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进一步解决大跃进中的问题

　　甄岩

　　针对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刘邓为代表的大刮“五风”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激烈矛盾和斗争，毛泽东领导进一步纠“左”，以继续解决好大跃进中的问题。

　　1.为上海会议作准备。

　　催促和指导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认真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

　　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仍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情况，同时指导全国。他从3月5日晚上到7日，在专列上，不断地同出席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一些省、地、市委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8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9日凌晨，又找来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3月16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98-100)之后，毛泽东到了武汉。

　　毛泽东在批转和收到一些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时，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有的省(河南、湖南等)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有的省(湖北、广东等)主张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他于3月15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10-112)后河南省委根据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基层干部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3月19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写了批语转发全国。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于3月17日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会议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22-124)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这也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中央会议作出决定。

　　2.上海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3月25日到4月1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3月25日下午会议，毛泽东讲话。他就人民公社问题，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之前，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更加符合实际的方面前进了一步。这说明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到3月30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注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71-175)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和会议讨论，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经过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正式下发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正式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这样做，比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似乎“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当然，经过这次调整，仍然还有局限性的东西存在，例如，对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还是维持了高指标，而没有降下来。

　　关于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从1月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计划指标，但是在当时“浮夸风”、“高指标”的气氛下，主管部门怕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高指标一直压不下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在3月26日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公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7)

　　28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主席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2日到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把两次会议统称为“上海会议”。

　　毛泽东讲话。

　　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4月5日)，毛泽东以唯物辩证法指导，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钢产量1959年1800万吨的指标）。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诚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第二天，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