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支山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大陆诸多有关50年代初期(1949~1955)的回忆中，这一时期往往被描述成充满了希望和朝气的蜜月时期。这样的感觉经验往往是在与其他时期的对比中获得的，比如与50年代中后期从反右开始的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之后的“文革”相比，50年代初期相对就显得让人怀念。当然，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回忆大多出现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而且是由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打击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来描述的。70年代末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对历史的控诉和部分否定中，必须为断裂的历史寻找连续，而这连续的交接点就落在50年代初期。比较典型的是王蒙的小说。80年代的“反思文学”中，他是最为著名的一位，这位有着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作家，对他所“反思”的那段历史，有着理想性消亡的困惑，一条好好的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岔了，最后连我是谁都困惑不已。但尽管如此，他仍保有对于出发点的理想的信念。这就是他1979年出版的旧作《青春万岁》，写的正是50年代初期的青春理想，他称之为“带着露珠的小草儿”，“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50年代中学生活中的某些优良传统和美好画面(例如：对于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提倡;团组织和班集体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生动活泼的工作;同学之间的友爱、互助及从中反映的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起来的师生之间的新型关系;特别是一代青年对于党、对于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深情……)不是仍然值得温习、值得纪念的吗?”(《青春万岁•后记》)《青春万岁》的出版，对于王蒙的青春，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纪念，但某种程度上，王蒙也将之看成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出发点。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接续上。

　　当然，对5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非所有的叙述都如王蒙般美好，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原因当然很复杂，有个体的差异，也有代际的区别。王蒙的青春是和革命绑在一起的，王安忆则缺少这样的体认。而那些带着沉重包袱进入新社会的人，比如吴宓，作为被改造的对象，他对50年代初期的感受，就更与王蒙有着很大的不同。1952年他的思想改造总结被京沪渝报纸刊出，友人告知该文被政府译成英文对外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他的反应则是：“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对若人矣。”又如参加小组学习会，“勉强发言，谓早知美国之弱点，作战必遭败衄。又谓必全亚洲解放，乃得和平云云。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1]因此，某种程度上，这种蜜月体验，可以说是基于左翼革命逻辑内部的体验。中共革命获得全国的胜利，诚如艾奇逊所言，一方面是国民党的腐败和渐失民心，另方面也是“中共则经由严酷之纪律训练，并有疯狂之热忱，用能自居于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之地位，以求售于人民。故国军无须被击破，而即已自行解体”。[2]中国革命在向全国迅速扩展的同时，其“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的革命逻辑也必要向全方位渗透。当艾奇逊仍寄希望于中国“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重行发挥其力量，而将此外来桎梏，扫荡无余”时，毛泽东则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例，反击说，那些“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这种基于左翼内部的革命体验如何扩展到整个社会，将个人有效地纳入、整合到国家中，并形塑革命中国的形象，这是中共建政后亟须处理的问题。在理论上，中共依赖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这样的论述在实践中借助抗日战争形成强大号召力，吸引了大量的左翼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使中共具有了“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之地位”。而现在，这样的经验则需要扩展到全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新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落实

　　在中共50年代初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新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国家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新爱国主义”有着明确的内涵：“今天我们所讲的新爱国主义，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我们用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为的是一方面和反动的狭隘爱国主义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过去在新中国没有诞生以前那种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爱国主义相区别。”所谓的“反动的狭隘爱国主义”是指那种“极其自然发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还没有和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往往和那种只看到本国的利益、看不到其他人民利益的自私思想和唯我独尊的自大思想，以及和那种——怕与外国接触的闭关主义、怕与外国合作的孤立思想，以及狭隘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本国的反动阶级，本国的野心家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还有站在幕后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就抓住这个弱点，利用人民群众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感，进行欺骗，来实现他们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世界进步力量的卑鄙目的。把它引向狭隘的爱国主义错误的道路”。而“革命的爱国主义”正和“狭隘的爱国主义”相反，“如果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反动派用来进行反人民活动的一个工具，那么革命的爱国主义就是人民在革命中极其重要的武器。如果说狭隘的爱国主义把人民中间原先自然发生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恶意地引向错误的道路，那么革命的爱国主义却发展了这种真正爱国主义情感，使它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而“新爱国主义”因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较之“革命的爱国主义”，其“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则“要伟大得多”。“新爱国主义，不是说它和五四以来的革命爱国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指它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意义”。这个内容就是“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 [3]

　　这样的论述，重点是将爱国主义同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进行连结，使得爱国主义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获得政治内容，一方面使它和旧政权的“国家至上”和“民族复兴”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相区隔;另方面又使自身与“革命的爱国主义”在时间上相延续，以获得历史合法性，同时又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新爱国主义”尽管也以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媒介，但并不以此作为其合法性来源，其合法性基础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而5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并发展被有意识地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进行因果关系的连结，则被认为是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结果。[4]因此，当革命论述在不失其正当性和有效性并被广泛接受时，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政治内容的结合，就会产生出极为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这也是中共从抗战到建国初期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一个原因。而在今天，当新爱国主义所赖以建立的国家论述遭遇到合法性危机时，它就部分地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因由这种理想性的缺失，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被狭隘的爱国主义所替代。

　　尽管有了“新爱国主义”的论述及普遍的思想教育，但要使之深入人心并培育出国家意识，却还需要一场以运动模式为载体的全方位的组织动员来完成，而“抗美援朝”运动以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国家制度”成为“新爱国主义”运动的最主要内容及载体。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到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历时近三年。在国内展开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致经历宣传教育、普遍动员和与日常工作生活结合几个阶段。

　　前期是抗美援朝开始前的“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1950年5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布通告，“号召我国广大人民在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瑞典会议的禁用原子武器的宣言上签名”，以表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 [5]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响应世界工会联合会组织的“全世界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周”，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其最主要论述是：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朝鲜的行动表明，它正阴谋扮演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角色。为了保卫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保卫新中国，我们一定要反对美帝侵略。

　　运动开始阶段：1950年11月4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其中提到：“唇寒则齿亡，门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的，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6] 11月2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通告，“要求在全国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主要任务是“普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政治教育，推广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以唤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于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扫除美国帝国主义残存在中国一部分人中间的有害影响”， [7]由此开始了广泛的时事宣传教育阶段。

　　运动高潮阶段：1951年5~6月，鉴于朝鲜战争不会短期内结束，1951年3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布通告，要求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通告还详细规定了在5月1日，“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举行大示威，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为示威的主要内容，推动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更进一步”。同时，还要求“全国各宣传教育文化机构，包括学校、夜校、文化馆、图书馆、识字组、读报组、报社、广播台、画报社、出版社、书店、文学团体、音乐团体、美术团体、戏剧曲艺团体、文艺工作团、电影厂、电影幻灯放映队、电影院、剧院、游艺场等，以及全国各公共场所，包括工厂、商店、市集、旅馆、车站、列车、交通要道、公园、名胜区、庙会等，均制定今年内的宣传工作计划，来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需要”。 [8]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又发布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属烈属”的号召，使得抗美援朝运动同各阶层人民具体的日常工作生活能密切结合，并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绝大多数人民步伐整齐的进军”，是人民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个便利的形式。

　　周恩来如此评价：“这次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抗美援朝这个运动收获是很大的，假使没有这样的敌人，我们是不会把这些力量都动员起来的，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很感谢美帝国主义给我们的教训。过去是国内敌人把我们逼成一个强大的力量，今天是国外敌人又要把我们逼成更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可以断言的”。 [9]

　　“三视”运动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视”教育是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宣传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恐美”思想比较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而“亲美”、“崇美”则较多地存在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界人士中。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从国家意识建构的角度，也必须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确立一个对立面，肃清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问题，中共也是非常重视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毛泽东就少见地对此接连写了数篇文章批驳、回应。 [10]

　　为了更好地进行“三视”教育，中共专门编写了《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的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其主要的论述逻辑。第一部分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从“目前”到历史，共列数十条事例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第二部分是“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指出美国被少数资本家控制，对内政策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绞杀民主，绞杀文化;对外则是侵略和战争的政策。第三部分是“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孤立，在军事上也存在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等弱点，虽然有原子弹，但并不可怕等等。 [11]这是至上而下的宣传提纲，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还必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配合，还要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自己，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比如各种控诉会，以群众亲历、亲闻、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使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与自己的真情实感相结合，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1950年12月中共就要求“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团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并提出如下五类人做演讲，效果最好。“或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人，进行有系统的演讲;或由曾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腐败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国主义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曾受日寇蹂躏的人，将日寇的荼毒与美帝对比;或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