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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致信新疆党委:怀念三区革命五位烈士(续)

2014-8-28 22: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57| 评论: 1|原作者: 综合|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邓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怀念三区革命五位烈士(续)  五、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1999年7月13日  今天讲第五个问题:八大以后到“文革”以前十年大变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除了指导思想这部分以外,修改次数最多的是“文革”以前这十年,最难写的也是这十年。从三个方面回顾一下,十年中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那些搞错了,那些搞对了。现在的看法,在某 ...
邓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怀念三区革命五位烈士(续)

  五、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1999年7月13日

  今天讲第五个问题:八大以后到“文革”以前十年大变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除了指导思想这部分以外,修改次数最多的是“文革”以前这十年,最难写的也是这十年。从三个方面回顾一下,十年中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那些搞错了,那些搞对了。现在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可能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少会有点变化,提出来供大家考虑和研究。

  最近,吴冷西同志出了一本书《十年论战》,是从1956年二十大后《一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直讲到1966年3月《评莫斯科会议》,他的书比国史讲的这段时间提前了一点。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我们搞国史研究的人应很好地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同时把我们和赫鲁晓夫争论的“九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本书,结合起来读。

  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国际范围里的阶级斗争排除在外,只把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放在视野之内。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凡是讲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不只是讲国内,同时讲到国际。列宁没有在国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不管斯大林当时说的合乎不合乎实际,但是在理论上说清了一个问题,苏联国内消灭了阶级以后,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在一个国家内战胜了资产阶级,但是没有在世界范围里战胜资产阶级,就不能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斯大林说,恩格斯讲国家的消亡,是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国家才开始消亡。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不能说苏联的国家要开始消亡了。与此相应的,共产党也提不上消亡的问题。

  最近看《十年论战》,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确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点上,毛主席在我们党里,确实比谁都高明,他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讲这十年内有关阶级斗争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情况。

  第一节,上次讲到1962年,现在先从国内经济建设方面谈谈有关的问题。我们知道,1960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我们回击以后,他就把党的争论、分歧扩展到国家关系上,他单方面撕毁合同、破坏协定、撤退专家、断绝各种各样商品的供应。到1961、1962年时,我们不仅受到美国西方国家的封锁,同时受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处在四面被封锁的国际环境里。再加上赫鲁晓夫逼债,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抗美援朝,虽然苏联提供军火,但是斯大林要我们半价偿还,这笔钱,合起来比苏联给我们3亿美元的贷款高得多。1963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建设要特别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要寄托希望于别的国家的援助,同时,尽管困难,我们把苏联的欠款全部还清了,确实做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生产建设工作主要落在国务院计委、经委的身上,少奇同志还参加了一段经济工作的讨论和研究,在两个问题上确实有所贡献,一个研究了物资部的工作,提出了物资部等于第二商业部,毛主席原来的说法是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是商品,这时候少奇同志扩展为所有生产资料都作为商品,进行商品生产、进行商品流通。少奇同志提出要用经济工作的方法管理经济,跟经委一波同志创办托拉斯,先先后后成立了十几个托拉斯。有的托拉斯公司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下来,这件事情也应该说是少奇同志作出的贡献。

  1960年,进行大庆的石油会战,余秋里、康世恩、王铁人提出的要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5年我们实现了石油自给。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垮台。同日,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国防工业有了新的突破,1959年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实现了原子弹爆炸。这个事情对海外的影响特别明显,包括杨振宁,他了解到原子弹爆炸全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感动得掉下眼泪。

  1964年6月,美国轰炸北部湾,把越南战争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在中央引起了反应,1964年夏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转移到十三陵开,先后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备战。原来我们的“三五”计划是根据困难时候的情况决定的,解决的问题就是吃、穿、用。1964年,毛主席提出故人已经向越南的北方打过来了,这是对着越南,同时也是对着中国的,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反应。把吃、穿、用的方针,改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是要建设三线。沿海的工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工业,凡是有二套设备的都要搬一套到西南、西北去,有一套的也要认真考虑,是留在原地还是搬到大后方去。毛主席讲,过去我们的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为了三线建设,我们在投资方面把对农业的投资稍微转些用于工业。重工业,用于三线建设。

  三是1964年6月10日毛主席在会上讲过军事问题、准备打仗之后,再次讲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认为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7月5日毛主席又进一步解释这些条件的互相联系。他说:第二条“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革命者。”这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能办。第一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三、四、五条是,“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他在具体谈到第一条时还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这是一门主课。

  培养接班人这五条,作为防止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写进了《九评》。

  毛主席在修改《九评》时还亲自加了下面这段话:

  这“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1964年底,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到世纪末达到什么水平,到世纪末以后又要达到什么水平。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间改了好几段,其中重要的一段说,西方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曾经实现过大跃进,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在历史上不能实现前所未有的生产发展的大跃进?

  与建设有关的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时间里毛主席提出来的,那就是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当时有人民公社,城市里的医生下去以后,在人民公社成立卫生所、卫生站,培养赤脚医生,很快就见效,实现了全国性的规模。这是中国农村卫生工作一个大变化的时期,后来人民公社解散了,很多原有的卫生设备失去用处,赤脚医生转业的转业、不干的不干了。我有个儿媳在卫生部,她到农村去调查,还有外国人来中国考察的,都一致称赞说,那个时候的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是世界范围里没有搞得这样好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在经济工作有了明显进步的时候,我们政治思想工作也很快走到前面来了。在此前后,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以后又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全国学雷锋,全国学焦裕禄,1963年、1964年间,全国的工交部门从上到下建立了工交政治部。

  小平同志讲过多次,我们度过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全国共产党员的精神状态很好。因为多种因素多种条件凑在一起,形成了那么大的困难。本来陈云同志讲,农业准备用七八年的时间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结果1962年、1963年两年就恢复了,1964年到1966年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说20年都叫“左”,恐怕站不住。1960年底,农村十二条没出来以前,“左”还没纠正,当然是“左”。1961年,十二条出来后,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出来了,十中全会也开了,整个经济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恢复时期已经过去,重新又进入发展时期。1961年到1966年六年也说“左”,恐怕站不住。说20年的“左”是一贯制,值得研究,最低限度这6年不能叫“左”。

  很有必要把1966年和1960年经济的数字做点比较,1966年和1957年的数字比较,请张启华同志查一下有关重要的数字。十中全会公报和各种有关文件证明经济建设的前进,是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共同的成果,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节,实际是农村。经济工作前面已经说了,1962年以后,毛主席讲,全党的工作还是搞经济调整工作,他在会后着重抓农村情况的调查、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了解,到地方听汇报,看材料。1963年5月,半年多时间,批转了三大革命运动的7份材料,他写了一个批语,要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的干部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做到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我们国家的性质、国家的安定、国家的强大就有保证。以后,在杭州召集了一部分省市地委的同志开会讨论,会上拟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前十条,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十中全会公报为指导,结合对农村的情况调查、对农村阶级与阶级斗争情况的讨论,作了概括的研究,提出了问题,制定了政策,采取一定的步骤来解决问题。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讲用点面结合的方法,究竟点怎么抓?面怎么结合?把文件内容全部在农村范围宣讲,向农村进行教育,谁去宣讲?宣讲以后工作怎么做?是个好文件,怎么布置实施,当时还没有经验,全国这么大的农村,要一个村一个村去宣讲,宣讲以后怎么办?发现问题怎么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

  原来决定,文件先在农村宣讲,城市里以后和“五反”结合起来进行。1963年冬天,少奇同志转过来抓农村工作。1963年11月,他让王光美到河北桃园去蹲点,总结了桃园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解决了毛主席想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把当时的农村说成不做秘密工作就没法活动了,人家用两面政权的办法来对待工作队。扎根串联也还只能一个一个地扎,一个一个地串。少奇同志把这个材料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同意批转全国。在这以前,少奇同志到全国各省检查工作,有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后,又带着王光美到处宣讲。要每个省、每个市集中自己能够下去的干部,在省委的领导下搞一个县,在市委领导下搞一个县。北京的中央机关也是一样,每个部门都要尽可能的抽干部下乡,统统集中在通县。那时《红旗》、马列主义研究院跟学部也组织了一个队,大兵团作战,全国都这样干。少奇同志这样一抓,确实把局面打开了。开头毛主席对少奇同志做法很欣赏,说他抓了一年,工作没有打开,少奇同志一抓,局面打开了。

  河北省和北方局一起蹲点的一个县,15万人口,工作队去了一万五千人,蹲了几个点,一个村一千多户,工作队去了一百多人。我们也差不多,一个大队工作队员百儿八十八,一个生产队六七人。少奇同志还起草批发了关于夺权问题的指示。工作队到哪个村,就把权夺过来,不管那个村的干部是好是赖,都靠边站了,由工作队管事,只是在生产的问题上还依靠原来的干部。

  1964年底-1965年初,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四清”工作的总结,这时出了两个想象不到的误会,少奇、小平和毛主席布置一个程序性的会议,小平讲,这个会主席可以不参加了。毛主席不高兴了。另外,在一个会上,少奇同志正在说话,毛主席插进来讲话,少奇同志以为毛主席插话没几句,给打断了,原来毛主席想多说一点也不行了,毛主席生气了。到了下次会上,主席拿着宪法、党章来争取开会、发言的权利,弄得好紧张。讨论过程中,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毛主席1964年12月28日讲话中强调说:“我在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致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交叉的教育运动。一九六二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1965年1月5日,当陶铸同志谈到形势的新特点时,毛主席又说: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会本来都散了,过了年以后,1965年1月又要我们回来,原来的17条就变成23条了,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对。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其中有一条是过去很多文件里没有的,就是关于验收运动的几条标准,把运动搞好的标准是什么?

  “1964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各大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干部中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干部是参加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建立起来;(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主要是增产还是减产。”

  过去我们讲运动好坏,很少讲是否增产。这次的23条,除了讲前面5条以外,加了一条是增产还是减产。阶级斗争不能使生产下降!阶级斗争搞得好,除了把敌人制住以外,还要使生产向前发展,这个阶级斗争才是搞得最好的。就是说共产党的贡献大小。有无,归根到底,是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关系上,从1935年冬天到1964年整30年,有过小的磨擦,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说少奇同志有一条跟毛主席不同的路线,我认为不能这么看。1949年6月秘密访苏,1953年受毛主席委托,去征求斯大林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见,1956年去苏联帮助处理波匈事件,1960年代表中央去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各国共产党会议,都是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任务。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尊重的、是敬佩的,感到毛主席讲的东西总是比他讲得好,他要跟上去,要学习,这种心情我觉得是真诚的。但是,也确实常常发生磨擦,1962年一次,1964年一次,以前1950年两三次。他对毛主席的意见,想紧跟,同时想有所发挥、有所创造,不安于只是跟着说一说二,想要做出新的贡献,每次都是这样一个心思。因为辩证法运用得不够好,有时言过其实,搞出一些过火的东西,特别是在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过去没经验,又想做创造,结果就搞了些过头的东西。没有林彪、没有“四人帮”,少奇同志在“文革”时也不至于搞成那个样子。“炮打司令部”以后,刘少奇作了检查,毛主席说,好嘛!九大之前,主席还想继续选他进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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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解鹿刀 2014-8-2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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