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高：五评正反合和毛邓论

何承高

2014.08.03

秋老师，所谓评，无非是肯定与否定，赞成与反对，表扬与批评，歌颂与批判这四种类型，其态度和立场取舍，也无非是这八种态度中的一种或几种表现。我在这里也有几种取舍。第一种是对“正反合的毛邓论”表示批评，因为这样的一种“毛邓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是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种先验论。这种言论，它甚至都不管水火不容，反正一切都要“合”，还管得了你是毛还是邓；对于这样的花岗岩脑袋，我只能表示是批评。第二种是对“毛邓论的正反合”表示批判，因为这样的一种“正反合”，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否定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唯心论。这种言论，是把“毛邓”的“正反”进行了阶级调和，掩盖了阶级斗争的本质；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动性，我是坚决要表示批判的。第三种是对以上言论进行过批评和批判过的人和事，我是表示赞成的。我以上的表态绝非是什么信口开河，这是我首先根据所谓“正反合”的反动本质来决定的。因为所谓的“正反合”，它就是为了企图颠覆物质本原论，企图亵渎物质禁闭性，企图打破对称破缺性；它就是为了企图把对立统一的一个暂时状态，当成了全部的终止的静止状态，变成了一种类似化合物的状态。而最终，它就是为了企图阉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锋芒，把毛泽东主义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而让这个空壳包囊着一切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反手把这一切罪恶都推到毛泽东主义的身上，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毛邓论”进行“正反合”的反动本质。
    秋老师，以上这样的“正反合”与“毛邓论”的互存形式，只是一种论证性的思辨形式，不是由当事人来做的。今天，我要展示一种特殊性的思辨形式，是由当事人来做的，而且是一种记录性的思辨形式。我们一般谈论“正反合”与“毛邓论”，是用我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在分析问题，是用我们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在判断问题。但是，如果是邓小平自己来记录这个“正反合”与“毛邓论”，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秋老师，在《邓小平文选》中，它真实地展现了邓小平他是如何进行“正反合”的，他从头到尾，在每一篇文章中，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他就是能够在这样“正”的红旗下，夹着自己的私货去修正红旗，去“反”红旗，去举白旗。而他这样反复不断的“正反合”，其自相矛盾的分崩，其人格分裂的离析，一直进行到1992年《春天的故事》开始后才结束。秋老师，可以说，不是真正懂得马列毛主义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去拆分他的，是很容易被他“合”起来的；而即使像我这样能够拆分他的人，也要听主席的话，对反面教材要有耐心，否则，您真的会读不下去，容易骂娘，发脾气，怒火万丈，导致失眠。当然，当冷静下来后，您就会发现，他的三卷《文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论》。矛盾的双方，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他自己；双方的斗争，他是主动进攻，毛主席是被动挨打（主席逝世后）；斗争的形式，他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来打倒毛主席；斗争的结果，他的这个《文选》，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前进的“毛邓论”。秋老师，如果您要问我，对他这个“毛邓论”的“正反合”，还有些其他的什么看法，我告诉您，有，当然有很多；但是，里面所有的“正反合”，都是他自己认为的，而我看到的却都是“分”，是一步一步的“分”，而且相当于是邓小平把毛主席举起来再摔下去的一种“分”。他的这个“毛邓论”，像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把矛盾双方的主次之分阐述得非常清楚。关键是，他的记录，有具体的运动形态，其形态轮廓十分清晰，其斗争形式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活灵活现地记录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被颠覆的具体过程，他毫不隐晦地勾画了他是如何举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物细节，他绝无仅有地诠释出来了他作为一位伟大阴谋家的“光辉”形象。这就是邓小平的“毛邓论”所表现出来的“正反合”的价值所在。

秋老师，为了表述方便，请允许我将邓小平的《文选》用《毛邓论》来表述。一个是因为《文选》中的矛盾双方，的确是他和毛主席二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二个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文选》，其实就是一部修正毛泽东主义而反映其阶级本性的《毛邓论》。《毛邓论》的时间安排，选择了从1938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虽然看似覆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建设、文革和改开的长达54年的六个阶段，但是，它完全漏掉了十年内战，这个漏掉，它肯定有什么原因。任何事物，只要是把它做绝了，那肯定是要否定它的对立面；而至于这个对立面到底有什么猫腻，那可能就只有邓小平自己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是这样：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第三卷第54页）”，可是网传邓小平两次都是临阵脱逃（陈豪人的1931年3月9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证明了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起义）；邓小平还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可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早在1955年就已经对外开放了，里面没有邓小平（周总理说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是会议记录，可是会议记录资料至今没有；邓小平说自己是在黎平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的，可他忘记了黎平会议的性质，一个刚刚被解职的县委书记，怎么会进入黎平会议的议题；当然，陈云的笔记可以作为死证，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当然，这些原因都不是《毛邓论》的重点，引用出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下邓小平弄虚作假的本质。这为后面对《毛邓论》进行展开评论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
    秋老师，既然是评论《毛邓论》，肯定只是根据《毛邓论》中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也只是根据邓小平针对毛主席的具体斗争进行展开。虽然《毛邓论》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的方针政策，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党内外和国内外的政治路线斗争的动态变化；但是，请原谅我将这个“仅仅涉及到了一部分”都不能够展示出来，因为我要抓的是他们之间阶级斗争的重点部分。在抓这个重点之前，为了说明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以便说明它们之间矛盾运动的基本轮廓，我还是必须先把邓小平在《毛邓论》的一卷中，在“大跃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本性做一个定性。怎么定性呢，秋老师，我想应该这样定性。上面铺垫的临阵脱逃和弄虚作假，是可以证明邓小平是怕死、投机取巧、钻营革命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就与他在《毛邓论》第一卷中所表现出来的，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倾向的阶级本质联系了起来。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第一卷第180页），这已经是在新中国解放后的1950年12月21日说的话。如果说这两句话他以前经常讲（在第一卷中有三四处相类似的话），那是因为以前要保护民族经济是要绝对地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但是，他在1950年底还要继续这样讲，是有着他阶级本性的惯性发展的（当然我们知道，虽然1950年我国也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商品经济）。至于邓小平于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公开为刘少奇辩护“富农党员”的问题（所谓“迟一点早一点的问题”），这就完全可以说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本性已经是开始暴露了。
    秋老师，邓小平于1951年在西南局所作的《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就开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第一卷第187页）”。他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不但继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还擅自篡改党的最高纲领。他说“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第一卷第218页）。”这完全就是“三个代表”的前身，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篡改为全民的先锋队。他于1957年在西安就开始散布“去革命化”，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卷第261页）。”他的根据就是，“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第一卷第262页）。”不但如此，他还于1962年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著名的7000人大会），以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为幌子否定阶级斗争，强调“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第一卷第303页）。”其根本意思就是想与毛主席的“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第一卷第316页）”相对立（这是毛主席在邓小平讲话时插入的几句话，意在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邓小平以所谓的组织原则直指毛主席，意思就是毛主席在干预他们制造出来的“五风”的工作，哪怕这个时候毛主席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一部分责任）。而最后，他狗急跳墙，妄图搞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于1962年在共青团三届七中会议上，散布“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第一卷第323页）。”接着，他就和刘少奇一起迫不及待地搞起了“三自一包”，在行动上直接“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第一卷第323页）”，开始颠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这里，秋老师，《毛邓论》的矛盾一方，即邓小平的阶级属性就定性完了，下面就根据《毛邓论》一到三卷的顺序进行展开评论。
    秋老师，在《毛邓论》中，邓小平于1950年在调入北京之前，对毛主席还是“礼恭毕敬”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毛主席放在了党中央的前面，称谓“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一卷第152页）”。但是，自从他于1952年调入北京，并于1954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有了权力之后，他就对毛主席开始不恭不敬起来。他于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所谓《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领袖对于党的作用…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第一卷234页）”，这看起来好像是唯物辩证，其实，这是含沙射影地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知道，“八大”召开，是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三大改造”已基本完成。而由于毛主席曾于1953年提出过退居二线，他就在这里无事生非，配合刘少奇夺权。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毛主席你的作用也就那样，如果我和刘少奇上了一线，说不定比你搞得更好”。事实上，他们二个人上了一线搞到了1960年，搞出了“五风”之后，邓小平不但不知悔改，还于1960年在天津会议上，继续提出所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其所谓“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284页）。”秋老师，您看邓小平的反毛斗争是不是公开化了？要知道，这个时期，是刘邓搞出了“五风”，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他这个时候所谓谈到的毛泽东思想为纲的政治经济学，是关联他和刘少奇的政治利益的。所表现出来的，他不是肯定的态度，而是转弯抹角地进行否定，什么怕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啊，什么怕对国际共产运动不利啊，明眼人一看，他不就是对毛主席纠正“五风”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态度吗？秋老师，《毛邓论》中，有大量对“大跃进”进行否定的批判，但是，他作为配合刘少奇共同主持一线的实际负责人，从1957年到1962年，这五年中，没有留下任何工作指示，哪怕是只言片语，可见他像在《毛邓论》中删除十年内战的这个阶段一样，是何等的狡诈！而对于毛主席曾经（1962年）宽宏大量地，在七千人大会上，帮他和刘少奇承担了部分责任，而在他32年之后（1994年）来再版《毛邓论》时，还继续以“大跃进”出现的“五风”来攻击毛主席，可见他的人格人性是多么阴险歹毒，可见他的阶级本性是多么顽固不化。
    秋老师，评论《毛邓论》中邓小平对毛主席的主要进攻点，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要想把这个矛盾运动的形态完全弄清楚，也不能不谈到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对“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等运动是一笔带过，掩盖了他既想说，也不能说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在文革之前，他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是处在次要矛盾这一方的。毛主席从1950年的“镇反”到1951年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把这些革命运动的方向，是逐步由党外指向党内的，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上层建筑，所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于1951年12月15日在《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中说，“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可见毛主席发出这个指示，是既谨慎，又重视的。因为其目的，众所周知，是针对刘少奇于1951年7月指责山西发展合作化这件事情的。由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从1951年一直到1955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一直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并于1953年5月19日发出《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的通告，所以，邓小平虽然紧跟刘少奇对合作化牢骚满腹，但是也只能在1957年4月8日在西安说，“就是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第一卷第271页）”。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一卷中对“五七反右”是一笔带过，也虽然他在第二卷中，在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对“五七反右”作过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置评，也尽管他说出什么“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第二卷第277页）”的话，但是，这还是掩盖不了他和刘少奇故意把“五七反右”进行扩大化的阴谋。因为，既然他和刘少奇的力量，在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坚定基石下，是处在矛盾运动的次要方面的地位上，那么，在他们既不敢明目张胆地联合右派，又屡次妄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散布篡改党章言论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都失败，而且处在一种被打压的情况下，把“五七反右”运动进行扩大化，制造事端，表现为一种变相博取人民群众同情资产阶级右派，相当于在联合右派进行反革命运动，这样的一种行为动作，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得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对毛主席都是阳奉阴违的，直到“文革”开始公开决裂为止；当然，直到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为了逐步实现其罪恶目的，一直到《毛邓论》第三卷结束，都还在透支毛主席，对毛主席进行阳奉阴违。秋老师，这就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未交待清楚“五七反右”运动的，与毛主席的“反右”斗争指示对着干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
    秋老师，《毛邓论》第一卷所表现出来的，毛邓二人和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形态，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而言，总的来说，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但是既然是在评论《毛邓论》，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清楚，以免引起所谓的“毛邓合”对毛主席不利，相当于是对毛主席发起诽谤和污蔑性地攻击。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既然刘邓已经三番五次地出现了这个苗头，为什么毛主席不马上对他们进行撤职查办或格杀勿论；而好像毛主席开始是在隐忍，是在一种被迫无奈的情况之下才发起的反击？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算不是算一种是主席所造成的“毛邓合”，在无奈之下才发展成为一种“分”的趋势，而且这个“分”的矛盾运动的一方，看起来好像还是邓小平为主动性的？如果有人会这样说，或者有这种类似猜测的人，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晦涩的唯心论我不想牵涉，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地讲，如果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不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而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中国革命史都会被改写。意思就是，一个事物，它不是发展到这一事物相反的方面上去，而在某一阶段上，它不是已经达到快要改变事物本身属性的时候，它是不会发生质的飞跃的。意思就是说，红军从井冈山的30万人锐减到到达遵义只有3万7000多人，如果想继续锐减以至灭亡，走向红军本身绝对相反的消失的方向上去，那就不需要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重新回到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要想红军起死回生，由反的方面激起红军这个事物必须存在，发生质的飞跃，就必须要重新确立毛主席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如果这个时候谈到的是政治斗争，不是红军这个事物在敌人的枪炮面前能够存在的根据，势必就要加大红军内部的政治矛盾，而忽视大敌当前的敌我矛盾，那结果要么是红军一哄而散，要么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秋老师，毛主席与刘邓的斗争也是这样。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左’倾，重大的军事问题这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反映；像刘邓一样，他们的重大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他们重大的经济建设工作问题，也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放映。如果不等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露出来，不等他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大罪行已经危及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本身，那毛主席与刘邓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促使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因为，如果没有刘邓的尾巴和罪行，你怎么进行政治斗争，怎么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怎么让人相信你做的就是对的？那结果难道不会导致党内分裂，走向极端化，损害党的形象？所以，只有当一个事物当要走向否定它自己存在的时候，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据，也就是它的内因，才会促使它发生质的飞跃。所以，第一不要以为毛主席从一开始不知道他们的言论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也不要以为毛主席是在容忍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发生，在发展，对邓小平而言，好像是一种所谓的“毛邓合”。归根到底，是主席历史唯物主义地在看待问题，知道这种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去想当然，以一种皇帝论的封建意识去评价毛主席。为什么毛主席说反动人物梁漱溟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2页）。”所以，刘邓在毛主席看来，也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只是可惜，在毛主席最后发动文革的时候，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而也可以说明，即使废了刘邓，还可能有张三李四；从而也可以说明，文革的胜利成果为什么会被颠覆；从而也可以说明，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而我们只有今天才能看得这样清楚。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一、二卷的时间相隔十年，第一卷是1965年结束，第二卷是1975年开始，这十年怎么就没有《毛邓论》的章节呢，这个背景也要交代一下。邓小平作为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从1966年下台到1972年上台，也只有6年时间；他从1972年到1975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台上，这个时间段内，难道他就没有任何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不仅不符合邓小平的阶级本性，而且也不符合《毛邓论》矛盾运动的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所以，这些东西是不能收录的。由此可见，《毛邓论》是非常讲究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阶级属性的。如果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把写给毛主席的所谓全面检讨，所谓拥护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要求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的信件公布于世，那《毛邓论》按照邓小平所预设的矛盾运动的政治性质就算是政治阴谋了；而如果邓小平把1973年和1974年的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都收录在《毛邓论》中，那这就与1975年他所谓开始整顿文化大革命相抵触，那就与他从1977年之后，全面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相抵触，那《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在他看来就会是混淆不清了。所以，邓小平他是绝对不会把以上的那些政治阴谋和混淆不清放在《毛邓论》中的。而正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将他与毛主席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同一性展示出来，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来评论和补充，而这又恰好证明了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放弃了辩证法的。他与毛主席所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要么是他被毛主席战胜，要么是他战胜毛主席，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刻意回避了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是心虚的，是胆怯的。常规来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问题邓小平不可能没有想到；而只是他觉得通过这种“华叶同盟”的政变方式所取得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继续存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这是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保障的。所以，在第二卷中，他没有像前苏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毛主席，而是用所谓的“三七开”在变相打倒毛主席，而在打倒毛主席的同时，又在利用毛主席去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这样的一种慢慢削弱毛主席影响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一直延续到他于1983年确立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一直延续到《毛邓论》第三卷收录1992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止。不过，我认为，直到1997年他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忘记《毛邓论》的主角之一，他的阶级敌人——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政治革命路线。因为，越是到他面临着死亡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贪生怕死之徒，将想到要怎么样去面对马克思和毛主席对他的审判时，他一定是不敢死的！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主要是在说明打倒“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顺序是先通过政变解决政治，后通过政治解决经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决定关系，在并不是生产关系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决定关系，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决定关系。不过，尽管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但是，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所记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与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路线进行斗争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已经处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已不在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全被抓捕，所以，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毛邓论》后期的矛盾运动中，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当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安排，邓小平必然会这样做，这个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我要这里继续评论的是，根据《毛邓论》第二卷的记录，来评论一下邓小平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和生产关系的几个具体的重大的步骤，同时也说明一下，即使邓小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权，在矛盾运动中处在主动权的地位上，但是他初期的改革开放也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且跨度一曾也是步履维艰的。不过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想对《毛邓论》第二卷进行评论的人，一定要学会冷静，因为，首先你起码要知道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像我这样，就是抱着这种先期调查的研究方法去了解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有想到，《毛邓论》第二卷，实在是看不下去。邓小平作为矛盾运动一个主要方面的物质属性，经常会发生错乱，一会跳到毛主席这边，一会又回归到他自己这边。其从头到尾的自相矛盾，表现为一种极为重度的人格分裂，可能是会像我一样，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至于不能接受的原因，我可以这样来形容，如果是一般的人学习他的《毛邓论》，其结果，不变成脑死，也会变成脑残。而变不成脑死和脑残的，当然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除外，当然是有些良知和分辨力以及有些辩证逻辑思维的人除外。
    秋老师，邓小平在第二卷中首先是拿“两个凡是”开刀，说“两个凡是”不行，其理由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第二卷第38页）。”顾名思义，他这是既想针对毛主席，又想针对华国锋，他是想一箭双雕。在针对他这个所谓不能简单平反的问题上，他是到处活动，拉帮结派，而且他还真能够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核心部门。他跑到教育部阴阳怪气地说到，“《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第二卷第66页）。”但是，他又不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显露出来，意图是煽动知识分子把戴上“臭老九”帽子的愤懑发泄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做了这个铺垫，故意点了这个火，虽然他表面上是在为毛主席做辩护，但实质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第二卷第43页）。”他为了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慢慢形成所谓的核心力量，在各种场合下，在还没有形成正式权利核心的时候，他是把毛主席与所谓的“四人帮”是分开来谈的。虽然他这个时候在各种会议、场合下，在军队里面，虽然他到处进行煽风点火，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回避把毛主席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潜在危害。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尽管他把所谓的“四人帮”颠倒黑白，说成十恶不赦；但是，对于毛主席，他还是非常慎重的，不像以前60年代左右跟着刘少奇混的时候，还发一发怨气。但是这个时候，他好像有点变化，他说，“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第二卷第127页）。”请注意，他的变化是在利用毛主席，来达到所谓改革开放的目的。而一旦利用完毕，待这个目的有些眉目之后，他在第三卷里面，他就把“人家封锁我们”都否定了，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门锁国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为了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报告中最后一锤定音，他利用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不惜把毛主席的这种战略思想引向到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他在1978年9月16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

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第二卷第127页）。”

秋老师，这个所谓的条件，不就是邓小平准备于1979年出访的美国之旅吗？不就是准备卑躬屈膝的所谓中美正式建交吗？虽然在网上流传的邓小平以交换美国对台湾售武为条件出卖国家根本利益，而且还要求外交部长严守秘密的小道消息，在我这里不能引为实证，但是，邓小平如此能“下这个决心”，去创造这个所谓的“条件”，而且是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去到美国最后落实的，这一番讲话的弦外之音，不就是准备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投名状宣传吗？而且他为了表现出成熟稳妥和深谋远虑的政治谋略，以安抚广大的党政军民希望安定团结的预期为目的，不惜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信口雌黄地开出了一个巨大的空头支票。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二卷第149页）。”但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等到他出访美国卖国归来，他就开始亟不可待地撕毁他的口头支票。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第二卷第305-306页）。”秋老师，邓小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自掌嘴巴地要快速做出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认为“晚了不利”的？要知道，他在出访美国之前，在1979年元旦是做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政协报告的，如果他没有在美国进行利益交换，怎么在出访归来之后，并于1979年3月30日在做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的基础之上，来坚定不移地要做出这个决定？这个疑问的解答，我可以从他对荣毅仁的讲话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第三卷第156页）。”如果说这个讲话还不能找到根本动机的话，那他下面的讲话，就会露出马脚。他继续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第三卷第167页）。”这前后两个讲话的内容，以服务于“能创汇的就签”的目的，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白白地送给美国的的源头吗？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表现出来的，从美国回来之后的那种蛊惑，就如同“乡里人进城狗屁都是香的一样”，大肆兜售他的卖国理由，他于1979年10月4日在他的所谓《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第二卷第198-199页）。”而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可要这样做，他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第三卷第199页）。”秋老师，邓小平所谓的引进外资，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而这个偿付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有“稀有金属”和“各种矿藏”。秋老师，邓小平这个卖国言论，不是为一直以来的像贱卖稀土战略资源般的卖国行为指明了方向吗？或者反过来说，导致今天贱卖国家战略资源，即将导致中国战略资源枯竭的源头，不正是来源于邓小平所开辟的卖国主义道路吗？一个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原来是以“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为基础的，而既然邓小平连祖国大陆的根本利益都不顾，他还会顾及是否应该把美国对台湾的售武作为交换条件吗？像他说的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创汇一样，“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第二卷第200页）。”这是邓小平多么猖狂直白的卖国言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是卖国就是越是了不起，而为了卖国，即使“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也都要国家“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去卖国，因为可以搞到积累到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创汇嘛”，而这种卖国行为就是“了不起嘛”。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把这样的行为上升到了上层建筑的高度，“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那就是说，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是卖国政策所决定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实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的道路，反映在经济基础上面的，就是一条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所以，既然已经确立了这条道路，而为此就必须要在卖国主义道路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这是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第二卷第232页）。”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想创造出这样的力量。所以，他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为卖国主义开路，要求一切制度关卡为卖国主义放行。他说“每一个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第二卷第200页）。”邓小平这里的“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是对制度而言的，不是他提不出来，而是他不能直接提出来，他是暗示别人提出来，或者是暗示别人这样去做。当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之后，阻碍卖国主义的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七五”《宪法》。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要进行修宪，而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掉惩办卖国罪。而且为了堵死其卖国行为被揭穿，连“四大自由”也必须要砍掉。他于1980年1月16日在所谓《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第二卷第257页）。”邓小平这种自说自话、神经错乱和前后矛盾的话语，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和必须遵守有法必依的话，他下面的这个话语，就把他所代表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击得粉碎。他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第二卷第371页）。”可见，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堵死了一切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评论、批评和游行示威的自由，那更加就谈不上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惩办的自由。
    而他为了把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漂白，使其在已经所谓公开合法化的国家机器下变得有理有据，使其披上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皇帝新衣，邓小平不惜豢养一批汉奸文人，为其树碑立传，为其塑造一套中国特色的卖国主义理论。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第三卷第180页）。”邓小平这里的创新，就是创建卖国主义理论，而所谓的“奖金”，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就是用钱来收买甘愿为他效力的汉奸文人。秋老师，以上所展开的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是他在《毛邓论》中，将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引向极端对立的一种矛盾运动形态；虽然这样的一种运动形态时到今日已经趋向不可逆转的一种境况，但是，在当时，与之相对立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各种影响，包括《党章》《宪法》的文字形式，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还在与他的卖国主义进行着坚决地斗争。尽管邓小平在出访之后，为了效忠美帝，“三七开”打倒毛主席，确立卖国主义路线，修改《党章》《宪法》，但是，他的前进步伐还是遵循着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是曲折地向前推进的。所以，即使他为了篡夺最高的领导权利，他不得不先打倒“两个凡是”中的毛主席；但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又不得不保留相对无害的毛主席。而且，即使他推行的卖国主义路线，似乎有军队保驾护航，不可阻挡；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利用他和刘少奇在以前各种运动中所采用的一种破坏的方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极坏的结果来作宣传，来攻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混淆人民的视听，来影响人民的判断。而当他通过国家机器把这样的一种弥天大谎重复上千次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农村被突破之后，其所谓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在局部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之后，首先是农民阶级的自私性在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上被“唤醒”之后，建立在卖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其改革开放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这样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了。而这个时候，《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斗争形态，就完全以邓小平为主要矛盾来主导了；但是，尽管这样，一旦矛盾运动的双方斗争，并不是很激烈，或者说是处在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的时候，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就开始错位起来，就会跳到毛主席的这一方来正人君子起来。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也不是他真心想这样做，而是他在形式上否定了阶级斗争后，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用毛主席这边可用的东西作为工具来统治中国，来服务于一种欺骗人民群众的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如何利用毛主席这个工具的呢，这里也必须做一个简单说明。比如他说，“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卷第191页）。”邓小平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检验真理，其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性；而邓小平是把这种人的自私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还把这种检验真理的方式，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身上，这是不是把马列毛作为工具了？而且这种工具的运用，对比“‘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第二卷第191页）”是不是有很大的欺骗性？而由此得出他的狗屁结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第二卷第168页）。”这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由此又得出他的一个狗屁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第二卷第182页）。”这又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卷第323页）。”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甚至说，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话，那“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第二卷第291页）”，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秋老师，您看，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来回打转转，一会用毛主席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服务的时候，又用毛主席在打倒毛主席。所以，尽管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来回地跳，尽管这个时候主席是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但是，他邓小平永远就是邓小平，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与毛主席永远是矛盾运动的敌对关系。所以，“毛邓合”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即使邓小平想装成毛主席，那也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需要，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