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中国革命 查看内容

人民公社岁月(1-28)续

2014-8-27 23:5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136| 评论: 1|原作者: 古彭万俟轩|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九、话说乱葬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许多主流媒体经常有文章介绍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很多很多人,有的地方因为死的人太多没法掩埋,都扔在村头的乱葬岗里。  我这篇《话说乱葬岗》的文章本来不在《人民公社岁月》的写作计划之内,因为有一个读者突然进入我的博客,而且非常轻蔑地质问我:“你知道农村的乱葬岗吗?那里都是‘饿死鬼’,那里都是饿死的冤魂!你不要再说假话欺骗人了!”  于是,《人民公社岁月》里就多 ...

  九、话说乱葬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许多主流媒体经常有文章介绍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很多很多人,有的地方因为死的人太多没法掩埋,都扔在村头的乱葬岗里。

  我这篇《话说乱葬岗》的文章本来不在《人民公社岁月》的写作计划之内,因为有一个读者突然进入我的博客,而且非常轻蔑地质问我:“你知道农村的乱葬岗吗?那里都是‘饿死鬼’,那里都是饿死的冤魂!你不要再说假话欺骗人了!”

  于是,《人民公社岁月》里就多了这篇《话说乱葬岗》。于是,我只能再次拿出一些资料和数据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个读者问我:“你知道农村的乱葬岗吗?”

  我当然知道,而且知道得可能比他更清楚!

  我们村有两处“乱葬岗”,一处坐落在村东南角300米处的“大洼”,一处坐落在村后200多米处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一处低洼存水不能耕种,一处土层太浅无法种庄稼。而且这里非常荒凉阴森,一年四季都被一人多深的荒草覆盖着,荒草里面还藏着蛇、刺猬等野生动物。我小时候因为割草经常光顾这里,所以对这里最熟悉不过。那时候我们年龄小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几个小伙伴经常把乱葬岗里的骷髅当球踢着玩。

  乱葬岗是做什么用的呢?的确是扔死人、埋死人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所有死人都朝这里扔,更不是因为饿死无人掩埋才扔到这里的。

  我们这里风俗,“乱葬岗”就是把无主的死人葬在这里。比如,一个外乡人突然莫名其妙死了,大家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无法通知他的亲人,就临时把他埋在乱葬岗里。以后死者亲属或后人寻来,再将遗骨扒出来带回去。除了无主的外乡人,就是扔那些刚出生不久就去世的孩子。这里的风俗是,人死了都要进“老林”(林地,也叫坟地,是某家族统一集中埋葬死人的地方),但戏子、婊子(因为她们身份低贱)是不能进家族“老林”的。既便如此,这些戏子、婊子也不会扔在乱葬岗,大多会找一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掩埋。

  埋在乱葬岗里的坟全都是“无主坟”。所谓“无主坟”就是不知道死者身份。比如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我们这个山头上战斗很激烈,有很多国民党兵死在这里。战争结束了,因为不知道他们家住哪里,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些尸体掩埋在村头乱葬岗。以后每年清明节,善良的好心人还会给这些“无主坟”添一锨土。我可以肯定地说,人饿死后扔在乱葬岗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即使真的饿死也要埋在自家老林里,因为扔在乱葬岗本身就是后代对先辈的不敬,是要被人家笑话的。只要还有后代,就不会把尸体扔在或埋在乱葬岗。有人说把死人扔在乱葬岗里,这是不懂农村丧葬习俗的表现。

  幼小的孩子因为还没有成人,所以死后一般也不进“老林”。农村把这些刚生下来不久就夭折的孩子称为“讨债鬼”,死后都扔在乱葬岗里。特别是那些幼小就死去的孩子,大人还故意放在乱葬岗里让野狗撕扯。我们到处踢着玩的那些骷髅,其实就是这些过早夭折的小孩留下的。

  乱葬岗里的坟一般都不多,我们村上的两个乱葬岗,一共只有十多座坟,还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只有一座坟,据说是解放初期一个外乡人突然病死村头,大家把他掩埋在乱葬岗里。

  1970年之前,我确实经常看到乱葬岗里扔着不少死孩子。那个时侯,我已经在大队医务室工作,对造成农村许多婴儿夭折的原因知道得非常清楚。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接生不不科学。那时候,每个村子都有一到两个接生婆,她们都是年龄比较大、过去生过很多孩子的妇女,接生全凭老经验。她们的接生方法既原始又简陋,婴儿脐带都是用农妇做衣服的剪刀剪断的,使用时根本就不消毒,所以造成感染的机会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侯婴儿发病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小儿脐疯”,一般是出生六七天开始发病,主要症状是发烧、“抽风”。这种病很难医治,最后都会慢慢死去。据统计,那时侯婴儿夭折死亡,有90%以上都是这个疾病造成的。

  其实,那时候农村妇女都有这一痛苦的经历和体会。由于1970年之前农村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般妇女都会生育七八个孩子,有的甚至生育10来个。而成活率平均只有50%左右,大部分婴儿都在刚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其主要杀手就是这种“小儿脐疯病”。这也是乱葬岗里死孩子非常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进大队医务室不久,县、公社、大队三级合作医疗曾就婴儿死亡问题做过详细调查,最后得出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产后感染。我记得当时县里医疗卫生部门发给医务室一份调查报告,把“小儿脐疯病”作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占婴儿死亡总数的90%以上。

  我后来还针对这一情况到外地做过一些调查,他们的结论跟我们这里基本一致。我还就乱葬岗的问题咨询过他们,他们也说当年的乱葬岗主要是埋“无主坟”,另外就是扔那些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没听说饿死人,更没有人把饿死的尸体扔到乱葬岗里。

  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得到彻底扭转,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已经逐步改善,妇女生孩子都到医院去了。那时上级还明确要求每个大队医务室都必须配备一名女性赤脚医生,专职就是防治妇科疾病和接生。从1970年起,公社卫生院每年都对各大队负责接生的女性赤脚医生进行培训。大队医务室的接生条件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进步,除了难产,一般顺产都不出大队,赤脚医生完全可以胜任。接生不要花钱,最多是孕妇家人为赤脚医生端来一碗馓子红糖茶。由于医学进步,也很少再有孩子得“小儿脐疯病”。由于小孩死亡越来越罕见,而且也再没有外乡人死在这里,乱葬岗就渐渐失去作用。到70年代中期,我们村两个乱葬岗先后废弃,低洼的那一处改成稻田,山坡上的那一处栽了果树,无主坟也都迁走,现在已经看不到乱葬岗的任何痕迹了。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看了我的这段文字,都会理解当年的乱葬岗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也就不会再相信什么“饿死人没地方掩埋都扔在乱葬岗里”的谎言了。

  十、农村接生婆

  我本来准备将计划中的《人民公社岁月》30篇系列文章顺利写下去。但是,一些网友的质疑,促使我不断修正原来的写作计划,同时还必须再查找一些新的资料,增补一些新的内容,帮助那些有疑问的网友弄清楚当年曾经发生重大事件和事实真相。

  今天(9月8日)早晨,网友“bingh”在我的《人民公社岁月(9)话说乱葬岗》一文后面发表评论说:“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家乡在哪里?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解放以后婴儿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而且人民公社都有卫生院,不会是用接生婆接生,你说的情况是在解放前的农村吧!如果你不能解释你的家乡在哪里,那就是假的。”

  我的“家乡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说的是不是事实。这位网友一共提出3个问题:一是“解放以后婴儿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二是“人民公社都有卫生院,不会是用接生婆接生”;三是我描写的是“解放前的农村”,而不是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村。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再次明确告诉大家,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大量数据,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农村婴儿死亡率确实就是这么高。

  先说说我周围的一些实例。

  我的老母亲在20年中先后生育了9个孩子,最后只有我们兄妹5个成活下来。其中有一个弟弟是1965年出生的,活到1岁多时出疹子(即天花)死去。从1967年到1973年,先后又有3个弟弟来到人世,但都在出生一个星期左右患“小儿脐疯病”,“土”、“洋”办法治疗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死去的。我岳母一辈子生了10个孩子,最后只有3个成活。我爱人的大哥比二哥年长15岁,中间有7个孩子刚生下不久就死去了,其中有4个是解放后出生的。我家前院的一位妇女,一辈子生下12个孩子,只成活了3个,死掉的9个孩子中,有7个生于解放后。我所在的生产队老队长(1970年之前),他老婆先后生了11个孩子,最后成活5个。1970年之前,我们大队绝大多数4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都生过四到五个以上的孩子,其中有50%左右没有存活下来。这个数据是我们大队医务室调查妇科病时统计出来的,绝对真实、可靠和准确。我在《人民公社岁月(9)话说乱葬岗》一文中,说婴儿“成活率平均只有50%左右”,这是有事实依据的,绝不是笔者的杜撰。

  第二个问题,1970年之前农村是否用“接生婆接生”。答案是肯定的。我母亲生下我们兄妹9个,没有一次去过医院,都是在自己家里请接生婆生产的。我曾调查过,那个时侯到医院去生孩子的妇女非常少,除非出现难产、大出血等紧急情况,家人才会把产妇送往医院。产妇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生孩子呢?首先是路程远。我们公社一共24个大队、176个生产队(1970年数字),距离公社卫生院(设在公社驻地)最近的大队5华里以上,最远的将近30华里。那时候交通工具非常落后,到公社医院看病、生孩子是十分不便的。我们这里属于平原,只有少量小山丘,如果是山区的农村,到医院去就更不方便了。其次是妇女没有到医院生孩子的习惯。那时候农村妇女实在“厉害”,怀孕后一直参加生产劳动,直到快生产了还在农田里忙活,我们村就发生过两例把孩子生在大田里的事。三是很多妇女不把生孩子当回事。有的妇女,孩子生下没有成活,当时哭几声,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我这样讲绝不是说那时候妇女心肠“狠”,而是实际情况。她们在20多年中生了很多很多孩子,有时候连孩子生日都记不清,对一个刚生下就夭折的孩子,她们已经麻木了。现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刚怀孕就宝贝似地“供”起来,几家人围着孕妇转,还定期到医院做孕前检查。现在去医院生孩子起码要几千元费用,与那时候是没法比的。关于“接生婆”,我们那里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普遍,部分村队,到70年代末还有。其实,尽管有“接生婆”,也不是所有产妇都请。一般来说,年轻妇女生育头胎、二胎是要请的,而不少已经生过几个孩子、自觉有经验的妇女,就在自己家里生,至多婆婆、小姑子在跟前帮一下忙。上面的三个原因中,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当事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医院远不方便。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才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还有专门培训的卫生员、接生员,孩子死亡率大大降低,接生婆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他怀疑1970年之前,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不至于如此落后。其实,这位网友可能不了解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1970年之前,特别是1965年“四清”运动之前,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是十分落后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农村普遍开展合作医疗,同时又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卫生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才开始改善。但真正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则是7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

  关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我想再介绍一些重大事件和相关数据,来说明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

  1965年6月2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该指示的核心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原文如下: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个著名的指示,从另一侧面充分证实当时农村卫生状况是多么落后,要不然毛主席也不会发出这一指示的。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卫生部在送给毛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工作上的失误。原文如下:

  “由于卫生部领导长期把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在城市,以致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迄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 2亿5千余万元,占 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 16%。这就是说,用于 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 5亿农民的还多。”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当时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积极组织卫生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情况,提出落实指示的具体要求,敦促卫生部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

  “六·二六”指示是一年后的1966年秋天才公开的。这一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1965年1月,毛主席还指示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卫生部党组随后决定将城市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毛主席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

  上述介绍,从不同侧面证实: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至少到1970年以后才开始改善。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新中国建设以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成就,只是想说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是逐步好转的。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后什么都好,好像一天就改变了旧世界,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不论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我知道,网友提出某些质疑是出于好心,也是善意的。他们之所以提出来,主要是担心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公社。所以,我应该对这位好心的网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十一、三妮要读书

  三妮比我小4岁,1972年刚好15。因为她上学晚,15岁才在大队“戴帽中学”(文革开始后提倡就地办学,很多中学特别是初中都搬到农村基层来办,初中称“戴帽中学”,高中称“联办中学”或“联中”)读初一。可是就在这年夏天,三妮突然辍学了。

  1968年春天,三妮爹患肺结核病在医院查出来。那时候这种病是很难治的,大家闻之色变,都习惯把这种病说成“痨病”,有文化的人说是和林黛玉一样的。“肺结核”这个新名词,大家是后来才知道的。三妮爹初得病时很轻微,本人也没当回事,直到后来突然咯血,三妮的娘才开始着慌,用平板车拉着他四处求医。

  三妮爹是从1971年秋天开始咯血的,断断续续大半年,到1972年初春时突然重起来,后来竟卧床不起了。三妮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在大队“戴帽中学”上初三,一个在山口(公社驻地)中学上高二。本来家庭生活就不是太富裕,爹病重后,生活越加困难起来。一家三个孩子上学,全靠一个妇女挣工分,日子过得实在够呛。三妮娘权衡再三,决定两个男孩继续上学,把三妮的学停下来。那时候农村还是有点封建的:三妮是女孩家,学上得再好最后也得嫁出门,书是给人家读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三妮回家能帮她娘收拾一些家务,在这方面,女孩要比男孩强得多。

  三妮辍学后,心里非常难过,背地里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有一次我去大队医务室,正好路过她家自留地。发现三妮在苇丛里哭泣,一问才知道,她娘不让上学了。

  三妮说,就是因为上面有两个哥哥,所以爹娘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不让她读书。后来还是学校老师到家里多次动员,她爹娘才松口同意。可是当她上学时已经9岁了,比别人家孩子晚了两年。现在,好不容易到手的读书机会又突然失去,她心里很难过。我听了她的叙述,也很同情她,就问:“你还想上学吗?”她眼里含着泪,重重地点着头说:“想,做梦都在想!”

  我一听忙告诉她,那你就不要哭了,我去跟老师说说,让他们做你娘工作!

  她听后直摇头,连说恐怕不行,老师已经来过好几回了,她娘根本听不进去。

  我只好安慰她,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学校。因为学校就与大队医务室挨边,平时没事我总喜欢朝那里跑。喜欢去学校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为了看报纸。那时候,大队报纸都是先送到学校,里面有我最喜欢看的《参考消息》。学校校长姓黄,是本大队的一个资格比较老的民办教师。他说,老师已经去三妮家三次了,但一直没有做通她娘的思想工作。我问原因是什么,黄校长说主要是家庭困难。我替他出主意,学校不能免去她的学费吗?黄校长笑了,这话还要你说,她的学费一直都是免收的。包括他哥哥,这几年也没收学费。黄校长考虑一会,突然对我说,光免学费不是办法。他们家太困难,如果想动员三妮上学,就得先解决她家的后顾之忧。你爹是队长,去跟你爹说说,让生产队帮他们一下,我们学校再发动学生,帮她家多干些农活和家务,她娘也许就能同意了。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好,答应回去就跟爹说。

  当天晚上,我把三妮辍学的事告诉了爹,并把照顾她家的事也顺便提出来。我爹一听,当即就说,生产队一直都是照顾她们家的。向和(三妮爸爸的名字)患病后,生产队就安排他看护山林,不仅活轻,阴天下雨还能记满分。去年底决分(年终分红)他们家透支80多块钱,队委会研究后都给他们免除了。现在看病都是合作医疗,除了挂号,也不要花什么钱,还要生产队怎么照顾他家呢?我说,向和患病需要增加营养,是要花钱的。能不能到公社给他家争取一些救济或补助呢?爹说,上次到公社开会,他专门到民政助理办公室,给向和申请了15元救济款。民政助理说,这种救济款一年一个家庭最多只能申请两次。听爹这样一说,我考虑半天,又出主意说,就不能想点办法,生产队也补助救济他们一点?爹说,那得开队委会研究,看看大家是什么意见!

  第二天上午,我到学校找黄校长,把我爹答应开队委会研究的事说了,黄校长很高兴。他说,他已经在做早操的时候向老师和同学做了动员,让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帮助生活困难的三妮家,好让三妮回学校读书。我听了以后也感到很高兴,说学校真负责。黄校长摆摆手说,别夸了,哪是负什么责!现在上级要求很严,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儿童失学。如果出现失学儿童,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生产队和学校的“助学”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学校动作很大,除了继续给三妮免去所有学费外,老师还决定,她的所有书簿费、课本费以及学习用具等,都由老师负责包下来。12个班级统一发动捐助活动,其中16个老师捐了33元钱(每个老师2元,校长3元),380个学生捐款63元零6毛,加上老师捐款,一共96元6毛。这些钱准备在动员三妮上学时一起交给三妮娘。学校还做了分工:3个初中班学生,由老师带领负责三妮家的农活,包括自留地各种庄稼收割、脱粒、播种等;5年级(那时候没有6年级)学生,轮流安排年龄大些的到三妮家料理家务,比如打扫院子、挑水、出粪池子(农村的一种沤肥料的池子)等。

  队委会研究的结果也很快出来了。三妮爹病重卧床,就照顾性的把看护山林的活交给三妮娘,每天记6分,阴雨天不扣,平时拉三妮爹看病耽误的工也不扣。另外,每月再给她家补助5块钱。年终分红时如果透支,就全部免除。队委会意见拿出来后,生产队又专门召开社员大会,把研究意见公布出来让大家讨论。结果大家基本没有意见,只有一个常年犯胃病的社员提出来,他的情况也需要生产队照顾。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几个社员站起来,一致指责他私心太重。眼看人家都快要死了,还跟人家争“照顾”。这一来,那个社员就低着头不敢说什么了。

  动员三妮上学那天,我与黄校长等人一起去了三妮家。黄校长把老师学生的捐款递给三妮娘,然后把学校各班级准备如何帮助她家的计划也告诉了她,最后才提出让三妮去上学的事。三妮娘一开始还以为大家是纯粹劝三妮上学的,有些不高兴。后来看到这一情况,愣了半天,二话没说趴在地上就给黄校长磕头。大家一见慌了,连忙把她拉起来。我也很感动,当即表态:以后向和哥(论乡邻称呼我和向和是平辈,三妮应喊我叔)除了去公社卫生院拍片、化验(当时,大队医务室还无法做这些医疗检查)外,打针就不要再到医务室去了。你们每天只要拿2分钱复诊挂号费,我就把需要的针剂和口服药都带回来,每天早晚两次来给向和哥打针。她一听,嘴里哭着喊“太麻烦大兄弟了”,然后又想跪下来,被我一把扯住了。她还说,生产队也千方百计照顾她家,现在的光景比狗蛋(三妮大哥)他爹好好时还强些,真得感谢大家,感谢党和毛主席啊!

  当大家要走的时候,三妮娘拍着胸脯保证:你们放心,明天一早就让三妮去,再不要你们来第二趟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当年的三妮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记得,三妮爹是1973年夏天去世的,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两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由于生产队一直照顾他们家,学校也一直帮助他们家,而且向和去世后,三妮娘不需要继续拉他到处看病,他们家的日子反而比三妮爹活着时还要好,家庭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起来。他们兄妹三个没有一个中途辍学,两个上到高中毕业,三妮上到初三,因为没有考上高中才回的家。三妮二哥1977年恢复高考时还考上南方城市的一所大学,毕业分派到县城里当中学教师,直到现在还没退休。三妮20岁那年出嫁,婆家距我们村20多里路。因为我很少回家,三妮娘去世后,她也很少回娘家来,所以我有几十年没有见到她了。三妮娘是1988年秋天患肺癌死去的,乡邻们都传说,她的病可能就是当年丈夫传染的。

  真是巧得很。今年清明节,我在回去上坟路上竟碰上了给爹娘烧纸的三妮。她已经变成了老太婆了,头发白了一半,岁月的沧桑在她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她见到我非常激动,老远就跑过来:“XX叔,那些年真是亏了你们哪!可惜俺不争气,没把书念好!”她还说,那时侯亏了有集体、有生产队,他们兄妹三个能上起学。要是搁现在,别说父亲还有病,就是没病,一家也养不起三个学生啊!她接着又难过地说,她娘生病时,他们兄妹仨拼了两万多块钱,她家的7000多块钱还是东凑西挪借来的,好几年才还清。要是像过去那样有合作医疗的话,她娘也许不会走得(指去世)那么早!说着她的眼圈红了起来,她凄凄地说:“俺娘从查出病动手术,只活了不到半年!”

  我听了她的话,也觉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十二、巧手樊梨花

  那几年,范丽华的名气很大!不仅我们本大队社员知道,提起范丽华,全公社也有很多人知道她。她名气大的原因,一是名字起得响亮,二是手巧。范丽华这个名字,与历史上征战疆场的女将“樊梨花”重名(其实只是谐音,三个字写法没有一个相同)。别人提起我们生产队时,都会说:知道知道,你们队有个“樊梨花”,是“拾棉能手”。

  范丽华是村西头范老五的二闺女,1972年时20周岁。范丽华个头不高,但长得挺秀气。瓜子脸,红中透白,像熟透的桃子,模样挺喜欢人。1972年之前她还没啥名气,是公社组织的一次劳动竞赛给她扬了名。

  范丽华从小手就心灵手巧。跟妈妈学女红,学烹饪,学做家务,样样都比姐姐学得快,而且比姐姐做得好。1972年,她高中毕业回家劳动,不久就被生产队安排到棉花专业队。那时候,生产队按照农活不同分成若干专业队,除特殊情况,专业队一般不参加其他农活。比如蔬菜专业队,专门负责种蔬菜,一般只有三四个人。忙不过来时,生产队再派人搞突击。还有水稻专业队,整修“稻母地”(指育苗“秧板田”)、落谷、施肥、防治病虫害由专业队来干。等到大面积插秧、收割时,才动用生产队全体劳力。棉花专业队比其他专业队人数多一些,但活计较轻,多以妇女劳力为主,而且女青年在数量上占优势。因为棉花生产周期比较长,所以一年中,这个专业队的存在时间最长。

  棉花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作物,也是生产队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相对其他农作物,棉花的生产环节和技术含量都比较复杂,不仅占用人力多,还需一定技术。所以除了棉花移栽和大面积采摘需要全队劳力出动外,其他诸如“打”营养钵、下种、抖沟、施肥、喷药、打棉杈这些技术活,都是专业队自己来干。

  范丽华一进棉花专业队就显示了她的灵巧特长。她不仅迅速掌握了许多植棉技术,而且操作速度也很快超过其他人。比如打棉杈,每人分两趟,她总是第一个干完,而且“打”得又干净又好。从7月下旬开始,棉花陆续地零星开放,专业队就开始采摘。等到8月上旬,棉花盛开,满地白花花一片,专业队忙不过来了,生产队就组织所有男女劳力突击拾棉花。

  有人不清楚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情况,都想当然地以为社员就跟小岗村的社员一样:干活“大呼隆”,偷偷“磨洋工”。其实远不是那样。那时候,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十几年,不仅各种机制健全,内部管理也是很成熟的。几乎所有农活都采取小段包工、以工计酬的激励政策。这种激励政策非常科学,不仅不能“偷懒”,而且机制制约你,使你无法“偷懒”。比如采摘棉花,并不是男女老少一齐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多干少一个样。采棉时,男女劳力一字排开,每人揽两趟,按顺序朝前赶。最后以采摘速度和采摘数量计算工分。同时还有人专门检查质量,质量不合格的要返工,甚至扣罚工分或者不给工分。落在后面的社员和返工的社员,不仅挣不到工分,而且十分丢人。记得有一次,我家前院四妞拾棉花落在最后,羞得回家趴在床上直哭,连晚饭都不愿吃。

  采摘棉花时,最重要的是讲究“三净”。所谓“三净”就是没有“眼子毛”,没有“鸡屎撅”,没有“花藏叶”。“眼子毛”是啥?,就是采摘时,棉壳内还残留少许棉花,飘飘的;“鸡屎撅”就是烂桃子里的棉花。这种棉花开不开,都像蒜瓣一样藏在棉桃壳里。因为这些未开的棉花,上面有黑色斑点或霉点,外观就像“鸡屎撅”似的,所以大家都这样称呼它。“鸡屎撅”属于次花,但不能扔,需要采摘下来分开晾晒。“鸡屎撅”晒出的棉花一般定为三级、四级,价格要比一级花便宜很多。所谓“花藏叶”,就是采摘时光顾速度不顾质量,棉花里掺杂干棉叶。“花藏叶”的棉花拾掇起来很费事,也很麻烦。这种棉花黑白相间,很扎眼,也很容易看出来。棉花收购站收购时很严格,只要发现“花藏叶”,就一律拒收。所以采摘时不能把干棉叶弄到棉花里。

  采摘棉花时,除了分开趟子看采摘速度,最后还要过秤看采摘分量。男女劳力分好趟子后,每人腰间围着一个特制的大布兜。这种布兜分左中右三个兜,中间大的那个兜盛放好花,两侧小兜,一个放“烂瓣”(即“鸡屎撅”),一个放“落花”。所谓“落花”就是采摘前已经落在地面上的棉花。这种棉花因为沾有许多棉叶和泥土,需要专门收拾。采棉结束后,生产队专职检查组要挨趟检查,然后进行综合评比。检查内容很多,主要看留没留“眼子毛”、“鸡屎撅”和“落地花”,棉棵上还有没有遗漏的棉花等。过秤时,再检查有没有“花藏叶”,还要看好花与“落地花”、“鸡屎撅”是不是分清爽,有没有“混杂”情况。几项综合后再记工分。

  那天,是我们队当年第一次集中劳力拾棉花。男女老少100多人都来了。作业组长(棉花专业队队长)分好趟子,大家就齐刷刷进了棉地。那一年棉花丰收,“伏桃”(三伏前结的棉桃,质量是最好的)多,一入秋满地白花花的,让人看着舒心高兴。一开始大家并没把范丽华看在眼里,以为她是第一年参加劳动的中学生,能跟上趟子就不错了。没想到几分钟后,范丽华就“蹿”在前面,把大家落下一大截。几个多年的“拾棉能手”不服气,立即齐心朝前赶,企图超过她。没想到,这些多年的“拾棉能手”全都败下阵来。到中午收工,范丽华不仅干得最快,质量最好,采摘分量也是全队最多的。这一下把社员们轰动了。范老五在我们生产队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炫耀,这回却因为女儿出尽了风头,满面红光地接受人们祝贺。

  8月28日,公社每年一次的“拾棉大赛”开始了。我们大队的参赛选手中就有范丽华,也是她首次参加比赛。大赛场地设在邻近大队的一块很大的棉田里。开展这种大赛时,围观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很多,大家都想目睹今年的“拾棉冠军”会花落谁家。48名(每个大队2名)选手中只有两名男青年,其余都是女的。大家各显神通,一进棉地全都五指并拢,两手出击,犹如仙女采花一般。这次大赛没有任何悬念,范丽华以无可分辨的优势夺得第一名,把第二名落下20多米远,采摘分量也比第二名重了2公斤。质量更是无可挑剔,是所有参赛选手中第一流的。选手们对范丽华另眼相看,大家尽管输给了她,但输得都很服气。观看比赛的各级领导和群众都围着范丽华看,喜欢家长里短品评是非的妇女们,都说这个“樊梨花”长得“真俊”。

  那年公社拾棉大赛搞得非常隆重,奖品也十分高级。除了奖状、镜匾外,第一名奖品是一台大型交直流两用收音机。这种东西那时候还不多见,只有大队广播室才摆那玩意。我们生产队也感到很光荣,专门开着手扶拖拉机把范丽华接回来,就好像接新娘子似地。从那以后,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我们队有个“拾棉能手樊梨花”。

  那时候,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各级领导,对不同行当的“生产能手”特别重视,除了给予很高的政治荣誉,还给予实际的享受待遇。生产队记高工分就不用说了,上级领导还会重用你。当年秋天,大队就直接点名要范丽华到大队担任农业技术员。这个好事还没开始实施,公社就来通知,调范丽华去公社农技站工作。这一来,我们大队轰动了,都说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才毕业不到半年的范丽华,一下子就变成了“公社干部”。

  范丽华这个“拾棉能手”开始风光起来,提起她大家都伸出大拇指。因为她人长得秀气,又是很醒眼的“人物”,而且还有很好的工作,所以成了很多青年小伙爱慕追求的对象,说媒的几乎把范老五家门挤破了。那时候,“劳动生产能手”真光荣啊!

  范丽华1976年24岁时出嫁,对象和她一个单位,是公社农科站的农技员。但这个小伙子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的,是正儿八经分配到我们公社的国家干部。范丽华出嫁举行结婚典礼那天,连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都赶来祝贺。

  1986年秋天,我在镇政府驻地的一家饭店门口见过范丽华一面。那时候她已在镇农技站工作,负责杂交水稻的制种繁育。我开玩笑问她:“不做你的拾棉能手了?”她笑着说:“现在都分开单干了,一家一户的,谁还种那么多棉花?我是有力使不上了!”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左向前 2014-8-28 01:21
责编,左向前

查看全部评论(1)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8 21:59 , Processed in 0.018280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