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时代下的中国工人阶级
作者：马森 来源：破土工作室
在一个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们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前言 邓时代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可以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 当我们陶醉于光鲜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我们却遭遇上这样一群人：在林林总总的工作场所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新工人。中国新工人阶级，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经伴随着邓时代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们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但是，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劳资矛盾急剧增加，工人不断地抗议，阶级力量不断地凝聚，每年几万起的集体行动已经挑战着“和谐”社会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出路和未来。
邓时代的经济改革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邓小平带领下的中国，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有名的当属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 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切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官方开始所谓“拨乱反正”，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耗尽，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被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的民工潮。所以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建立在瓦解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生活资料、医疗、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驱使农民必须赚取更多的现金才能维持生活，个体农民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生活中现金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为也因此成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时亦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根源。 1980年代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国退“民”进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个具有资本累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邓时代的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其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个过程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国企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另一方面使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基础。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则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直面这一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为其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政经条件。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载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农民的土地征收变成厂房，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终身在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资本的低成本扩张，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并没有使中国的产业工人摆脱农民的身份，诚如“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表现的，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并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 我们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理解今天的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一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产品，他和自己的商品产生了对立。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去阶级化的西方左翼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还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卢卡奇，1999;葛兰西，1992)。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行动了(Laclau and Mouffe:1985)。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 (Wright 1989)。 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也正因为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次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工人力量与阶级形成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的背后的剥削关系。 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性变革。 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吊诡的是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在当今的中国，新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新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行动能力;其二，在许多行业中，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去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去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
阶级主体的呼唤 在生产线、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剥削、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新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正如这首“讨薪之歌”所揭示的，当工人辛辛苦苦劳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地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着工人心中的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下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 新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和主角，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厂和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工业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新工人在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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