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九评”是说空话吗？

——重读“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马志远

1989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夫人

一

1989年这个年份，在中国的历史上，或许会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的4月到6月，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被称为“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政治事件。正当这场政治事件剑拔弩张，达到的白热化程度的时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5月16日，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同戈氏举行了会谈。邓小平与戈氏的这次会谈，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91—295）。

在这篇谈话的开篇，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讲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历史上的一桩“公案”——中苏两党大论战。邓小平说道：“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中苏两党大论战，是指从1956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围绕双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分歧逐步展开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论战直到1963年—1964年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史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简称“九评”）达到高潮。

距离中共中央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1990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一个美国。多少年来，美国挥舞着“民主”、“法治”、“人权”的大棒，充当起“世界警察”，今天制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进而以“保护人权”为借口，以联合国决议为掩护，发动侵略战争，以期实现它独霸世界的美梦。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世界上，只要哪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动荡和冲突，都可以在那里发现美帝国主义的身影，有的是它直接的武装干涉，有的则是挑唆它的走狗制造事端。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不仅迟迟得不到根治，而且正在向全社会蔓延，大有发展成“全民腐败”、“全社会腐败”之势。曾经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创建了新中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解放后领导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培养和献出了无数英雄儿女、把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她执政的合法性却正在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经济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农村以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改革，后来向城镇和城市延伸，所到之处，城镇和城市中的全部集体企业和绝大部分国营企业也在一片承包、租赁、改制甚至“卖光”、“送光”声中逐步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严重动摇；又加以“引进外资”为号召，大量引进外国资本，中国的能源产业，飞机、汽车、电子等制造产业以及金融等主要产业部门被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所控制，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附庸，成为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殖民经济。所谓“中美国”一词，就是这种状况的形象表述。在社会结构上，随着城镇和城市工人的大量下岗失业、农民丧失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裂痕和矛盾日益扩大，甚至表现为斗争和冲突，社会不安定因素在不断增加。在外交上，中国政府不再高举“反帝、反霸、反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旗，不再团结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面对着以为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气势汹汹的步步进逼，陷入了孤掌难鸣、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当我们面对现实、展望未来的时候，当我们喊完“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口号，又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候，不妨回望一下并不遥远的历史，不妨回头读一读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席和他领导的党中央发表的九篇闪耀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芒的历史性经典文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或许不无益处，或许可以从中发现问题的症结、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弄清楚当年在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双方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一方是不是“讲了许多空话”，或许能够明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是不是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许能够明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究竟是谁，或许能够明白今后中国和世界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二

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逐步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又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出了通过议会道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论点。对于这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围绕这两个原则问题，双方的争论不断升级。

为了表明自己在这两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引自“一评”《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领导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他们热衷于追求同美国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大肆宣扬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出版了大量著作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在百般讨好美国的同时，放肆地反对中国，还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在中印边境事件中，公然偏袒印度，等等。苏共中央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些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此情况之下，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1960年4月，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赫鲁晓夫集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自1962年11月起，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指挥下，1962年到1963年先后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国共产党和劳动党代表大会，也起劲地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进攻。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但是，“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1963年7月14日，正当中苏两党在莫斯科就双方之间的分歧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赫鲁晓夫集团为了讨好美国，发表了一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不仅公之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而且公之于全世界面前，公开挑起了两党之间的论战。　　

对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挑战，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给予了迎头痛击。从1963年9月6日起，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要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能不能和平共处和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和如何争取人类和平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当然是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而且也确实“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中共中央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就有好几处提到他。例如，“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