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反马克思主义的自供状
田忠国
有人撰文声称，韩德强是“乌有之乡”即“左”翼的精神领袖，谁反对韩德强、反对“乌有之乡”谁就是“左”翼的共同敌人，进而推演为，谁反对邓小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帝国主义的总代理人）谁就是“奸左”。近期，有人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批判保皇的网络运动。但批判保皇的硬性规定是，不可谈韩德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了解“乌有之乡”详情的人，不可披露“乌有之乡”真相。
正是批判者的这一硬性规定，却无意间透露出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某些人为了达到他们控制政治运动方向的目的，打着革命的旗号，喊着革命的口号，悄悄把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引导对他们有利，对革命运动有损的方向上去了。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是由中国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即全国劳动人民同修正主义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只能是无产阶级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
二、由于现阶段的特殊情况，无产阶级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呈现在如下层面，罢工运动、农民运动、舆论和理论斗争。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均以无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阵营展开的。
三、由此可知，不论是表面上看是无产阶级内部，还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同官僚买资产阶级理论决战的表现。当然，就目前形势看，这两大阶级阵营内部的矛盾尚未上升到主要矛盾，其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的结论是，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必须是无产阶级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把这一基本方向引导到别的方向的行为都是别有用心的。
当然，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理论阵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时代一样封禁无产阶级网站），无产阶级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斗争和唤醒人民的工作难以展开，而舆论斗争止限于网络上，加之统治阶级爪牙们装扮成革命者的面孔暗中捣乱、破坏，理论层面的斗争尚未形成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开展社会理论论证形式同孕育武器论证相结合，就突出的显示它的生要性了。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候，资产阶级的政治图谋也浮出水平。
韩德强的《农场答客问》，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或许有人说，那只是一个答问记，并非你说的政治纲领。其实，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基本原理》也是用问答形式写的。由此可知，形式只是内容的载体。内容所要实现的目标才能说明问题。在《农场答客问》中，韩德强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别有用心的曲解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曲解毛泽东晚年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至韩德强被全面颠覆。
近期，网络上“左”派的理论、舆论异动现象，恰恰是对韩德强理论纲领的实践。如果大家暂时还没有看清楚的话，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看清楚了。必须指出的是，不同阶级的人都有左、中、右，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潮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具体表现，是修正主义理论的联体婴儿。他们往往以发展、创新面目示人，把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纲领、基本原理的人攻击为教条主义，在社会上兜售改头换面后的修正主义理论。
一位先生说：“制度性腐败，只有靠改变制度才是反腐的根本。”这位先生的意思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腐败的根源。只有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反腐败。或许有的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存在了，何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凡是说现在还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都是“十大家族”的走狗。他们同时得出结论，现存的政治制度必须全部推翻。这一观点对不对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如果不存在了，又为什么？
事实上，修正主义利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管理机制，替换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容才完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所以，毛主席说，修正主义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旦被修正主义所掌握，替换上资产阶级的内容，很快就能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后三十年的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邓小平的一句“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彻底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的一句“不论姓资姓社”，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邓小平的一句“不论姓公姓私”，鲸吞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邓小平的一句“不论姓中姓外”，出卖了国家经济主权，扶植了118万汪精卫和遍地贪官。
江泽民一句默头发大家，官级越高，其财产就加数倍翻番。
李克强的一句“用开放倒逼改革”，铁路、军工产权应声落入到外国人的腰包。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被修正主义即执政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旦换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就在性质上全变了。正因为这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急于摆脱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因为，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了实质性内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会发挥出巨大威力。
依我们之见，网络上“左”派的政治异动，都是为“改变制度”后，践行韩德强的政治纲领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就是真正的毛派，对此应有充分的警惕，同时牢牢掌握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不被各种假象所迷惑。我们同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必要把改旗易帜后的政治布局分析清楚，揭露出来。
社会各阶级矛盾代表矛盾运动的未来。但是，一个阶级只有掌握了先进的思想，同时又洞悉了未来，才能在现在掌握未来。所以，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2014-9-5
附：
韩德强《农场答客问》
客：还是回到正题。你看，习近平这么搞能搞多久?
答：看来，你还是信心不足。我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还是不信。好吧，我再补充一点。
就按中国现在是封建王朝说，假设这个王朝是毛泽东王朝，可以吧?为什么刘邦王朝可以生存二百多年?为什么李世民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为什么努尔哈赤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稍翻史书，就可以有一个印象。王朝前期，即使腐败丛生，也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经反腐，完全可能实现王朝中兴。就像一个年轻人，得了伤寒重症，就容易恢复，恢复以后还可以有力气，能干活，还能长寿。不像老年人，一得重症，就一命呜呼。清朝前期，康熙末年，官场腐败可能超过今天，经雍正反腐，历乾隆、嘉庆、道光，直到光绪、宣统，还活了将近二百年。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举世公认。右派里敢否定的也不多。按此逻辑，毛泽东奠定的王朝，其寿命超过三百年，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再腐败，也还在王朝前期。若经强力反腐，重树正气，重建良规，前途还未可限量呢!
中国文化讲，有命，有运。毛泽东奠定的是新中国的命，强健有力，生机勃勃，未可限量。习近平改变的是新中国的运，运势兴旺，足以影响世界，延年益寿。新中国命硬运昌，命根硬朗，运势兴昌，要引领世界潮流。
为何这么有信心?命硬，容易有共识。现在自由派最担心的就在这里。改革三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纹丝不动，让自由派们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这不是命硬吗?
为何纹丝不动?因为新中国还真不是旧中国，新王朝还真不是旧王朝。首先，新中国废除了王位的家族继承制，改私天下为公天下。或者，按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改为“党天下”。这“党天下”难听，总比“私天下”好听吧。其次，改指定继承制为隔代指定加实际工作考验制。往好了说，这是吸收了古代禅让制和现代民主制的优点而形成的接班人制度。在这种政治接班制度下，坏领导不易出现。平庸的领导至少不至于断送江山。一旦出现好领导，那就风光无限。自由派只知诅咒其为封建专制体制，不知其出现了重大变化，可谓自由僵化。所以自八九年风波以来，部分自由派漂落海外，为了争取美国国会拨款，你争我夺，打得六亲不认，为国人所唾弃，可悲，可怜!
这就是新中国的命根硬朗。
运势兴昌，又有何故?历代王朝，打天下的祖宗都是一代雄杰。坐天下的子孙，成器者少。靠不成器的子孙，还能沿续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何故?因王朝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合理之处，有天道人心护佑。那设想，如果子孙成器呢?如果王朝的接班人不再“长于深宫之中，养于女人之手”呢?
习近平出身革命贵族，经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考验，历上山下乡艰苦生活的磨练，在改革开放的欧风美雨、香风软雨中能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既知百姓市井生活不易，又懂官场攀附炫耀溜须拍马之弊，故一旦登大位，能绵里藏针，招招见血，举世震动，官心不安，民心欢畅。二年时间，不但取得了反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更是取得了巩固政治地位的决定性胜利。如此，未来八年，国家内外的大事能逐一理顺。八年之后，终身总书记会成为众望所归，有时间培养、考察、选择新的领导人。
未来八年，美国、欧洲、日本难以摆脱世界经济大萧条，各国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各国内部社会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形势此长彼消。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善于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则中国引领世界潮流，岂非顺理成章?这就叫运势兴昌。
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横挑鼻子竖挑眼，今后，他们的驻京记者将首先被中国感染，放下“普世价值”的傲慢与偏见，虚心向中国学习。
九、东方型革命顺天应人，西方型革命造反有理
客：这王朝命运论我可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你这是认同了剥削、压迫的逻辑，认同了专制独裁的逻辑?
答：我从小接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接受“造反有理”的思想，对任何压迫和剥削都强烈敏感和反感。但渐渐发现，周围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敏感。即使有压迫，只要可忍受，也就过去了。即使有剥削，只要能拿到工钱，就已经很高兴了。鲁迅先生当年铁屋子里的感受，我少年时期就体验到了。但是，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是周围绝大多数人愚昧、盲从，还是我脱离群众，自高自大?
进一步思考发现，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也是有秩序、有结构的。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这种结构和秩序必然具有压迫性，必然会压抑人的欲望和本能。政治上的压迫性必然会导致经济上的剥削性。因此，当我对一切压迫和剥削极其敏感的时候，意味着我的心灵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也就是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既可以破坏一个黑暗的旧社会，也可以破坏一个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光明的新社会。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估计一定会敏感到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压迫性：有干部有工人，有城市有乡村，有八级工资，有二十四个干部等级，这人与人之间还有平等吗?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就有工资的差距，住房的差距，生活待遇的差距，这不就是剥削吗?按照这种看法，就得造反，就得革命。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造反有理是西方型的革命思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意味着对社会的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不加区别。一旦实施，意味着社会动乱无已。
我既认同新中国，又认同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但这两者显然存在矛盾。怎么办?造反派选择了“造反有理”，保守派选择了“保守有理”。我很长时间认同“造反有理”。特别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按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逻辑，于是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但是，慢慢认识到革命是历史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正常时期，绝大多数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因为革命意味着暴力颠覆社会秩序，意味着社会失序和动荡，意味着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在正常时期，革命不但不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甚至会恶化。中国思想认可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的革命，这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东方型革命。但不认可正常时期天天“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
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这场革命符合东方型革命的特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沧海桑田，顺天应人。但是，在革命过程中，运用了西方型革命的语言和思维，调动了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型的反抗性。革命成功以后，就应该将革命的成功解释成东方型成功，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政治智慧。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个真龙天子，改朝换代了。
但是，新中国拒绝并批判这种东方型解释，选择了西方型解释，并把西方型解释的革命神圣化了。正是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西方型革命解释，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方型的革命解释就消失了吗?不，体现在教科书中，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泛滥中，体现在贬低毛泽东、神化鲁迅的知识分子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际步骤和措施中。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形成了诅咒中国、逃离中国、瓦解中国、颠覆中国的舆论大潮。面对此舆论大潮，中宣部束手无策，因为掌握中宣部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央领导层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些人成长过程中也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国眼看着就会像苏联解体一样，说着说着，就中了邪了，就自我革命，自我否定，自我颠覆，自我解体了。这就是美国天天盼望的所谓“颜色革命”，也是老一辈美国人如杜勒斯所盼望的“和平演变”。
这样，我就不得不面临这个最尖锐的内心矛盾，是继续认同“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思维，跟着加入这个颠覆中国的大潮，甚至当这个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认同新中国，认同新中国的东方型革命，反思西方型革命思维?
答案在日常生活中，答案在人民群众中。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并不真想推倒重来。不但不想要西方型革命，甚至不想要东方型革命。他们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不反现存社会秩序。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战争的血泪，动荡的辛酸?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珍贵的政治智慧!它被苏联解体、伊拉克内乱、埃及动乱等现代社会无数国家的经验教训所证实，不可以轻易否定。否定这种智慧，将其贬为愚昧无知，贬为阿Q精神，贬为奴才顺民，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狂妄无知，是没长大的孩子的天真烂漫，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标志。当社会秩序坏到极点，在需要东方型革命的非常时期，这种傲慢与偏见，这种狂妄无知，这种天真烂漫，是发动东方型革命的催化剂，是时代需要，是好的。但东方型革命结束了，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了，还继续强化这种傲慢与偏见，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例如，文化大革命)，只能导致新社会秩序的夭折，只能导致苏联解体一类悲剧的出现。
可悲可叹啊!别看戈尔巴乔夫白发苍苍，其政治思维却停留在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幼稚想象中。谈大历史，看大趋势，真正为人民服务，还得靠中国思想啊。
十、“干柴烈火”之说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产物
客：因此，你选择了捍卫新中国，哪怕是一个贪腐遍地的新中国。是吗?
答：是的。回想十多年前，我交往的许多朋友都说，中国现在是贪腐遍地、干柴烈火，就差革命者点火了。十多年过去了，贪腐的程度恐怕十倍于前，但怎么没有革命者点火呢?或者，有人点火，却没有星火燎原呢?可见，所谓干柴烈火的说法，实际上是透过西方型革命思维才能看到的，是少数受西方型革命思维影响者的偏见。
实际上，今天这个社会虽然有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是，基本温饱问题确已解决。只要不是懒汉，要挣点钱，也确实不难。说太平盛世，有人不高兴。比如，我以前就不高兴。但是，现在认识到，史书所称的太平盛世，例如汉唐盛世，也可能是贪腐横行的世界，也可能是危机四伏的世界，却不可能是没有剥削压迫的世界。太平盛世，恐怕只是老百姓家有余粮、官府积粟满仓的时代。如果汉唐可称盛世，现在中国称盛世，恐怕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就想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故事，慢慢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摆脱革命教科书的影响，摆脱了儿时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影响，懂得了真现实，走进了大历史。
客：十多年前，中国还不到干柴烈火的时期。十多年后，中国是不是快到了干柴烈火的时期了呢?你看疆独、藏独，你看昆明火车站、西安火车站的暴力事件，你看贪官污吏的胜利大逃亡，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在暗示干柴烈火呢?
答：“佛眼看人皆是佛，魔眼看人皆是魔”。你反复提问的，在我看来恰恰是受西方思想影响过深所形成的偏见。偏见与偏见相互影响，相互增强，就能无风起浪，小风起大浪。在你眼里，或许我也已经形成了偏见，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反过来说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现在，对中国唯一构成真正危害的，不但危害中国的命运，更直接危害当前政权运行的，恰恰是自由主义思想、情绪和心性的泛滥。显性的泛滥体现在舆论上，隐性的泛滥体现在各级领导的内心世界里。不加认真反思，中国的命运就会灰暗。
十一、何谓引领世界大潮?
客：我记得，你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比烂的世界》，我给许多朋友推荐过。那时候你很对世界悲观。怎么，刚过两年，你就变得这么乐观了?按你的逻辑，在一个“比烂的世界”里，再优秀的领导人，也无非是“矬子里面拔将军”，也好不到那里去。
答：对世界我仍然不乐观。经过两百多年自由主义大潮的冲刷(亦即普世价值)，世界各国都在分崩离析之中。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仍然是普遍的现实。但是，对于西方，道德沦丧恰好是价值多元化，礼崩乐坏恰好是自由解放，因此，是制度化的，不可触动的。对于中国，面对价值多元化的西方化趋势，政府仍然在强调高扬主旋律。在政治体制上，仍然强调先进性政党的合法性，反对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中国还有救，还有希望。
有一个小细节不妨一提。在这一轮反腐大潮中，中纪委常常指责这些腐败官员“通奸”。放在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中，这叫“性自由”、“性解放”、“性人权”，怎么能叫“通奸”呢?这不是“封建思想”吗?但是，在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认可这种指责。这就说明，尽管有李银河这样的传播“性自由”观念的学者天天鼓吹，也有许多官员身体力行，但是，他们自己也还是觉得理亏。所以，中国社会还是有主旋律的，还是有是非、黑白的，还没有真正西化。
首倡于巴西的“世界社会论坛”，每届都聚集了数以万计的西方社会的非主流人士，抗议西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打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旗号。但是，只要这些西方的非主流人士在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政治框架内行事，另一个世界就是不可能的。
西方无法摆脱这个“比烂”的逻辑，想象不出另一个世界。中国、俄罗斯、穆斯林世界才有这个可能。
其中，穆斯林世界看上去似乎最有可能。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到阿富汗的“塔里班”学生军，到目前活跃于伊拉克“IS”伊斯兰国，再考虑到旗帜鲜明地反西方的伊朗，都似乎在证明穆斯林世界的吸引力。但是，我心底却存着怀疑。自由主义大潮存在着根本缺陷，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技术上的创新，物质生活的根本改善，还得感谢自由主义大潮。彻底否定自由主义，完全回到《古兰经》的教导中，恐怕也不是出路。
俄罗斯也有可能。考虑到俄罗斯地大物博，军事力量雄厚，一旦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创造出另一个世界，西方国家只能被牵着走，而不可能有什么办法。但是，俄罗斯有这种思想和文化潜力吗?历史上，俄罗斯信仰东正教，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嫡传正宗。现代苏联相信马克思主义，也不认为列宁主义具有原创性。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等人照搬西方的思想和体制，国家解体，社会动荡，纷争无休。普京临危受命，对俄罗斯动了急救手术，初步将俄罗斯从死亡的边缘线上拉回来，赢得了俄罗斯人的赞誉。但是，与创造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世界相比，还远得很。
还是中国最有可能真摆脱“比烂”逻辑。古代历史上，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万世一系，“吾道一以贯之”。改朝换代而不变“道统”，略变“法统”，只变“血统”。现代史上，新中国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一党领导，多党参政，不中不西，有中有西，富于混合性和混乱性，也就富于创造性。所以，在这个“比烂的世界”上，中国能出现引领世界的优秀领导，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十二、自由主义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源头
客：我怎么觉得你这些回答充满了“封建气息”呢
答：这只能说明，你的思想深层次上，是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大潮的洗礼。自由主义挑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抨击一切不符合其理念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斥其为封建、落后、保守、僵化、愚昧、迷信。这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源头。马克思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开启者。逻辑和历史惊人一致。先反国王，次反贵族，再反大资产阶级，然后反一般资产阶级，最后，无套裤汉登场，社会彻底动荡。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无非就是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贴上先进生产力的标签，代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你我都曾经深染其中。只不过，我反省得比较早，比较彻底而已。
我认为，现代社会恰恰充满了新的迷信。
迷信自由，即使自由市场造成了两极分化，即使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即使自由恋爱导致了无数年轻人争吵不休、痛苦不堪。
迷信平等，即使平等意味着争夺权利，意味着不负责任，意味着不懂得敬畏、谦虚，意味着没有礼貌。
迷信民主，即使民主造成无数混乱与动荡，造成效率低下、冲突不已，造成派性斗争。
迷信人权，即使人权意味着自我中心，意味着忘记国家、忘记历史、忘记他人的人权，借人权之名可以践踏一国的主权，还可以借人权之名放纵各类犯罪。
迷信科学，将静止、孤立的原子论思维方式贯以科学之名，否定千百年人类社会生活积累起来的思想、经验和文化，否定中医，否定道德，否定各类宗教，否定一切往圣先贤的探索，却自命为社会科学。
所以，自由主义特别适合于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特别适合鼓动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敢想敢干，乱想乱干。年轻时，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思潮、这种情绪，现在想起来都可笑。我们反思了，也要争取让年轻一代跟着反思。不能再搞“先污染、后治理”的那一套了。事实证明，心灵污染了，比环境污染更难治理。
君不见，满大街白发苍苍的老小孩。右派如李锐、李慎之、辛子陵、茅于轼、巴金、王蒙、徐友渔、秦晖、陈子明等等，左派如李成瑞、刘日新、袁庾华、张宏良、李民骐、张耀祖、时迈等等，甚至一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何新等，也都是一辈子停留在心性层面的自由主义的幻觉中。自以为是，各执一端，自己的心灵饱受创伤，客观上带动中国社会走向动荡，却乐此不疲，不知改悔。这些人只是台面上的。无数有名无名的教授、博导、编辑、记者、企业家、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在政治思想层面上，都受自由主义影响至深，也都是没长大的孩子。
一些自由派，例如朱学勤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狼奶，我们是喂了狼奶长大的。殊不知，真正的狼奶却是自由主义。200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文革40周年，题为《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反思到了文艺复兴的深刻历史影响。从那时起，一场世俗化的大潮逐渐席卷而来，启蒙运动、唯物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次第出现的思想波浪。这一波一浪，都在将“造反有理”神圣化，将西方型革命神圣化，从而使满大街只有无数自以为是的孩子。
十三、反思不等于否定
客：(震惊)你怎么否定这么多人?左右两派，甚至中派，你都否定?
答：批评、反思，不等于否定。以上所列这些人，许多都是我长期交往的，也是我曾经尊重的。我曾经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和情绪的影响。我深深体会到，“造反有理”这个革命口号，深层次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怀疑一切”这个科学精神的口号，深层次也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情绪。这两个口号，我都曾深深认同。有了深层心理的相通，我曾经与左中右各派的学者深入交往，并不觉得有什么隔阂，更不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包括不怀疑右派学者的动机。当后来阵线分明，阴谋论甚嚣尘上之际，我也坚持认为大部分右派学者的动机是好的。我至今还特别肯定陈子明的人格。左派内部，也有相互猜疑动机的，对此，我都不以为然。
但是，动机好并不等于一切好。小孩子的动机往往是好的，但由于不懂社会、不懂历史、不懂人心和人性，小孩子对世界的理解往往是错误的、偏执的，一旦付诸行动，一旦掌握权力，就是有害的。卢梭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引发的法国大革命真就好吗?伏尔泰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其思想正在颠覆一个又一个的政权、组织、家庭，造成社会原子化、冷漠化、自私化。马克思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他所倡导的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连他自己都含糊。
所以，一旦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的思想大潮，一旦认识到自身受自由主义、唯物主义影响之深，不能不认识到无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深染其中。我反省出来了，但更多的人还难以自拔。点出名来，只是希望有一天各派知识分子都能迷途知返，不再成为被后人笑话的“白发苍苍的老小孩”。
客：这可能吗?凭什么你一竿子打翻那么多人?
答：无所谓可能不可能。1991年，我写了《从价格形成看价值规律》，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学说。1994年，我写了《历史是进步的吗?》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98年，我写了《马恩原著体系批判》，批判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1999年，我写了《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毛泽东成就区别开来。2000年，出版《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明确国家主义的立场。2001年，写了《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主张有超阶级的道德，而且只有靠超阶级的道德才能使人类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2002年，出版了《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同年，写了《和谐社会及其实现过程》，阐述了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方型的大同世界理想。2003年，出席古巴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大会，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一文，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同年，发表《略论混合经济体制》，主张以混合经济为目标体制，而不要追求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要追求以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同年底，写作《矛盾原理》，用现代语言重新阐述有与无、动与静、主导与制约、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内因与外因等关系，是我对世界认识的心法。2004年，发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批判了阶级分析学说，重建了东方型的善恶斗争的历史观。2005年，发表《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一文，批判现代西医的哲学基础，回归中华整体论医学。2006年，发表《过年、祭祀和理性主义》，对西方所谓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倡导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放下理性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同年，发表《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文艺复兴、唯物主义、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历史原因。同年，作为现实社会的出路选择，发表了《略论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对《略论混合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可操作化，这已经成为十八大报告的提法。2007年，发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消长》，主张不能单纯按左、中、右来划分政治思潮，这可以是政治思潮分类的X轴，还应该有Y轴，上方是保守主义，下方是自由主义。左、中、右大体都属于自由主义范畴，中国缺少保守主义，我将自己定位为左翼保守主义。同年，发表《想象正反馈经济学》，为经济学真正反映现实、指导现实开辟道路。同年，还发表《垄断型人际关系和竞争性人际关系》，划清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适用界限。2008年，出版《整体管理》，阐述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为人民服务的道理。2009年，出版《中国反思》，从各个领域反思西方思想对中国乃至人类的影响和危害。2010年，发表《缺席审判孔子，何时方休》，反思“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妖魔化浪潮。2011年，发表《析贺卫方的公开信》，既批判有罪推定，更批判无罪推定，指出离开道德，无以为法。2012年，发表《佛解版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划归西方，而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划归东方，与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相通。2013年，发表《正道与左道的分歧》，告别左道与左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