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
格雷果尔·班顿
谢山译
按:以下这篇专论,原刊澳洲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1994年6月出版的《东亚历史》第7期上, 作者格雷果尔.班顿(Gregor Benton),现任英国里兹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对中国近代革命史有深邃研究, 他写过几本有关中共与中国托派的书,备受中外学者的注意以至赞赏。他花了二十年光阴来研究和写作的《山火》 (红军於1934-1938年间奋斗於华南的历史),赢得海外「汉学家」的一致推重,并获得Philip E.Liliemchal 奖金。〕
在中国作家中,鲁迅即使不是第一个受到托洛茨基文艺理论深刻影响的,也是最优秀的一个受此影响的作家。 鲁迅是公认的现代中国大作家,可是,文学史家中很少人注意到鲁迅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思想关系,而且在 中国,好多年来,逝世的鲁迅被人利用来作为一尊政治正统的偶像,因而他同共产国际所憎恶的一个人曾有联系 的事实被有系统地隐瞒起来。中国官方甚至把鲁迅说成为反对托派的一个作家,据说他曾在政治上深恶痛绝托派。 然而,一九九三年出现了新的证据,证明那样理解鲁迅是错误的,同时也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内那些反对托派的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犯的一个大错误。
鲁迅从日文译本中读过托洛茨基所著的《文学与革命》一书,托洛茨基的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都写在这本书中, 这就促使鲁迅设法将此书译成中文,结果,韦漱园从俄文,李霁野从英文把它翻译了,韦漱园不久死於肺病, 於是李霁野独自译成,於一九二六年出版。鲁迅自己则从日文翻译了托洛茨基在苏共中央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 召开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说,一九二六年鲁迅又从日文翻译了《文学与革命》第三章中关于 亚历山大.布洛克的一段,作为「未名丛书」中布洛克的著名诗篇《十二个》的附录,「未名丛书」是鲁迅 主编的。一九二七年四月,鲁迅引了托洛茨基论人民文学的话,即说:「没有甚麽人民文学,因为人民尚未 开口说话,这些著作不过是表示旁观者的感想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当一九二六年鲁迅设法翻译托洛茨基著作的时候,显然已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破裂以后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即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以後三个月,鲁迅还在燕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社」讲话, 对於政治和文学的关系问题,仍旧表示与托洛茨基同样的观点。一九二九年以後,他才停止引用托洛茨基的话, 那大概是一种外交手段,从此到离开人世,鲁迅都是将如下的观点视为庸俗的和无知的而拒绝之,这个观点 就是说:文化是经济利益的简单反映。同托洛茨基一样,鲁迅也相信艺术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 运用自己的方法……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
鲁迅传播托洛茨基的自由的和多元性的文艺观,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左翼作家王实味、丁玲、萧军和艾青, 这些人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是受毛泽东派所压制的。这个文艺观点也影响了胡风。胡风是个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他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政治上倾向於斯大林主义。虽然如此,他同中共仍旧不断地闹别扭,到了一九五五年, 他成为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所攻击的对象,只是因为他反对中共领导所推行的文艺政策。
延安的文学反对派的主要人物王实味有托派关系是大家知道的,但胡风思想之根源於托洛茨基主义则是隐晦的, 为人不知道的,此次,从一九九三年在北京发表的胡风的遗文中才暴露出来。原来,胡风早於一九二五年夏天便 同日後的中国托派思想家有来往,那时他名张光人,考入北京大学的文学系,与他同在一班的,同学一年时间, 有王实味,还有日後的中国托派领导人王凡西。这个巧遇虽然未曾产生甚麽直接的政治後果,但值得指出, 这一班学生中产生了这样两个有名的人物,在文学上都采取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立场,又都被中共迫害, 王实味更被处死。此外又产生了一个人物,他站在左翼的立场批评中共的文艺政策。
胡风在一九八四年写了一篇文章,但到他死後才於一九九三年发表。他在文章中说起他二十年代读过的书中 哪几本对於他的文学思想发生了影响的,在这叙述中,他不经意地泄露了他的顽固思想的可能根源, 这思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文学观而形成他的不同意见。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用非常简短的字句提到在 鲁迅领导之下,译成中文布洛克的诗篇《十二个》,他接著赞美鲁迅在此诗篇出版时所写的後记。他说, 这后记帮助了他读懂了诗,也帮助他多少懂得了革命,多少懂得了革命会怎样影响作家和文学。他说: 「从此以后,就摆脱了那种庸俗的社会学的对於创造过程的理解。」他又说,那篇後记甚至还使得他明白了 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徵》一书的意义,厨川白村是日本的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他提出 一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艺起源於苦闷,即人对於人类生命力的压抑,而又压抑不了,於是 用广义的象徵手法表现出来,胡风现在可鄙视这种观点的了。
胡风,一九二六年和许多年轻的中国左翼学者和作家一样,也是著迷这种「苦闷的象徵」学说的, 他不理解像厨川白村这样的唯心主义者为甚麽能够如此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解释艺术创造的过程,照「社会学」 的说法,唯有「唯物主义者」才能解释这个过程的,到了《十二个》出版,他读了鲁迅写的《後记》之後, 胡风理解到并非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创造过程中所有一切都可找到「物质的」或「经济的」基础与之对应, 而集合於所谓「社会学的」法则。
不言而喻地,胡风的文章不敢提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书中那一章的为鲁迅用来说明「资产阶级的作家」 布洛克的文学天才的话,但显然可见,鲁迅所引的话(连同那《後记》所引的话)是出於该书那一章的, 鲁迅在《後记》中充满了托洛茨基文学批评的精神,并对托洛茨基文学创造理论怀有深深的敬意。胡风这些早期 的思想,以后就发展为他後期反对共产党指挥文学,反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
一九三六年,即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鲁迅批评了某些亲共产国际的作家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 他认为这口号有阶级合作的意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般人都以为是鲁迅提出的, 但鲁迅的学生和同志胡风,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说是他胡风提出的,不过当时鲁迅担负责任。) 两个口号如此对立,可以被人认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一个是毛泽东的立场, 主张同国民党一面联合抗日,一面互相斗争,可是王明的立场则主张只联合而不斗争。
但鲁迅所提出的口号有几分接近於托洛茨基对於中国抗战的立场,即坚持抗战,但不放弃阶级斗争, 要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中国托派陈其昌,从这场两个口号之争中看出了这个深刻的意义,但又 相信鲁迅的不可屈服的精神(他是崇拜鲁迅的),於是寄了几份托派宣传品给鲁迅,并附寄一封信, 他在信中告诉鲁迅:新成立的联合战线是「莫斯科官僚」所主张的,结果将是把革命的群众交给 国民党刽子手去屠杀。鲁迅提出的口号,含有托派主张的意义,不仅陈其昌一个人看出来,中共内部的 人也看出来了,他们早已将「托派」帽子戴在鲁迅头上了。关於这一点,胡风的遗文揭露说, 延安的中共领导怀疑鲁迅是同情托派的,才提出这个口号。田汉、周扬,这两个继续拥护「国防文学」 口号的人,甚至要鲁迅相信:胡风是当局派来的奸细。
一九三六年,鲁迅死前不久,刊物上发表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署名的,此信发表後发生轰动, 造成一种拥护斯大林,而反对陈其昌批评的气氛,人们甚至暗示:托派是日本人收买的奸细,於是鲁迅 和托派之间就划清了政治界限,信中说:
你们的「理论」(指抗日联合战线是对革命的背叛)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 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 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麽? 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著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 我还不至於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理论, 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於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後,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甚麽甚麽的原故。 但我,即使怎麽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
可笑的是这封答信中,暗示托派为汉奸的话,後来王明就明白说出来了。王明的政策那是鲁迅所反对的 (知道或不知道是出於王明)。又可笑的,是这封信中被诬为汉奸的陈其昌,因从事抗日活动,一九四二年 被日本宪兵捕去,严刑拷打后牺牲。
看到了这封答信之後,上海的托派组织便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名义发表了简短的声明,由王凡西执笔, 发表於同盟的理论机关报《火花》上作为回答,声明指出,鲁迅此信称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实原信 只是陈其昌一个人签名写的,他对之负全责。声明将鲁迅的答信联系到斯大林发起的反托大运动,因此;
我们不愿意花费宝费的时间和精力来同鲁迅作无益的争论,我们只要号召一切无产阶级战士和一切革命家 起来抵制斯大林党的阴谋,他们正在联合全世界反动阶级来反对我们,特别无耻地诽谤托洛茨基同志。 鲁迅的诽谤不过是大浊流中一个支流而已。
陈其昌则没有这样平心静气,他真正被那封答信暗示的话伤害了,於是写了第二封信给鲁迅,信中, 他又提到联合战线问题,他责备鲁迅没有回答他的政治论据,而作无聊的诽谤。「你散布了谣言, 说日本人给我们的钱,出版我们的报刊」。
他写道:你真是太会颠倒是非!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即托派)的刊物《斗争》和《火花》得以继续出版, 全靠我们的同志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不辞辛苦,流尽汗水,才把报纸印出来。正因为我们没有金钱来源, 我们的《斗争》才不能不由原来的周刊改为半月刊,以後还有可能维持不下去而改为月刊。 如果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拿日本人的钱出版报刊,无疑就会同你们一样公开出版杂志, 一期接著一期在书店出售,现在我们只能自己印刷,自己传播。
陈其昌得不到鲁迅对於他此信的回答,此信仍藏在鲁迅的档案内,经过四十多年後,才於一九七六年或 一九七七年一月发表於北京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期上。今天却出现了证据,证明那封有敌意的、 带讽剌的答陈其昌的信,并非鲁迅写的,而是共产党员冯雪峰写的,冯雪峰利用他和鲁迅的友谊, 以鲁迅的名字,而不一定以鲁迅的思想写这封答信。(鲁迅当时病倒在床上,不能说话。) 早於一九七八年,楼国华就在他的一本《论鲁迅》的书中揭露此事。(此书由「东亚出版中心」 一九七八年出版於巴黎。)楼国华提出了许多证据说明他的结论,他认为这封信含有浓厚的冯雪峰思想, 以诽谤托派为主调,不合於鲁迅的高尚的道德品格,特别是因为鲁迅素来都鄙视「卢布说」, 而现在信内用「卢布说」施於别人。 此外,鲁迅在短暂的病情好转期间内,即从发表那封信到他逝世(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的时期, 他未再提及陈其昌的信,反而在发表答徐懋庸(反对鲁迅的共产党员)信中重提两个口号的斗争问题, 以及「左翼作家同盟」的行政秘书问题,这就使人怀疑,那种恶意诽谤答陈其昌的信,不是出於鲁迅本意。 鲁迅写道:「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 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鲁迅又说:「首先应该扫荡的, 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著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横暴者。」
当他病情好转期间内,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半夏小集》, 仍主张在抗日联合战线中 左翼作家必须保持独立性,他说明的理由虽然很简略,但基本上同陈其昌写给他的那封信差不多,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文中, 他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这样的结论: 「那麽,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域行为, 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鲁迅的《半夏小集》第二段说的显然是日本人占领东北的事情,文中警告那些人,他们认为蒋介石统治下毕竟比 在日本天皇统治下为好过的人。第三段则讥讽剧作家田汉和小说家穆木天之流的人物,鲁迅认为他们无论是放弃了自己的信念,或者被迫投降
都太早了一点。
至於在那封给陈其昌的信中表示了坚决保卫斯大林,楼国华指出,鲁迅决不会无条件地支持独裁者, 并引了他堂兄楼适夷告诉他的故事为证。楼适夷讲的是安德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纪德在书中批评了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捍护了托洛茨基,因而被斯大林集团诬为「法西斯走狗」。纪德的那本书一九三六年由郑超麟 译成中文出版,此书被共产党列为禁书。据楼适夷说,鲁迅极为崇敬纪德,曾反对对纪德的攻击辱骂,甚至还说过, 如果他去苏联见到纪德所见到的,他也会写同样的书。楼国华说,这才是真正的鲁迅,和那封恶毒的信是完全不同的人。
楼国华还知道,在鲁迅的私人关系中,即使对被中共朋友所冷落的人物,鲁迅仍没有答陈其昌信中所流露的那种宗派主义。 鲁迅坚持原则,拒绝按政治上排斥异端方式生活。例子之一就是他和美国托派伊罗生保持了友谊, 一九三四年伊罗生离开上海前夕,鲁迅设宴欢送他。
鲁迅《答托派信》的公案,到了近年发表的胡风一九八四年遗文中才真相大白。楼国华早先猜测的情况 在胡风这篇遗文中得到证实了。胡风说,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 已无力讨论对陈其昌的复信。胡风又说,冯雪峰代拟这封答信也是为了洗刷他自己、鲁迅、以及其他拥护那个左倾口号的
人的「托派嫌疑」,因为他们在党内的对手早已指控他们是「托派」了。冯雪峰为此不惜强迫鲁迅说出鲁迅绝不愿说的话。 胡风自己是完全不同情托派的,这就可以保证他记载这件事情,绝无偏袒托派的可能。
关於《现实文学》发表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胡风写道:
两文都注明了是他口述,O.V.笔录。其实都是冯雪峰拟稿的。O.V.影寓我的名字,免得猜到是他。他是党的领导人, 我觉得掩护他是我应尽的责任。口号问题发生後,国防文学派集中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著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 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 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放出流言, 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稿去看鲁迅,
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著眼晴听了,没有说甚麽,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後,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於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甚麽,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
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
名。……
上引两段话证明鲁迅并非自愿写信回答陈其昌。胡风说第二次会晤,当读给他听后,鲁迅「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这就证明:这次病中的作家,并非完全同意冯雪峰所拟二文中的政治观点(因为此二文是一个整体)。胡风在长文中又说: 「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 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鲁迅病情好转後,能够自己写文章了,但并未表示不同意冯雪峰代拟的答信,但这一点并不能作证据,证明他同意了这种暗示。鲁迅同罗曼罗兰、萧伯纳以及其他所谓
「苏联之友」一样,鲁迅只是个文人,不是三十年代类型的那种政治家,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公然同斯大林主义的中共破裂。 在三十年代中,他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世界唯一的进步力量,如果他不承认那封信是他写的,那就一定要同中共的战线团体破裂。他
又为甚麽不回答陈其昌的第二封信呢?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不愿再继续讨论下去。因为如果再继续下去, 他就得说出自己的意见,那可能构成对冯雪峰所拟答信的反驳或部份反驳。可是几个月之後,他在一篇《半夏小集》中, 他批评了中共的新政策,正如陈其昌二封信那样去批评。
一九四九年以後,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更被利用来作为有力的武器,帮助毛泽东政府去诬蔑托派, 证明托派是汉奸和阶级叛徒,更重要的是以此信来教导年青一辈人,不要多接近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 将此信编入高中全国统编语文课本,声称这鲁迅的优秀作品,同时富有政治意义。有讽刺意义的是此信的笔调正是 一种冒充的假货。胡风的文章说了如下的话: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一笑, 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多年来,中共如此刊行了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很得意的,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後,陈独秀得到了部分的平反,中国的历史家也可以放手反驳康生、王明
一九三八年提出的关於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人津贴的诬蔑了,於是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成了问题。 到了一九九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新注出现後更没有理由再视托派为「汉奸」了,那些崇拜鲁迅者便提出种种理由 为这个《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辩护,他们最常用的理由是说此信并未说托派是汉奸,不过警告托派不要再滑下去,
免得成了汉奸。郑超麟在一篇分析胡风遗文的文章中说,劝告说是不能成立的,并用毛泽东一篇演说为证, 因毛泽东也正引用此信证明托派是汉奸。郑超麟又说:托派并未接受这个「劝告」,但也并未因此成了汉奸。
今天则已真相大白,鲁迅本人并未说托派是汉奸,而且今天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鲁迅如果能深思熟虑的话, 也将同意冯雪峰代拟的答信中违反他的原则所表达的意思。
後记
我这篇文章已经写好,才通过亚历山大.互地莫维奇.潘佐夫,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的陈胜长, 也曾写了一篇文章研究托洛茨基文学理论对於鲁迅的影响。陈胜长这篇文章是在胡风那篇长文发表之前写成的, 对於一九三六年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仍旧采取旧时的看法,即认为此信是鲁迅授意写的,可是陈胜长, 在文中提出一个可注意的说法,即他说明了一九三三年初期鲁迅对於托派领导人陈独秀的态度。原来,在共产党员 或同路人中那些反对鲁迅的人,曾於一九三三年二月期间曾攻击「现实主义」作家胡秋原,说胡秋原无区别地既 「崇拜」斯大林,又「同情」托洛茨基;而且「非常尊敬」克鲁泡特金,并且「惋惜」陈独秀和邓演达的遭遇。 据陈胜长说,鲁迅认为这些攻击胡秋原的话,暗中也是攻击他的政治态度的,於是在三月五日著文回答这个攻击, 他的文章题《我怎麽作起小说来》。文中有如下的话:「这里,我须感谢陈独秀先生以及其他几个人, 出了很多的力量鼓励我去写小说。」陈胜长还引用了鲁迅在其他文章中说的话来为上引的话作注释, 鲁迅说:「在中国,很少有人对於失败的英雄表示同情;很少有人为因造反而失败的人痛哭。」陈胜长说:「我认为,
当左联无根据地攻击文学界的所谓『托派』时,鲁迅却利用机会赞扬陈独秀,同时也表示同情失败了的托洛茨基。」 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
郑超麟
不记得是哪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著作家有二重生命,他死后,他的著作还能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死后,他们的著作又能指导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胡风自然是小而又小的著作家。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前还不知道胡风(张光人)的姓名,出狱后才知道他是鲁迅的一个学生,同鲁迅关系
密切;但我在解放后被捕以前从未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能证验上引的「名言」:他死前,一九八四年,写的这篇《鲁迅先生》长文,在他死
后若干年,一九九三年,初次公开发表时(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也能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即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斗争史上
一件公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公案。
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前不久,我的老朋友陈其昌,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并寄了一批托派出版物给鲁迅。鲁迅回答了这封信。信中暗指中国托派为日本特务机关收买的汉奸。
当时我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那里看不到日报,但书和杂志是可以送来的。我在一位「难友」家属送来的一本杂志中看见鲁迅这封答信。
我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赞成陈仲山写信并寄出版物给鲁迅,但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话么?他
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甚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甚么证据呢?信中唯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
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何况当时寄给鲁迅的刊物都不「整齐」。我有当时主
持印刷工作的林华同志死前写的一篇专讲印刷工作的回忆文章,必要时可以发表。)
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由此不必过于苛求鲁迅。
我出狱后,知道陈其昌同志写这封致鲁迅信时,别的同志都不赞成。我又知道有些同志对于鲁迅特别反感,我曾劝告这些同志不必如此。
解放后,鲁讯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了。因此全国凡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把「托派汉奸」深刻在心灵中。
我的老朋友楼子春,本是文学青年,崇拜鲁迅的。他解放后定居香港,出版了一本论鲁迅的书,又发表了多篇有关鲁迅的文章。他特别注意鲁迅这封信后附注的
「O.V.笔写」,他又从知情人那里知道O.V.就是冯雪峰,又知道「笔写」二字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鲁迅口述,雪峰笔录」之意,而简直就是雪峰代替鲁迅拟
的这封信,在病榻前念给已经不能执笔的鲁迅听,鲁迅点头,就作为鲁迅的信发表了。
我并不重视这个细节上的区别。这封信,即使不是鲁迅亲笔写的,即使冯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拟的,但鲁迅听了,点了头,对于此信,鲁迅就应当负全责。
孙文一九二五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执笔,汪精卫以己意替他代拟遗嘱,念给他听,他点了头,于是就成为「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下,不是每次开会以前都念「总理遗嘱」么?即使汪精卫做了汉奸,「总理遗嘱」仍照念不误。
可是,胡风这篇长文也有一节专写鲁迅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
原来,鲁迅听了冯雪峰事先替他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他虽然点了头,但只表示基本同意而已。
试看胡风是怎样说的:
口号问题发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
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
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
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甚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由此可见,这一封信和这一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个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信和文章,据胡风这里所说,不仅不是鲁迅的口述、雪峰笔录;也不是鲁迅起意写的,而是雪峰自己要写,写好再用鲁迅名义发表的。
冯雪峰念那封信给鲁迅听后,鲁迅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雪峰念那文章给鲁迅听后,鲁迅照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最可注意的,是胡风接下去说的话:
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
现在我们知道这封有名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了。原来,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病榻上已经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
能;恰值此时陈仲山的信寄来了,鲁迅看了生气,冯雪峰便拿去看,并不是鲁迅授意之下,代拟这封信,同时又代拟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念给鲁迅听。鲁迅听了
都不说话,只点了点头,还略略现出不耐烦的神色。随后就以鲁迅口述,O.V.笔录的形式发表了。
鲁迅点了点头,是否表示同意呢?他基本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并不全部表示同意。
鲁迅此时需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他正在被人戴上「托派」帽子,而他并非托派,他有必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为了表示自己也反对托派,是否非「以辱骂当战斗」不可呢?是否非采用「日圆说」为武器不可呢?
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冯雪峰代拟的这封信,被人利用来作反托的宣传,其着重点恰好不是放在鲁迅必须同托派划清界限上面,而是在「辱骂」和「日圆说」上面。
冯雪峰代拟了那封信和那篇文章之后,鲁迅的病情渐渐好转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同别人商量问题。在这个时候,胡风就问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的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原来,鲁迅所谓「语气」是包含文字形式和思想内容说的。
陈仲山的「愚蠢」就在于文学上崇拜鲁迅,而不理解鲁迅的政治思想。鲁迅不会明白中国大革命的争论是非,以及国际共产主义战略思想争论的是非。这样的人是无法「拉拢」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有几位历史家着文辨明陈独秀井未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每月三百元津贴了。于是冯雪峰代拟的鲁迅这封信便失去了根据。此时有
一部分人为了保卫鲁迅,便提出一种说法,即说:鲁迅此信并未实指托派是汉奸,不过在信中警告托派:你们这样滑下去总有一天会堕落为汉奸的。
这样「保卫」鲁迅,是无济于事的。难道鲁迅这封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以至于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只为的「警告」托派不做汉奸么?何况毛泽东本人曾经明白说:鲁迅先生说过了中国托派是汉奸(见解放初年胡风在湖北办的一个刊物上转载的一篇毛泽东文章)。
今天,不仅大家都知道陈独秀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津贴,是谎言;而且从《毛选》第二版第二卷第五一六页的一条新注知道,所谓「托派汉奸」只是出于共产国
际的一个「错误论断」了。但鲁迅集中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甚么会暗指托派是汉奸呢?如果说是警告,托派并没有理会鲁迅警告,而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去,
结果并没有成为汉奸呢?大家还无法解决;幸亏胡风死后若干年初次发表的这篇著作,才替我们解决了这个疑问。胡风死后还能以他的著作解决了五十多以来的历史
公案。原来,暗示托派为汉奸的话,并非鲁迅自己的意思。鲁迅如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是否可以同意冯雪峰代拟的那些违反鲁迅自己原则的暗示的话呢?我们还没有
证据。
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
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此以自豪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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