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国与薄熙来重庆模式
一个国家应该有思想，有理论，有价值观，有精神，有灵魂，有道德观，特有的意识形态，美国就非常重视普世价值，同样，苏毛体制也非常重视思想理论精神价值。中国在苏毛体制实践了28年最终走上了改革，尽管斯大林苏式体制和毛特别是毛文革体制有很大差别矛盾斗争，但总体是计划经济公有国有（官有？）制，所以暂称苏毛体制以便论述。改革，就是既不走苏毛体制的老路，也不走普世宪政的邪路，就是在苏毛体制和西方宪政之间走出第三条路来。
但这就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这个第三条道路，有没有思想理论精神价值，特有的意识形态，才开始，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不争论，是不主张这第三条路有意识形态的，就是
物化利益驱动的改革，就是技术治国，技术治国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开始，朱镕基，温家宝，在李红利这儿发展到了顶点。当局技术之国手段层出不穷，不断创新，就李红利现在来说如城镇化，取消农村户籍，还有混合所有制，让私有资本参股国企，吃了国企的红利又来吃私企的红利，都是技术治国的内容手段。这些名义上是产权多元，多种成分放开搞活，让市场决定促使私营对国营的监督，实际上是国家把私有资本吸纳入体制。教育产业化，教育隐形就业等都是技术治国。技术治国扔掉了人民参政，参与社会治理，参与所在实体的民主管理的庞大复杂理论的幻觉外衣，直接由官僚操作决策，由一些人拍脑袋治国，到官僚只研究技术问题，拆东墙补西墙，国家的整体性完整性已不复存在，谁先捞到是大哥，都往自己身边刨，地方，部门，条块分割，贫富差距拉大，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只有官贵的积极性，百姓丧失发言权被边缘化，技术治国丢掉了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搞乱了社会舆论，隔绝了国民的参与性。技术治国搞得社会一戾气，必须扭转了，特别是经济危机要来了，搞不下去了。 技术治国对社会激励机制，励志成功动力，人的价值取向没有定论，总之是社会上层的吸引力在起作用。精英层，星级文化人，高级教师和冒顶经济和企业人士，我们简称为红利层，既现经济模式和现体制的成功者，他们带影响力的工作，精致的生活，令人倾羡的光环，简言之物欲，给社会提供了成功的模式，给社会带来励志情绪，这种经济文化模式无疑是强大的社会维稳器。成功学的效忠已经成为奴役的合作力量，并为生活目标进行物质主义的辩解。这同样是在成功主义的谎言之中，成功追求驱走了人的全部精神自由。技术治国的特征就是发展培育红利层，把进入红利层当作社会追逐目标，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方向，所谓贫富差别也主要指红利层和底层的差别，如国外高级教师的收入高于清洁工两三倍，在中国就有一，二十倍，可见中国的红利层与底层之差距。红利层对社会的吸引也是隐形就业，如北漂就可以忍受各种贫穷奔走，追星族粉丝，包括各种学了又学的学生，全家倾其所有保障他们就是为了好前程，可见红利层对社会的作用。 教育文化媒体是贵层集群，不是权层集团，权层是直接执行操作权力的公务员系统，这两者有矛盾。教育文化媒体是精英层，简言之，体制内官权外，既反对权力集团又依附权力集团，既帮底层申诉又觉得下层该被压迫剥削，而权力集团则要呵护红利层，如对红利层打压过头，社会丧失了梦幻，则必然防抗，红利层对权力层的争夺必须有底线，一因本身没能力较劲，二是真翻过来，底层民粹要清算他们，三则红利层本身来之不易，况且社会地位已相对满足，进入红利层也是努力加撞大运岂可丢失？特别是公知时代，就是山沟里的贫农后代，和五四不同，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后代，现在读书上位的都是城里的小市民或农村里的贫农后代励志成功者，他们最发愤图强励志。一般来讲，家境宽松人的励志仁义兼顾些，贫穷于连式的励志更露骨。 贵族本身，或家境宽松者的自由倾向总是排斥励志的。底层人家子弟的上爬是不顾一切的，逢山开路，见河搭桥。毛时代的巨大的城乡差别给励志带来空间，是这社会的差距太大，底层子弟的上爬是不择手段和说法，是没有底线的。
要改变专制，社会激励机制，成功，励志，价值体系，都必须讨论。价值是什么？一种观念？或价值是统治，治理体系？ 价值是上层建筑语言？或许价值是通向上层的路径？ 价值是社会主流追求？ 价值是正义性的体现？ 价值是被社会承认接受的励志成功的渠道？价值是普世的或有没有阶级性，阶层性，集群性？是不是压迫有压迫者的价值观，被压迫者有被压迫者的价值观？统治者有统治者的价值观，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厘清这些问题对我们争民主致关重要，如争民主是夺权，或改变现社会的成功渠道，还是输出普世价值理念？薄熙来重庆模式遭到红利层的一致反对，就是因为薄动了他们的奶酪，在社会激励机制上与红利层相悖，薄在社会整体性的考量下企图唤起底层参与社会的竞争力，而红利层在现模式已如鱼得水，有很大盘的既得利益，对于红利层，他们只改上面就够了，他们要求维持上层对下层的现状。
我们批判当局的技术治国，不是要当局走出技术治国的窠臼，而是我们民间要跳出被当局限定的技术之国的泥潭。一个人如是红利层的励志成功价值观，就不可能创新概念，就必然在旧有的价值体系内捣浆糊，励志成功学追求用各种伪装，各种包装，各种矫情，成功于世，世俗，势利，私欲摧残良知，谈何民主自由？一看到励志成功说就触动我敏感的神经，就发狂。我认为，启蒙，首先是要人恢复本性，恢复良知，恢复平衡。这个社会被太多的扭曲而变异变态了。自由民主的本质就是让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充分的人呈现于世，自由民主的本质就是让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充分的人呈现于世，自由民主的本质就是让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充分的人呈现于世。
现在的问题是，精英即公知及粉在技术治国方面都承认接受当局，而却要当局改制度，而当局有了技术治国就能维持下去，当局为什么要改制度？公知及粉都深陷于路径焦虑。抗争屡遭打压整肃，资源有限，参与者身份多不光鲜显赫，在审美上没有吸引搭便车者的光环。而最轻松的路径莫过于改良，圣上有可控资源运筹帷幄的权弄能力，有光环闪闪的名流学者的献策谏言，跟着它们自我感动，既能满足道德优越，还姿态优雅。公知的谏改也是为了上爬而寻找学术空间，最终也是被异化的依附性反抗，如严复加入筹安会。
当局依赖的是红利层的社会磁性来技术治国，这种红利层的社会磁性对我们本身来讲都是不可抗拒的，如在反抗中兽类强食的励志成功式的争夺民主。这种争民主的特点是，能在现实社会捞一把算一把，能出口恶气就发泄一把，能踩同仁就踩一把，有机会抢功就出风头一把，之类现象多得很。所以怎么反对，是个很深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也就只有搞技术反对！我们在研究怎么技术反对！搞不好技术反对，即不能系统揭示现社会的弊病，就谈不上起底反对。 总结: 负资产，旧体制是没穷尽的，剥去思想语言的外衣，社会地位和经济差别才是这体制的实质。人们可以抛去思想语言外衣，但绝不会放弃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奢华的追求，这才是体制的魅力。因此对民主的追求总会有哪个环节败在负资产，旧体制上，就像光绪找袁世凯借兵一样，这个社会最不缺乏的就是投机登顶的人。我们要做的必需是起底改，或曰革命，即价值观的洗牌。反对批判技术治国，不要八卦上层，不要寄望当局侥幸出错，更不要指望他们默许点头。我认为共产党现政权是推不翻的，但我们可以比共产党现政权站得高，从而抢夺社会的主导权。在这方面，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应该是一个尝试，薄试图找出改革即第三条路的精神思想依托，社会的整体性如共富道路，薄显然意识到技术治国的桎梏，走不下去了，需要突破了。薄的实践就是冲击技术治国，尽管薄失败了，但薄的实际行动批技术治国给大家示范了怎么比当局站得高，应该说，薄熙来是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的。 施晓渝 2014-7-31 初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