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像指的是麋鹿，角似鹿非鹿，头似马非马，身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

　　热播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名义上是电视剧，却声称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似传记片，却通过演员表现历史人物。似文献片，却没有真实地还原历史。似纪录片，却没有做到真人真事和真实情节的坚守。

　　电视剧是一种兼容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及造型艺术等诸元素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极大的发挥性和娱乐性，有的国家称之为电视故事，有的叫电视戏剧，还有的叫电视小说。总之，它是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展现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风貌，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教育意义的电视体裁。

　　无论是故事、戏剧还是小说，都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这种生活并非是本来面目，而是经过艺术的讲述或描述来折射，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现象，表达人们的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它能娱乐身心，成为人们消遣的平台。能起教育警示作用，给人以生活态度上的启示。

　　既然可以艺术加工，电视剧的真实性就存在着折扣。一些古代题材，帝王题材可以闻风扑影，只要找到一个“骨干”再添上“血肉”，就能激活历史。一些传奇题材、神话题材可以充分演义或者“穿越”。终究谁都没有经历过，难以提出证据来反驳这些不真实的故事。

　　当代题材、现代题材和近代题材则不然，这些时代逝去并不太远，许多有文字记录或者留存于档案中，违背历史事实的东西很容易被看穿。比如军旅题材的电视剧《突出重围》、《DA师》、《导弹旅长》，当过兵的人看过之后都摇头，只能当童话看。比如一些胡编滥造的抗日剧，只能当神话看而不能当真。日本鬼子要是真的那样不禁打，中国何须八年抗战!

　　以名人为题材的电视剧终究不同于写实的纪录片，进行艺术创作本来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加工如果突破了真实与虚构的底线，则成了“戏说”或者造假。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的是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事，前后不过八年，距今还不到四十年。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而且许多实证都可以查到。

　　比如“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子虚乌有)、四人帮10月10日要武装暴动(连特别法庭审判都无此罪证)、76年10月发生大规模逃港事件(实际大规模逃港发生在79年)、邓小平在四人帮被抓次日说出 “我还可以干20年!”(邓家人承认不是事实)、毛主席逝世后，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鼓噪要“枪毙邓小平”(查无实据)、1977年高考有选择题(纯是瞎编)、提出高三的学生还不如初中生(当时没有高三)、把省革委会教育组称为“省教委”(当时根本没有教委这个机构)、片中的老夏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交换协议文本(当时是赵紫阳)、小岗村青年放弃上大学而逃港(小岗村二十多户人家都有谁不难查到)等等，这种错误在本片中比比皆是。

　　编导一直强调许多内容是邓家人要求改动的，这种为了应合当事人亲属而篡改历史事实缺少公信力。名人有其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历史元素，这种特殊不是由个人，而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此前曾发生过电视剧《黄炎培》因家族不同意见而拍摄受阻，如果受家庭人员的左右，这种电视剧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或出资拍摄，由他们家里人掏钱拍才合适。

　　虚构与造假一墙之隔，突破了虚构的底线就是造假，成了戏说历史。而作为正剧的《历史转折下的邓小平》投资方有省委，编剧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关，是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既应当戏说也不能造假。任何不严肃或者疵漏伤及的不仅仅是创作者本身，也包括主流政治。同时，也使作品变得不伦不类。

　　传记片是以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情节受历史人物本身事迹的制约，只能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作合情合理的添加和润色，不能凭空虚构。真实是传记片的基本原则，可以想象、推理、假设，却不能谎言历史。它以特定的人物为中心，不允许用演员扮演，也不能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比如已经公开播出的《诗人杜甫》、《伟大的孙中山》、《革命老人何香凝》、《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蒋介石》等。它们都是以肖像片的形式对人物展开速写，还原人物生平和某一方面的事迹。

　　传记片如果脱离了实际，以不真实展现就失去了意义。如果用演员来演主人公，则成了电视剧。传记的则不是本人，而是虚拟式的人物。《邓剧》由演员出演主人公，显然不是传纪片。

　　文献片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作品，它主要通过人物、文件、图片、实物及其他形象素材，比较完整地展现某一历史事件的始末或某一特定人物的生平。之所以称之为文献，是因为文献是因为这种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它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它的历史性和权威性许多时候被当作信史，成为固化的历史而被引证。

　　客观、公正、全面、真实是文献片的基本原则。比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文献专题片——《辉煌六十年》、反映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思想进程《中国道路》、反映近代史的《百年中国》、,电视理论文献片《情系民生》、大型电视文献片《中国千年古县——淮阴》、大型文献片《中国书法五千年》、纪念雷锋六集文献片《永远的雷锋》等等。这些作品虽然由于价值观的取向以及从应合时代脉搏考虑，有一定的偏向，但总体原则是还原历史而不是戏说或演义历史，它的历史场景极少虚构。《邓剧》虽然没有定位于文献片，由于制作方是省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容易让人产生文献价值的误会。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它的本质是展现真实。写实是纪录片的基本手法，它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不能违反历史的真实。它可以借用历史数据和资料，却不能用演员扮演主要人物。如《辛亥风云》、《两种命运的决战》、《淮海千秋》、《话说长江》、《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等等。

　　在这里记与纪相同，都是一种一种体裁。可叙事，可写景，可状物。录则是原封不动地留下历史，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纪录片并不是不能发挥，可以抒发作者的情怀和抱负，也可以就此阐述作者的某些观点。但是，重要的是不能随意改变真实的存在。其中的艺术处理只能列为“旁白”，而不能成为其中的情节。

　　客观地讲，在价值观统治的时代，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刻上时代的烙印，完全的真实是不存在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是如此，它存在的问题如其说是个别，倒不如说是当下中国文化产品的通病。对于反面人物和事件，丑化和泼脏水已成习惯。而对于正面人物，无限拔高和美化是常态。

　　按照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的说法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尽可能准确地还原1976年—1984年的时代气氛和历史变革”。细心的人都能发现，片中有粉碎四人帮和邓小平复出的表演，却没有邓小平要求复出给华国锋一封信的内容。没有展现1979年中越反击战，没有对审判四人帮和1983年的严打合法性做出交待。没有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宣传，没有邓小平与陈云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而这一些都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与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对阻碍改革的力量缺少具体的交待，没有充分展现改革开放的艰难与阻力和当时存在的路线和权力斗争，弱化了改革开放的艰难。

　　事实上当时阻碍改革除了旧政治思维以外，还包括一大批老干部。他们不是四人帮成员，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是一群紧跟毛泽东的老共产党人。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编剧龙平平在采访中说：“我想展现邓小平和一个时代”。既然要展现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生活的人还活着，那就应当真实反映。通过直面政治、正视矛盾，揭秘过程，展现一个艰难的改革开放历程，塑造一个丰满的邓小平。而不是断章取义，通过虚构人物情节来粉饰。

　　其实1976后到1984年是中国社会的混乱时期，国家政治走向的模湖，治国理念的争论，派系之争，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它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清朝康熙初期的“四大辅政大臣”内斗，也比康熙晚年“夺嫡”之争更激烈。如汉朝朱棣的“靖难”，又似宋朝王安石变法。有前苏联“八一九政变”的气氛，又有中国历次路线斗争的影子。如果真实的反映这一时期的情况，将是一个既波澜壮阔又紧张激烈的历史场景。

　　该剧编剧之一，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曾座客杭州接受采访，他认为该剧是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来操作的。也就是说，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但是有些小事件或者细节是虚构的。按他的说法“这个是电视剧，是文艺创作，不是新闻联播，也不是焦点访谈。”他向大家推荐了几本书，包括 《我的父亲邓小平》(作者：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小平时代》(作者：研究邓小平的美国人傅高义)、《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作者：作家叶永烈)、纪录片《邓小平》(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出品，总编导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刘效礼)。显然，该剧仍然拘限于这些邓小平崇拜者的研究，没有脱离党的《历史决议》的定性。事实上该剧大事不仅虚而且没有交待清楚，只是有选择的提及。小事过于虚构，给人以假的印象。从而使该剧失去了真实性。

　　相较于同类题材的《周恩来》，该剧对主要问题并不专注。比如改革开放，应当充分展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总体设计”，使之与观众产生共鸣。对邓小平生活的过多宣染有些喧宾夺主，显得过于肤浅。

　　央视评论员杨禹在谈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虚构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虚构可以，但要准确把握分寸：重大历史节点、关键细节上不能，用以丰富人物的小细节上可以;史书在册在论的不能，史书空白处可以;易造成历史认知模糊的不能，对历史认知影响不大的可以。”

　　该剧在历史认知上问题太多，比如毛泽东部署粉碎四人帮，彻底颠覆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关系的认知，造成了社会一定的思想混乱。比如对小岗村的宣传，不仅没有引起人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怀旧感，而且这群有地不种靠讨饭为生的懒汉并不值得人们同情。再比如一些重大事件的表述上，把所有的功劳都集邓小平于一身，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作品完全可以通过“红花还需绿叶衬”的角度，在突出邓小平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展现一代领导集体的风范。

　　艺术作品在“真实”与“虚构”问题上需要有原则和底线，尤其是不太遥远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把握不好，既不成为电视剧，也不成为传记、文献或纪录片，只是一个大杂绘。

　　邓小平目前还算不上历史人物。他的许多东西还在进行时，真假正误还不十分清晰。

　　邓小平是位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人格和施政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

　　邓小平这段历史距今太近，还没有与现在社会生活脱节。人们既对片中任何虚构吹毛求疵，又能结合切身体会对他的施政站在不同的角度褒贬。与历史人物电视剧《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朱德》中的主人翁相比，邓小平的威望不具普遍性，他的定位还没有在人们的思想里固化。

　　邓小平从来没有走上神坛，不需要封神也不存在走下神坛。编导者们希望通过电视剧这种有较大发挥空间的艺术形式，通过演义来造神的结果是拍马拍到了马蹄子上。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设置可以提升作品的艺术质量高。同时，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真实，没有细节的真实就没有艺术的真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虽然是回顾过去，引领当下，昭示未来，同时昭示时代精神。但是，这种历史与时代的契合点如果把握不好，很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和思索。

　　在《邓剧》没有开播之前，在编导们“还原历史真实”的宣传下，人们抱着好奇的态度观看了前几集。随着许多问题的出现，给人们打下了“俗套”和虚假的烙印。正因为此，很多人再没有看下去。

　　《邓剧》8月8日开播，8月21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及四川省委宣传部就在京联合举行《邓剧》研讨会，声称收视率达到了2.06%。这些与电视剧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在一部电视剧播放连三分之一都不到的情况下召集新闻单位开研讨会，究竟是研讨还是造势很难说清，它的统计有多大水分也未可知。

　　就像2011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我们做的第一部是《毛泽东》，当时做过统计，它的收视率是27%，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主导拍的片子，又是自己做的统计，信不信只能由自己。

　　《邓剧》按邓家人说“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老爷子”，就社会而言是部不成功的作品。既没有带来人们对邓小平的怀念，也没有增加人们心中的认同感。相反，由于其中的不真实和过度拔高事与原违，让人们在垢病作品中伤及了邓小平的威信。201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