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情况看，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等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瓜分国家资产、掠夺人民财富的垄断资本财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全部都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也一样。因此，对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越是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越有可能是官僚买办特权阶层的一份子或者代言人。

　　真正的官僚买办特权阶级是不会承认阶级斗争理论的，因为这等于自掘坟墓。王伟光文章发表后，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即公知)纷纷讨伐。然而，他们智识水平远远低于王伟光，不仅仅无法与王伟光形成学理上的对话，自身的逻辑也难以自圆其说。

　　例如，宪政民主狂热鼓动家、华东政法教授童之伟先后发了两条微博，其一发表时间是2014年9月24日 17:20，他认为：“国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斗争之火永不会熄灭!王院长属于统治阶级的高层，他实际上是强调要与被统治的普通公民阶级斗争和争夺利益。”仅仅五分钟后，在2014年09月24日 17:25，童之伟又发表了第二条微博，他认为：“王院长此说必然导致吉拉斯《新阶级》一书的同样结论。所以，他的阶级分析观很可能正在危害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后一条认为王伟光鼓动底层造反，是在危害执政党的利益，站在执政党一边，呼吁执政党处理王伟光;而前一条言论则认定执政党是剥削阶级和富人统治阶级，认为王伟光在代表执政党富人统治阶级，对穷人阶级进行压迫、斗争和争夺利益，鼓动穷人阶级反抗王伟光和执政党。同样一个童之伟，前后两条微博，左也是他，右也是他，自相矛盾地顾头不顾腚地恶毒攻击执政党，挑拨人民、党、及王伟光之间关系，可谓用心极其险恶。

　　http://weibo.com/1837869620/BouEN5fri

　　https://freeweibo.com/weibo/3758378604520743

　　大概童之伟也觉得自己的做法太恶毒、太无耻、太露骨、太脑残和自相矛盾了，删掉了后一条微博了。但网络是有留存的。

　　其他公知的招数大同小异。人大教授张鸣称，“现在还讲阶级斗争，等于是鼓动底层造反。这种言论，出自国家社科院院长之口，不止是愚不可及，而且用心险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称：“今日中国，存不存在阶级?当然存在。……谁是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红色家族、官僚家族、富豪家族构成的权贵集团还有依附于他们的文人(如王伟光等)。谁是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下岗工人、农民工、小商小贩等，还有捍卫他们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如维权律师)。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特权的泛滥，阶级的紧张、对抗和冲突愈演愈烈。但是尽管如此，我不主张并坚决反对阶级斗争。……阶级的紧张对抗冲突应该通过阶级妥协来解决，在今天，也就是通过权贵向百姓让利来解决，通过民主化改革来解决。”

　　这些言论的主要观点，包含以下要点：1、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执政党，定性成剥削阶级、富人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从而使之与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相对立。2、他们又将王伟光定位成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的文人。这两个逻辑起点都是明显错误的。按照基本常识就可以判定，如果整个执政党都是剥削阶级，如果习近平本身也是剥削阶级的重要成员，如果王伟光是依附于他们的文人，他们是不会突出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及阶级斗争理论的，因为这等于自掘坟墓。剥削阶级的一贯做法，就是在剥削压迫人民的同时，否认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呼吁阶级调和。

　　但是，毫无疑问，那部分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的官员，属于剥削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恰恰是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现象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例如，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特权阶层及苏联解体后侵吞人民财富的前苏共团中央的寡头们，一直秉持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何曾坚持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在王伟光强调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又毫无证据地认定王伟光是剥削阶级(即他们认定的执政党)的代言人。剥削阶级的代言人怎么会鼓动阶级斗争和底层造反来反对剥削阶级呢?这些逻辑是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此他们只能说王伟光“愚不可及”。在他们看来，王伟光的言论等于鼓动底层造反，危害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危害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即危害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呼吁执政党即他们所认定的剥削阶级来处理王伟光，以维护和稳定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承认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即便是承认存在剥削阶级，承认存在剥削阶级和人民之间的阶级紧张、斗争和冲突，但也不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灭剥削阶级，而是主张平民百姓向腐败的权贵阶层、剥削阶级做出妥协，让剥削阶级权贵向平民百姓让出一丁点非法利益来解决问题。那么，究竟谁是依附于剥削阶级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文人和代言人，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可以说，无论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内的健康力量，还是王伟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高层智囊，还是底层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主张对勾结西方敌对势力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进行斗争并彻底清除之，恢复共产党的人民本色、革命本色和红色本色，在坚持和回归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而只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和网络公知们反对这种斗争，反对这种恢复和回归。而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和网络公知们所传播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理论，恰恰也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自身的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些理论，他们得以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也只有依靠这些理论，他们才能维持自身的合法性并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可以说，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和网络公知，都是依附在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身上的文人。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公知只是认识问题。

　　反对王伟光文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大部分缺乏最基本的学理常识。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代主线索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认为：“王伟光违反政治纪律，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他公开发文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主线索’，就是纲。请中纪委严查”。似乎这些公知一夜间都成了党中央的支持者。

　　王占阳将王伟光的文章解读成“阶级斗争为纲”，明显是不实事求是地。王伟光文章明确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主张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将国内阶级斗争当做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其他的如经济建设等都是次要矛盾。而王伟光文章明确指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虽然还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总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例如，当前《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阶级斗争激化时，例如外敌大规模入侵、敌对势力即将颠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阶级斗争肯定在这些特殊时段成为主要矛盾，例如处理八九动乱时期。

　　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被颠覆的亡党亡国的边缘时刻，显然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只能以国家安全以阶级斗争为工作中心，但这只是在特别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保障的前提下，应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本质含义。没有毛时代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两次打败美国、没有毛时代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在一起的，四项基本原则保障经济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如果割裂基本路线，单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结果必然是方向道路走偏了，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乃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被颠覆了，经济建设也必然失败。

　　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建设本身，就是在增强社会主义这一力量，其本身也正是在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但是此时由于我们拥有强大国防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外部资本主义无法对我产生根本的威胁，内部的资本主义力量和敌对势力也相对弱小，因此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本身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本身就处在两大力量博弈的主线索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时代大背景。

　　王伟光文章中提出的“主线索”，是指整个时代的主线索，是就整个世界两大力量格局而言，而并不是指我们国内工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指我党中心工作。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和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明显不是一回事。例如，在解放前的28年里，中国当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主要工作及中心工作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英美帝国主义、蒋家王朝及国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官僚资本主义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也不是主要矛盾。当时虽然处于这个时代，虽然阶级斗争仍然是主线索，但与资产阶级及与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我党的中心工作。就当时整个世界和时段来说，虽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大时代，但社会主义阵营力量选择和自由资本主义力量合作联盟，共同对抗法西斯势力，因此和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当时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矛盾。显而易见，时代的主线索，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后，在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这一长期时段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会一直贯穿着整个时代。但是我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身力量和外部环境的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并非在任何阶段任何时期都把阶级斗争当做中心工作。在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敌对势力力量弱小时，当然是不能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工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没有阶级斗争这一主线索贯穿的共产主义的新时代。

　　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这里邓小平仍然是在强调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仍然在强调这一阶级斗争是贯彻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并且提高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高度，然而这并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之，公知们曲解和混淆“时代主线索”与“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其混为一谈，是没有道理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仅无法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代主线索，无法理解阶级斗争，甚至无法理解“阶级”概念。例如，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攻击王伟光说：“请王伟光公布财产，让大家看看你是啥阶级……王院长只要公开资产，就能定你个阶级了”。人大教授张鸣攻击称：“王院长起码会有自有住房吧，按现在北京的估价，怎么说也超过1千万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发表微博称：“公布财产，看看你属于什么阶级……请王伟光院长给出搞阶级斗争的方案和方法。第一，先得划分阶级吧。怎么划?公布财产?第二，阶级斗争怎么斗?需要戴高帽吗?需要游街吗?第三，无产阶级要成立战斗队吗?”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阶级的划分并非是按照财产，而是按照生产关系，尤其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他人的劳动来划分的。因此，资产阶级之“产”，是指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这种权力，而并非指的是简单的财产。因此，没有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价值，就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不占有财产，因为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是有少量财产的，最起码是有一定的的生活资料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谓“无产”，指的是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及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力，而并非没有财产、财富和生活资料。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虽然拥有住房和汽车，但是他们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为生，受雇佣于资本家阶级并被其剥削，因此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仅仅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表象，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所带来的在生产中及利润分配中所取得的支配性权力。西方一些股民和散户，虽然名义上拥有一点大公司的股票，但是广大的股民散户是无法组织起来并对企业的经营生产及利润分配产生实质性作用的，因此并不属于资产阶级。西方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仍然控制在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一小撮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手中，他们的所拥有的股份和权力，往往能够完全支配企业的经营和利润分配。

　　一些公知将阶级分析理论曲解成按财产划分阶级，如果不是缺乏学理常识的话，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王伟光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呼应习近平之前的一系列讲话。重新强调要坚持“阶级分析”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很显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亲西方、亲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此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例如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的张雪忠就这样指桑骂槐：“王伟光身为社科院长……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显然是在投主政者意识形态之所好，而后者为前三十年正名，则是为了凸显红二代集权图谋的正统性。”其实这些亲西方知识分子们都很清楚，他们名为攻击王伟光，其实是在攻击习近平。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乌有之乡网刊链接：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4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