30年证明的，而是与其他国家发展对比证实的。还不能忘记没有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数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不见得是中国成为西方产业资本的主要转移目标。把1956~1979年的中国社会叫什么不重要，赞扬或者斥责也没用，因为没有人能把中国拉回那一时期，计划经济加集中制是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的一种最优选择，但不见得是今天的最优选择。 重提新民主主义的原因也不是根据“主义”理论推演来的，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是烫理论剩饭，而是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问题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往前走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也只能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矛盾来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不是“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如果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本质变化，中国面临的问题从长期看总要通过消除私有制来解决，社会主义依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本节内容略去）
如果说人类政治史是从集权专制走向民主，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那就必须解释为什么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民社会、票决民主就已经存在，雅典公民几乎每周对各种公共事务用全民公决，还有五百人的议员分几拨准备议题，体制设计实用高效。为了避免作弊和干扰，斯巴达人甚至用抓阄在全体公民中推举监察官。这比今天的西方民主更能体现“民意”。历史没有发展，自然说不上终结。 古罗马公民什么劳动也不参加，主要从事锻炼身体，军事训练、打仗、看戏、泡澡。他们的公民社会和共和制度靠通过暴力维护一个奴役整个地中海沿岸和大半个欧洲的世界秩序存在。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这样概括罗马人的生存逻辑：“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古希腊和古罗马显然是这种情况。雅典人、斯巴达人、罗马人都是公民社会，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基本平等。但是，他们的公民权很吝啬，只给极少数人，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不算，不要说其他城邦或民族了。这些曾经实行过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真正的公民从来没有超过境内人口的5％，如果把他们奴役的地区全加上，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享受民主权利的人只占实际经济系统总人口的极少部分。 同时，掠夺财富的分配一定不能是贵族等少数人占有，不能打仗靠我拼命，分钱却没我份儿。因此无论雅典还是罗马民主制的建立都与平民拒绝为国服务有关。 思考古代中国为什么一直大一统、中央集权，还不如先问一下它为什么没产生过民主制。其实一条就够了，就是在私有制情况下，如果财富来源是本民族创造的，那么少数拥有资本的人必然多得，多数人必然少得。这种情况下如果票决重大公共事务，比如说究竟地租该多少，利息该多少，最低工资该多少，肯定形成“多数人暴政”，坚决侵害少数富人权益。更不要说谁提出个“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议案了，那不动刀子才怪呢。因此，类似古代中国那样的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是最差选项。 一般生活艰苦……人的数目，一定会超过与贫穷绝缘的人。根据平等选举的原则，政权必然会落入前一种人的手中……应该组织这样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20 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对重提新民主主义的看法 首先，包含初级阶段理论的特色论都没有包含对中国经济制度变更后的阶级状态和性质进行描述，以“人”或“民”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既然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总要产生资产阶级，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理论一定意义上就是解决名与实的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实的“资”就只能名以“民”。于是有“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指责，而官员也只好小媳妇似地解释“实际上没有国进民退”。理论连宪法总纲第七章里“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党章总纲里“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内容都无法照应。“开发商”虽然也是“按行业分类的人”，但本质是资本家。资本家怎么会流有钱不赚的道德血液？名民实资的“民”恨不得主导一切，好像达不到苏联解体初期那个“民家主义”地位不算完。不给各阶层以名副其实的名，既认识不清也说不清经济社会问题，更化解不了理论纷争。 第二，虽然起点高，但是方向含糊。十三大报告比较完整叙述了初级阶段理论。开篇第一句是“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起点很高。后面论述五个特性，四个与以前提法没明显差别，一个“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是方向。谁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是很明白的，于是有了“接轨”之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算再也达不到了，无论市场化走得怎么快，都指责“市场经济倒退”。于是所有“改革深化”的方向就只有比照西方一条路。现在一般人都认为经济制度方向就是西方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往西方体制走理论上说不通，只能用“中国不走西方民主”的宣言方式来解决。 第三，对邓小平理论涵盖不全。邓选对改革开放的结果指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一种是“如果导致两级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意识到确实有两个可能性，就该在初级阶段理论里把这点说到位。目前两极分化加剧与没说第二个可能性不无关系。 第四，缺少对全球基本矛盾的阐述。初级阶段论和特色理论主要是讲述国内问题，对外只讲了对外政策，缺少对全球基本矛盾的阐述。对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或者原来讲的三个世界的性质、矛盾，及它们之间关系，都没有阐述。“和平与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平崛起”都不是性质判断而是策略表述。缺少这部分内容，对外经济、外交政策就没有理论指导，变成就事论事，对“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就无法论述。最主要的是，中国已经深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搅在一起，“中~美国”了。连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特点都说不清楚，调整国内政策都没有着力点。 从以上分析看，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有进一步完善，才能在理论上指导党员干部认清问题的本质，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办法。好在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引导全国人民的旗帜。 从这个角度看，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主张提得很及时准确。这样说并不是非要打出一个新旗帜，估计张木生也不是这个意思。新民主主义论所描述的社会状态、矛盾性质、政策主张倒真是与当前面临的问题很贴近，而且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个相对完善的主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的最佳范本。 至今飘扬在上空的五星红旗，大星共产党，四个小星依次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毫不含糊地给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合法政治地位，名正言顺。明确了资产阶级属于人民一部分，与其他公民权利一致，受宪法保护，不仅理论上可以自洽，而且会让资产阶级安心扮演他们该扮演的角色。 新民主主义虽然也搞市场经济，但主张节制资本，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方向。节制资本是三民主义主张，国民党二大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义论更把这个内容提升到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高度，与此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提供了出口。虽然照搬新民主主义论内容与现在情况不符，但这个精神还是需要坚持的。提出节制资本的思想，才会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让改革开放只有成功的可能性而没有失败的可能性。节制资本，方向是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才有依据。这样理论才自洽。如果理论一直混乱下去，西化先锋本来就是媒体宠儿，粉丝成群，出现大的动荡捂都捂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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