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人品和罪恶，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比起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唐朝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宋朝戕害忠良的秦桧和现代祸国殃民的蒋介石等等这些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坏人来，邓小平品格之低下，为人之狡诈，行事手段之卑劣和给国家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都是前者们所难以比肩的。

邓小平一生中，为了升官，脱险，翻案，夺权，复辟，报仇，发财，荫子……，说了多少假话，写了多少假信，发下多少谎誓，玩弄了多少阴谋诡计，确实是随机应变，数不胜数，很值得搜集起来编一本书留给后人，以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这个极端狡猾，极端凶恶的反面教员充分发挥他的反面作用，以警示无产阶级的一代代后人：警惕啊！同志们！不要放过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

下面向网友同志们推荐一篇近日官媒披露的，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危境中的邓小平，如何向党和毛泽东同志伪言献媚，以求自保；而毛泽东同志又以怎样的磊落胸怀，教而不诛地对待邓小平。两相比较，这段史料生动感人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是何等地伟大，而邓小平是多么地渺小！毛泽东是何等地天下唯公，善以待人，而邓小平是怎样的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附：《新京报》：《文革中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书信联系》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近日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收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新京报》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直到5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泽东让他（此“他”应为汪东兴——宗琪注）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1971年，林彪叛逃，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第二年的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据2014年8月26日《文摘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