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被吵得不亦乐乎。我以为，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其本质都是持权抢劫。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国退民进”的三十年。其实质，就是官僚特权利用手中的权利分化、瓦解、抢劫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灾难过后，一个新型的、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产生了。 现在，开始实施“国进民退”。实质是官僚特权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肆抢劫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中国的又一场灾难。 所不同的，前一场灾难，是由中国的主流精英集团主导的。他们为权贵集团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他们和权贵集团狼狈为奸、共同作孽。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精英集团得势受宠。倒霉的自然是人民大众。因为新三座大山已经重重地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但是，后一场浩劫的不期而至，却是出乎短视的主流精英集团的意料。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在权贵集团抢劫完了国有资产，榨干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后，必然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下一个收拾的目标。而此时，对于权贵集团来说，主流精英集团就好比是被权贵集团实施强奸时用过的安全套，已经毫无价值。权贵集团会把一切罪恶推到主流精英集团的身上，让他们在遭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唾骂之后，顺理成章地将他们丢弃在废弃桶里。 就像左派早已看清了“国退民进”的灾难一样，对于“国进民退”的灾难，右派也看到了。胡星斗就是其中之一。胡星斗建言“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对目前中国的“国进民退”狂潮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例举的“国进民退”的十二项巨大危害，振聋发聩。 可是，胡星斗是糊涂的。 胡星斗明明知道“谁也阻挡不了国有企业的一路高歌猛进” ，却还是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他明明知道“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却还是提出了“致力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廉洁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的建议；他明明知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既定方针”不过是个大忽悠，还依然质问“我国是否已经放弃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既定方针？”…… 胡星斗的糊涂还在于，他只知道“国进民退”的十二大危害，却不知“国退民进”的危害一点儿也不次于“国进民退”；他不知道，正是由于三十年反动的“国退民进”，才有了现在的乌七八糟的中国；他不知道，在不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下，“国退民进”之后，必然是“国进民退”。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的本性使然。胡星斗寄希望于“国退民进”来替代“国进民退”，不仅是与虎谋皮。而就其效果来说，也无异于用砒霜代替敌敌畏。 就像当初的“国退民进”让资改派喜上眉梢一样，“国进民退”也让许多不明真相的左派朋友喜不自禁。 张宏良在他的《山西煤改——历史转折时期的又一重大信号》中说到：“继通钢事件中全国总工会宣布未经过职代会批准的国企改制一律无效后，山西煤改中山西省政府又宣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不能买卖。站在社会历史转变的角度来看，站在摆脱当前困境的角度来看，表面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这两个官方规定，却具有反转乾坤的重大历史作用：全国总工会规定，未经工人批准的国企改制——无效；山西省政府依据宪法宣布，国有资源买卖——违法，并且不是一般性违法，而是严重的违宪行为。这就彻底打掉了西改教（西化改革教）的合法性基础，为接下来向人民利益的回归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提供了一个政治突破口和历史阶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将有可能从此开始。” 在此，张宏良犯了和胡星斗一样的错误。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其本质都是持权抢劫。而张宏良、胡星斗之所以犯了同样认识上的错误，那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事情看得还不那么清楚的缘故： 前三十年，毛泽东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政民主管理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无知，毛泽东实行了违背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原则的官僚管理体制。毛泽东时代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不顾中国的实际，搞一大二公，把本该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做尾巴割掉了。 后三十年，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官僚管理体制根本未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却改掉了。该改的没改，不该改的改掉了。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乌七八糟的中国。君不见：封建官僚专制主义依旧大行其道，封建官僚资本主义肆虐中国，封建官僚买办畅通无阻，民族资产阶级苟延残喘，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新背上新三座大山。中国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革，社会制度一下子倒退了整整一百年。这就是我对中国现实的基本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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