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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主梦

2014-9-27 22:3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973| 评论: 0|原作者: 耿来意|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个世纪,1850年,世界共产主义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曾经神奇般地推测: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个世纪,1850年,世界共产主义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曾经神奇般地推测: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作出这个推测的时候,亚洲的那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开始摇摇欲坠了。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堡垒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有血雨腥风,有慷慨悲歌,有英雄辈出,有荡气回肠,有前赴后继,有天翻地覆。而当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拂去历史的苍桑,马克思当年所推测的那些个字样,伴随着一种浓重的湖南乡音,竟齐刷刷地矗立了起来。

  1949年10月1日,一个叫毛泽东的伟岸的中国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地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天,那一声湖南口音成为人民大众最动听的语言;这一天,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的成果从此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齐名。

  毛泽东成为缔造这几个字样的无数英雄们的最杰出的代表。

  1910年下半年,毛泽东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开始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喜欢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入湘乡中学读书,深受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影响,接受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曾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还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伦》等一批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1915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期间,成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1917年,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这篇文章也在他自己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他还提起过:“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他在文章中写道:“民之志首推举国民众个性之天然强健,则国家栋梁层出不穷。数百年外侮内斗中民众个性屡被君主官僚残害之重弊,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强盛希冀。……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四贼之中,尤以执掌政权之官僚最为紧要!盖国之神圣重器以民为先,决不可助长恶私贪欲窃为己用!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徒窃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亡。……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创办新民学会,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经常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听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讲演,结识新文化运动的人物。7月14日,创办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指出:“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在创刊号上,毛泽东还就陈独秀被捕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直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的发言中表明了自己改造社会的态度和坚持的方法,他说:“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对国内形势进行分析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192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说:“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村进行改编,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军队的民主问题:“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还在报告中对地方政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和纠正,他说“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关于土地斗争中的妇女要求自由婚姻时指出:“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对长冈乡苏维埃选举的过程进行了祥尽的调查,最后指出选举中存在的缺点:(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1936年9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指出:“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恳切地说:“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1936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之一为:“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会会愿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随后中央决定由林伯渠筹组陕甘宁特区政府,进行‘更名改制’,将苏维埃制改为民主共和制。1937年3月1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就抗日民族阵线主要政纲指出:“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一)国内的和平统一;(二)对日抗战;(三)人民的民主自由;(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六)改善人民生活;(七)发展工商业;(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当史沫特莱问中共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时,毛泽东回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1937年4月5日,林伯渠代表中华苏维埃全体人民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祭陵仪式上宣读的毛泽东撰写的祭文中写道:“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韦尔斯围绕《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问题进行了访谈,他指出:“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毛泽东勉励北方青年:“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环;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1937年6月20日,陕甘宁特区政府发布第一个施政纲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共16条: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抗日战争;实行民主普选制度与议会制度;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保障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废除苛捐杂税,采用单一累进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优待抗日战士家属;实行社会救济;镇压汉奸活动,消灭土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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