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刷《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已全部播完，看了以后有一些想法，为什么要转折，要引导中国转向何方？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我们奋斗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首先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宣言是自己的根本纲领，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最终的奋斗目标。早在1939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就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毛选》第二卷614页）这说明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要改天换地。不论在民主革命中的流血牺牲，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战胜困难，艰苦创业，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该剧中没有看到一处提到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转折和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甚至连共产主义的词语也没有看到。入党誓词也只说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不提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为什么呢？如果离开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理想的大目标，转折将转向何方？
二、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邓剧转折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是要从毛主席的路线和道路，转变成邓小平的路线和道路，所以我们有必要谈谈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研究邓剧的转折。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从一开始就有分歧和斗争。为了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成社会主义，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不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历史转折。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1卷479－480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的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卷857页）
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领导全党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折。1958年在纠正一线领导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的错误中，提出要领导干部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并亲自领导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探讨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样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五一六通知》等光辉著作中，对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都作了具体的论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归全国人民所有，建立起公有制的国营工业、商业、金融业以及各项服务事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农业、手工业走上以合作社为基础的集体化道路。
在分配领域，实行了按劳分配制度，基本消灭了按资分配的雇佣劳动制度，消除了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
对农业从1950年开始，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1956年全部实现了合作化。1958年实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现了由农民个体经济向公有制集体经济的转折。
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工人、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工人，农民对国家政权和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和监督，保证了国家政权的清政廉洁，实现了“我们不学李自成”的承诺。
社会管理坚持群众路线，实行群防群治，社会秩序良好稳定，根除了旧社会吸毒、嫖娼、卖淫，拐卖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人民安居乐业。
对外关系上，建国初期，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美国封锁禁运、制裁的情况下，得到他们的帮助。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在毛主席领导下，改善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1971年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打开了和西方国家往来的大门，1972年就引进了26个大型设备和技术。
三、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问题
毛主席逝世以来，精英公知们为了否定毛泽东时代，给毛泽东时代强加许多污蔑不实之词，以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该剧就是以毛泽东时代老百姓穷、老百姓苦说事。说：“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穷”，我们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文革十年，经济到了崩溃边沿”，两个小青年喊出毛泽东时代是“国不像国，家不像家”。他们的例子就是安徽凤阳有人出去讨饭、深圳有人偷渡香港，这些地方能代表当时中国农村情况吗？
再有就是比西方国家落后了几十年，经济停滞，把搞的历次运动说成是“折腾”。我国改革开放前的28年是他们诬蔑的那样吗？我们看看下面的事实。1949年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一个千苍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毛主席在1954年中央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当时我国的经济农业占68%。
经过我国人民28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1979年时，我国经济是什么情况呢？
1949年－1979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29年增加11.9倍，年均增长9%，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为725.8，增长6.26倍。
其中工业总产值，1949年为446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5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均增长9.5%。
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为229.6，26年间增长2.3倍，年均增长3.25%。粮食产量1949年为11302万吨，到1978年达到33212万吨，年均3.78%。
就是在所谓经济到了崩溃边沿的文革期间，在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也达到6.8%。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1%，国民收入增长4.9%，粮食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增加到1976年的615斤。
毛泽东时代28年间，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触目，有目共睹。在1950年时，我国的工业规模小于比利时，到1976年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上天，成为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我国的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和我国同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高于西方国家。
走资派和右派公知，总拿农民生活苦、安徽凤阳有人外出讨饭说事，实际上到1976年全国大多数地区农村生活是稳定的，在绝大多数地区看不到讨饭的。早在1962年至1965年，我曾在农村工作三年多，当时困难时期刚过，我所在的区有八个公社，50多个大队，没有一户要饭的。每年冬春信用社都要对困难户调查摸底，帮助解决。解决的办法有五条，帮助搞副业、壮劳力可外出打工，每年民政部部分扶贫基金，社、队有公益金，如还解决不了，信用社贷款基本上都可以保证基本生活。像凤阳那样外出讨饭的是极个别地方。同时，有讨饭的也不是单干的理由。60年代初，焦裕禄所在的兰考县，有外出讨饭的情况，焦裕禄又是怎么解决的呢，和凤阳县分田单干的办法对比，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说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穿衣问题，更是贪天之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开始试点包产到户时，李先念就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苦嘛。”（《经济观察报》2008年12月1日杜润生访谈录）中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一是，靠1958年前后的大搞水利建设，据全国统计到1979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共修建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水库8.6万座，民间还有很多小型水库未计，总库量达4000多亿立方米。开挖人工河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修建各种堤防总长16.6万公里。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居世界之首。灌溉密度达49%，处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才是解决我国人民吃饭穿衣的根本原因，这才是千秋万代造福人民。没有这些成就任何办法都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二是，1972年经毛主席批准，用10亿美元，200万人民币，引进26项大型设备和技术，有化肥、化纤设备，增加了化肥和化纤制品的生产，这些引进对增加粮食生产，增加化纤织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也起了重要作用。
四、邓小平要引导中国转向何方？
所谓历史转折，就是要由毛主席的路线转变为邓小平的路线，叶剑英说：“要突破禁区，什么时候才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说：“要很快解决。”说出了他们所思所想，批判“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都是为了突破禁区，改变毛主席的路线制造舆论。
从该剧所谈历史转折，可以看出，这是从民主革命胜利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反对农民走合作化道路，1955年大砍农业合作社，到八大对阶级斗争问题争论。毛主席提出要重上井冈山，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一直是围绕该剧历史转折的几个问题进行的。
邓小平在和刘西光谈往美国派留学生时说：“这是一条新路，要一直走下去，要走得很远”。根据李慎之谈，邓小平和他说“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要跟着美国走”。怎么才能富起来，就要走一条新路，要突破禁区，进行历史转折。
一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谈话时，胡耀邦说：“乔木同志查了马列著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主要矛盾是什么，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要不要继续革命，一直存在矛盾和斗争。早在1952年毛主席就指出：“在中国内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中间阶级。”（《毛选》五卷234－236页）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有些人则认为阶级、阶级斗争都不存在了，只要搞好生产，搞好人民生活就行了，不接受毛主席的教导。在毛主席逝世以后迫不及待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违背马列主义，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
在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包围遏制，和平演变步步紧迫。我国资本主义复辟，党政官员腐败成风，工人、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还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没有阶级斗争，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二是，在经济上把公有制为主体转变为私有制为主体。经过全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可是，走资派和右派公知则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并诬蔑工人不干活，他们提出对国有企业要实行股份制改造，破产改制，提出要引进外资参与国企改制，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现在我国经济已由公有制为主体转变为私有制为主体。
三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转变为一家一户经营的个体经济。农业是否要走集体化道路？从1950年开始一直在斗争，从对山西搞互助合作运动是反对还是支持，1955年大批解散农业合作社，到1960年的单干风，都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和反对。
毛主席十分重视农民问题，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选》1366页）1957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说：“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土地上杜绝资本主义的来源”。（《毛选》五卷389页）
毛主席倾注大量心血，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亲自主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包产到户的主张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亲自纠正了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的基本制度，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邓小平上台以后，故伎重演，很快解散人民公社，把集体经济转变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如人们所说：“毛主席辛辛苦苦三十年，邓小平一夜回到解放前”。
五、领导人执行什么路线是关键
1965年4月军委领导人向毛主席汇报战备时，毛主席谈到反修防修问题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皮。因此，在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19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事情就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在邓小平搞转折的过程中，改变毛主席路线的过程中，不少同志是有抵制、有斗争的。
在批制“两个凡是”、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军队一位姓曲的同志，就把毛主席讲话，华国锋、邓小平讲话列一张对照表公布，并对罗瑞卿说，“现在确有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歪风”。还说：“如果对毛主席思想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那不乱了吗？”当时类似的意见在中央和地方都有，《红旗》杂志、新华社也有反映，有的地方迟迟不表态。经罗瑞卿让《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军方表了态，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表态支持，在东北讲话，这样才都跟着表态，有些人就不说话了。
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在农委召开的讨论包产到户的会议上，万里让在凤阳推行包产到户的知青夏建红到会介绍经验，在会上有农委老干部站出来反对包产到户，并对夏建红进行批判，当时万里也没表态，夏建红感到委屈，后来邓小平一表态，一锤定音，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
在这个问题上反对的人更多，在1980年10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杜润生起草的文件提出“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一原则，主张划一个界线，即贫困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搞包产到户，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省委书记，主张包产到户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仰、内蒙古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山西、河北等省委书记的意见，都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漫延。有个老同志还对杜润生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2008年12月有《经济观察报》42版《杜润生访谈录》）
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高潮中，也有少数反潮流的，如河南新乡刘庄、河北周家庄、北京韩村河等，他们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还有分了田又改回走集体道路的，如河南南街村。
围绕农业是走集体化还是包产到户斗争了60多年，以小冈村为典型的包产到户效果究竟如何？有什么优越性，成绩是什么？和走集体化道路的比较谁富了，是应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的时候了。
在历史转折中，我们都是亲历者，有不少人是参与者，有些人是呼风唤雨的积极推动者，也有人是不同意者、反对者。不少人经过邓小平表态以后成了跟着走者、沉默者。经过特色时代三十年的实践教育，不少同志有了新的觉醒，当时邓小平的积极支持者有人也有了新的认识，很有代表性。王震在临终前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自己对不起毛主席”。
张爱萍晚年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应该参加革命”。
经过特色时代的实践，不少老同志在觉醒，这种觉醒是迟到的，但是重要的。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觉醒，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毛泽东思想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2014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