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空上海是要彻底埋葬社会主义 ——全世界反动派摧毁社会主义的简要回顾 李甲才 新中国至今将近65年，从宏观的层次展望，前27年，公有制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向纵深扩大，后38年截然相反，私有制经济吞并公有制经济并向纵深延伸，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现实。为何能这样？决定的因素是最高权力改变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卖空上海的国企是埋葬社会主义的强盗逻辑，经济上搞完了，自然是政治上的完全质变。
一 18届3中全会决定搞混经济，尽管也未明讲要把公有制经济消灭光，从几十年的惯性做法表明，不是要把私有制经济“混合”成公有制，而是要在已经十分微弱的公有制经济中再“混”入私资外资，进行灭亡性的“改编”，这都囊括在“改开搞”的“包裹”里。 时间的流逝会使昔日的重大秘密，变成十分随意的趣闻，长期的上下磨合，均已有了互理解的默契。上海率先举办自贸区后，这次又出台决定，在2~3年内把国企全部改成混合经济，被一眼看出要害的网友还原了“卖空上海”的实质，南京也不甘“落后”，其它地方可想而知。这是几十年持续破公立私的惯性使然。可以预见，社会主义的剩余元素将进一步缩小，属资本主义的则是进一步扩大，水到渠成之后就会改旗易帜。卖空上海，问题的根源还在北京，没有18届3中全会，哪来的混合经济？从联产承包到混合经济，几十年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一条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复辟主线也就明显清晰地凸现出来。 走资派还是十分成熟的，并不因几十年的持续胜利而狂妄自大，深知“社教”、“文革”的反复辟底蕴，并不是定性为“浩劫”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是很谨慎的地量选用能混淆视线的模糊说法，避免来之违宪行政等方面无法自圆其说的指斥。混合经济理论上有公有私，在目前“中特社”氛围中，搞私有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继续掩盖一贯化公为私新涂抹的油彩而已。对比看，中央政府只有私资、外资进入国企的政策和做法，为何独缺国企进入私资外资企业的提法和做法？虽然一再修改《宪法》、《党章》，仍然不能保证其符宪依章的合法性。卖空上海是违宪行政，尽管把依法治国叫得震天价响，但法律规定成了随意拿捏的橡皮泥。所谓的法律拿在走资派、西化洋奴汉奸的手里，就成了消灭国企的如意金箍棒。 出现安全事故不一样的声音和处理就可窥见一斑，国企“7-23”（指2011年7月23日的懂车追尾事故）和私企“7-22”（指2011年7月22日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的大客车燃烧事故）就是最好的说明。江苏昆山“8-2”台湾私企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遇难75人，不见新闻媒体一窝蜂地如“7-23”那样狂轰滥炸的喧嚣，国家领导人也不去讨公道了。 搞社会主义有不同于搞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政党，从未发生过自毁资本主义制度、自己和平演变的例证。就大点的中苏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均是内部的走资派自己动手，消灭了自己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团体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因此，反对走资派、打倒走资派就有了十分艰难的复杂性、曲折性，也是马恩列毛没有具体经历灭亡后果的新问题。 党内走资派能干成外部敌人想摧毁社会主义而干不成的事情，苏中如此，均是他们明知后果的执意而为。但要把党内走资派当成明火执仗的敌人一样消灭，就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员，也一时在思想上也通不过。即使文革，也没有造成人人得而诛之的社会氛围。把复辟的希望变成行动并复辟得逞，列宁、毛主席没有直接见证过复辟得逞的实际，因而不可能从革命导师那里拿到现成的解决方案。倒是朝鲜处理金成泽，为解决党内同志式的走资派敌人，进行了榜样性的尝试。 1962年1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首次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1964年8月的一次谈话》又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1965年9月，毛主席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还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文革中如能把解放战争时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彻底革命精神，运用到处理走资派上，按完整贯彻“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是你死我活的”的原则办，把走资派斩草除根，结局如何？把2800万革命先烈牺牲生命、亿万人民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葬送，将几十个大走资派斩草除根也不过分。这不是残忍，也不是不人道，而是从一切反共反社势力对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势力残酷的杀戮中学来的。
二 为了能有清楚鲜明的具体认识，作些简要的回顾。 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主张暴力革命，1525年发表《告捷克人民书》，又称《布拉格呼吁书》，要求建立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亲身直接组织和发动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起义失败后不幸被俘，受尽酷刑拷问，1525年5月27日被侩子手杀害，无数的起义军战士也没能幸免。 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第一奠基人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著《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简称《乌托邦》，自然同当时英国的专制政权在思想理论方面势不两立。1535年7月6日，被英王亨利8世送上了断头台。从法院判决书可以领略其切齿的仇恨：“莫尔应由执行官押解回伦敦，然后从伦敦塔中提出，在伦敦游街，再押送到法场实行绞刑。绞刑致其半死时，不等气绝即对其加以凌迟，将其阴茎割下、腹部剖开、脏腑掏出烧毁，随后砍下四肢，在伦敦城四个大门各悬挂一个肢体，将其头颅悬挂伦敦桥示众。”其残忍残酷世所罕见，需要多大的仇恨才能做出这样的判决！ 法国革命家、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主要著作有《永久的地籍》。设想建立“共产主义公社”，鼓动人民起来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积极筹备人民群众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失败后1797年5月27日被凡多姆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巴贝夫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先驱者，被马克思称赞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奠基人。 马克思、恩格斯遭受国际资产阶级国家的迫害，多次被驱逐、终生颠沛流离，世人共知。之前的3个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被资产阶级诬蔑诽谤，郁郁而终。 1919年匈牙利革命成功，被内外反动派联合绞杀，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屠杀革命者的绞刑架被记者形容为和森林一样。 德国法西斯制造“国会纵火案”，无数的德共党员惨遭杀害；美国的“麦卡锡法案”，实在编造不出理由的一律送入疯人院，连姑娘选美都要表明反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印尼苏哈托政变，屠杀共产党人疯狂至极。 在“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前后，反动派屠杀革命者毫不手软，罄竹难书，记忆犹新的人还在。1976年后，“乔装打扮”而蒙混过了毛主席关的走资派司令部“何其毒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成千上万的“社教”、“文革”中涌现出的领导和积极分子，全部革职或判刑，有的致残，有的折磨致死。 自从有社会主义理论的几百年以来，代表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从未放弃过殊死的反对、镇压，全世界的反动派杀戮共产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群众，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了1.3亿。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内外旧社会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从共产党内产生的走资派，披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成为最有能力消灭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是比公开的帝国主义更有威胁的颠覆势力，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干成了苏东和中国的“共社”名实俱亡、名存实亡。革命成功后要是没有党内搞社会主义的领导掌握大权，坚决反对走资派和各类反共反社人物，社会主义能存在一天吗？反过来说，已经干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者，难道没有理由要求把最危险的“党内同志式敌人”斩草除根吗？这是极左？不是，是保持社会主义能持续不败的正确主张。
三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的输出扩张，中国的事情总是和外部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凡复辟倒退势力总是和帝国主义息息相关，任何一点进步总是内外联合围剿。帮满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日本，维护蒋介石反动派的美国。大凡国家在倒退时期的统治团体，总是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既缺乏鲜明正确的政治主张，也丧失起码的民族主义立场。“改开”按美国的“安排”办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社会主义的“悲剧已近尾声”，一位革命者同志的文章认定得十分正确，所余国企完全私有化后，一切反共反社势力就会提出另外的政治攻坚目标，最终会使社会主义由名存实亡变成名实俱亡。 “改开搞”时代，仰仗国际资本的鼻息，被革命赶走的帝国主义又被请回来，结束了的半殖民地又重新复活，国内产生了一大批一切以美国为准绳的体制内外高官、公知、精英人物，占据主流主导地位，把持了党政军和新闻媒体的重要领导岗位，殖民化思想意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切同苏联崩溃时十分相似。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外交、媒体等国家机关，仿佛是执行美国布置任务的下属机构。 中美定期战略会谈，“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成了中方接受新任务后签订责任书的现场交底会。美国俨然成了太上皇，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放开资本市场、汇率按美方的要求浮动等，几天做成300多项协议，中国则一一照办。议及到此，上海的卖空国企，不过是执行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仅存残余的一个步骤罢了，即使没有上海率先进行，也会有别的地区当先锋。机关枪再怎么连发，也是快速地一个一个的射出枪膛。 现在党内到底是否有资社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要回归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否是一时没有占据优势，另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左翼的势力范围强大了，形成了无法遏止的政治势力，才能逼迫上层分化出党内的健康力量，就像解放战争将要完全胜利时，才能有国民党军队的纷纷起义。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没有积累那么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恐怕连“重庆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此文应《悲剧已近尾声》的作者要求而作） （责编 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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