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苏联农业发展比较

另外，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农业生产和自然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具有不稳定性。特别是粮食，丰年和荒年有很大区别。不少人以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1959年粮食减产，随即出现了三年困难，来证明人民公社不好。可是不要忘了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后1985年同样出现了粮食减产，随即连续好几年粮食产量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这是否可以证明人民公社好呢？显然，用某一年或某几年农业的增产和减产判断农业制度和农业政策的优劣是荒谬的，必须注重长时段分析。应该以10年以上，二三十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这样才具备科学性。

苏联1928年开始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但是“只是小修小补，没有改变集体农庄模式”。中国的集体农业既学习了苏联的集体农业的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中国1978年开始搞得单干体制据说“根本上纠正了苏联模式的弊病”。苏联农村发展进程比较典型的反映了首先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发展工业，然后等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业反哺农业的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和苏联可比性很强，下文将和苏联进行对比。　

　

先比较一下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以粮食产量为例，1928年苏联开始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时粮食产量为7330万吨，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4%；而中国前30年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6392万吨增至30475万吨，26年间增长了85%；以实现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20000万吨增至30475万吨，20年间增长了52%。这一时期苏联最高粮食产量为9564万吨，比十月革命前最高粮食产量8600万吨增长了11%，而中国前30年的最高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比解放前最高粮食产量15000万吨增长了103%。而且，这一时期苏联粮食产量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大的减产，而中国6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产量比较稳定，1965年至1978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减产。再考虑到中国前30年社队工业蓬勃兴起，合作医疗等农村福利体制的建立等因素（苏联这些方面做的远不如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优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　　

再比较一下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以粮食产量为例，苏联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76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8位，到1978年苏联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约为2370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77%，人均粮食产量从1953年的432公斤增至1978年的912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25年间增长了111%；而中国1978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到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52850万吨，30年间增长了73%，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18公斤增至1996年的406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18年间增长了28%。从城乡差别看，苏联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在缩小，1965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6.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51.3卢布，二者比例为1.88:1；1981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72.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122.1卢布，二者比例为1.51:1；而中国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却显著扩大了，1985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为397元，二者比例为1.74:1；2008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再考虑社会因素，完全可以说，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优于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

中国的农村改革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农业增长，是因为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水利不修了，合作医疗不办了，机械化也不搞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到了临时的“增产”上，这其实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大包干”的头几年华西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都面临不少困难，30年过去后的今天，集体经济较之个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很明显了。事实上，个体经济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个体经济不利于农业发展。个体农民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也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其次，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发展的一条道路。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户”只能让农民吃亏。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农民受到剥夺，拉大城乡差别，农民纷纷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此外，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民共同富裕。个体经济不仅难以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设施，个体经济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