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暂时无派网友多年前在强国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旧文。在今天政府大张旗鼓地纪念邓小平一百一十周年生日的时候，重读这篇文章，我们仍能感觉到它的现实意义。在此我们将此文重发，以飨读者。
纪念邓小平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改革，就不能不纪念邓小平。很长时间，我一直想
写写邓小平，动手敲键盘的时候，却发现邓小平很难写。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大致地说，邓小平一生好象也只做了两件事。第
一件事，他自己对他女儿做了总结，那就是三个字：“跟到走”。也是，从红军长征
到新中国成立，除了这三个字，还有什么能更准确地概括他的前半生呢？第二件事
呢？就是启动了改革开放。
第一件事难写吗？不难， 只是“跟到走”的人里面优秀者太多了，而且，不管怎么
优秀，只要写他们，就不能避开毛泽东，因此，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毛泽东的第一件
事。另外，作为后来人，我们有多少有关邓小平的第一手资料呢？他女儿的书一
出，别人就更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所以，这件事不写也罢。难就难在第二件事上。
按理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天天都在改革的年代，一个改革开放的启动者怎么能不好
写呢？我之所以觉得不好写，是因为我拿不准一件事，那就是：此改革是不是彼改革。
谈起改革的今天，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感受是：改革推动了中国经
济的发展，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或者已经将中国的
社会撕裂。在经济上，这种撕裂表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在政治上，这种撕
裂表现在越来越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果有人说，改革在今天还和八十年代初
一样在中国社会有广泛的共识，那他不是在有意歪曲事实，就是过于天真了，只是
这种天真很不可爱。我理解，今天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修补
这个巨大的裂痕，使改革能在最广大的人群中达到共识。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改革是邓小平当年设想的改革吗？
第一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改革正是当年他设计的结果。
改革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想，这个定义的根
据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变成了“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对这个“特色”，十七大政治报告作了官方的定义，但根据个人对中
国社会现状的观察，我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象就是一个以私有制为主
体、以股份制为特征的“公有制”为辅助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这样一个社会经济
体系是一个不可能太长的过渡阶段，如果我们由着它按其惯性发展，它的合乎逻辑
的归宿将是资本主义。
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可以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
会。没有过，就不能肯定资本主义在中国行得通还是行不通。按照这个逻辑，旨在
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改革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邓小平有没有在中国发展资
本主义的想法，我不能确定，但我推测他可能有。比如，他就主张在“姓资姓社”的
问题上“不争论”。不争论，就是允许试嘛。还有，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他就说过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而且，“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为什么没有必要了
呢？是因为五十年后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吗？没人相信邓小平对共产主义有如此高的
乐观程度。对他这句话的合乎逻辑的引伸，应该是五十年后整个中国都将是资本主
义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只“好猫”吗？资本主义会
带来中华民族的崛起还是衰落？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是一样的：没有过，就
不知道结果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千秋功罪和改革的千秋功罪是连在一
起的，它只能由历史回答。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写邓小平很难。
第二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并不是当年他设想的样子。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有过许多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被反复强
调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不久前，又有人从邓小平历年的讲话和文章中摘录出了
“十个如果”。如果我们认真地用“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个如果”来衡量一下今天的改
革，就不难发现：改革早就走到他说的“邪路”上去了。如此说来，此改革可能并非
是彼改革，邓小平也不是今天的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当年的改革的启动者。
尽管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有过许多论述，不知为什么，他本人从来没有将他的想法上
升为“邓小平理论”。有意思的是，“邓小平理论”问世不到五年就被“创新”了。我在
一个贴子里说过这样一段话，“邓先生逝世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是中共历史上前七十年的几倍。这些日新月异的突破和创新，使‘江山代有才人
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千古绝句一下子变得那么可笑和乏味”。我有一种感觉
（很有可能是错觉），那就是：“邓小平理论”被总结出来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将
其束之高阁。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它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被突破和创新呢？因为它
不成熟、缺乏前瞻性？
如果第二种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么，邓小平就不应该为后来改革出现的问题负主要
的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今后改革的发展而“名垂青史”，而我们写他也相对容
易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为了民族的强盛，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但是，他
这件事做得多少有些缺乏深思熟虑，他的思路还比较粗糙。尽管他为改革限定了某
些界线，但却没有明确说明“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什么样的石头不能踩。在这样
的指导思想下，“越界”是很难控制的，而某些说法又给另有想法的人提供了很大的
“自由发挥”的天地。另外，邓小平在改革的启动过程中也有失误，那就是：他没能
始终坚持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改革依靠的不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工农群众，而是少数脱离实际和不负责任的“精英”；整个改革的过程坚持的不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民主作风，而是“不争论”的家长式作风。这样一来，一
场本来可以振兴民族的伟大的改革事业，一开始就带上了不确定的因素。这不能不
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二件事”上的令人遗憾的缺陷。
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有人在刻意淡化毛泽东。说“主流”媒体在淡化毛泽东，我是
相信的，可要说普通百姓也将他淡忘了，我觉得不太符合事实。但是，除了在“特
色”理论的第一句中还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邓小平理论”，无论是在媒体中，还是在
普通老百姓心中，邓小平倒是真好象在很快地淡出。历史通常是严肃的，但有时也
会显露出它的诙谐之处：比毛泽东整整晚二十年走进历史的邓小平，却比毛泽东早
得多地成了“历史人物”。我希望，在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我们能想起这位老
人，谈谈有关他的事儿。
（编辑：新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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