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毛泽东讲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对新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批“四人帮”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内容之一是集中批“四人帮”，而且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来批“四人帮”。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经信任江青、张春桥等人。1970年庐山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出于扩大本集团利益的考虑，曾与林彪集团进行过斗争。“九一三”事件后，江青等在批判林彪集团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积极，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仍很信任。但是，江青等人的小集团活动日益暴露出他们别有用心，他们的活动与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干部也发生了冲突。所以，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四人帮”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现、认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就不断地对他们提出批评。他从1972年起，就没有间断过对“四人帮”的告诫、抑制、批评（在当时来说，毛泽东也只能用这些方式对待“四人帮”），但没有奏效，“四人帮”仍然在搞阴谋活动。于是，毛泽东决定将“四人帮”问题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在党内高层点明“四人帮”问题，并进行严肃的批评。 同往常一样，毛泽东在作出重大政治决策之前，也离开北京到外地住了很长时间。他反复思考了如何挑明“四人帮”的问题，对挑明此问题的时间和方式酝酿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批“四人帮”，采取了先打招呼，后集中批的方式。 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０日，姚文元把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提出要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感到“四人帮”违背了他的初衷，是别有用心，在另搞一套。于是，他于４月２３日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实际上就是向全党打招呼。这段批语的核心内容有3点：第一点，直接否定了“四人帮”只批经验主义的做法，认为“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错误的；第二点，明确指出：“四人帮”并不真懂马列，“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第三点，明确表示：这个问题，要在政治局解决。这段批语的要害，就是指出“四人帮”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段批语下发给中央的同志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 打过招呼后，就要集中批了。集中批，就是集中在一次会议上批，集中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揭露其实质。于是，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就酝酿由他出面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一下“四人帮”。 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深夜，毛泽东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他的住所。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由毛泽东指定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海容、谢静宜、唐闻生等人。大家到齐后，毛泽东开始发表长篇讲话。这是几年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与会者心里都清楚，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发表这样长时间的讲话，其分量是很重的。 首先，毛泽东指出，只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开口，就做自我批评。他说，我自己犯了错误，犯的错误是没有看出来张春桥那篇文章（即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主张批经验主义，把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放过了”。接着，毛泽东指出，张春桥的文章要批经验主义，江青、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搞的１０条经验，也是批经验主义，这是错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批教条主义，因此，这样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为什么只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党达4年之久，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凡是不赞成他们主张的，就要挨整，给我们党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历史上，表现为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政时，我是挨整的，周恩来是挨整的，朱德是挨整的，邓小平也是挨整的。他还说，在现实中，“左”倾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影响很大，教条主义还愚蠢到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程度。对此，毛泽东举例说：原来，教条主义者说吃鸡蛋不利于身体健康，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光指出了只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而且揭露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面目，矛头明显指向“四人帮”。 第二，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搞批林批孔，又批经验主义，还批“走后门”。对于这“三支箭”，毛泽东只同意放第一支——批林批孔，因为批林批孔是他提出的。对于第二支批经验主义，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就讲了。因此，他接下来专门讲的一段话，就是否定“四人帮”的批“走后门”。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毛泽东这些话的更深层内涵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批走后门，是有他们的目的的。这些目的，一是借此攻击老干部，二是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批经验主义，整老干部。总之，他们的矛头就是指向老干部。毛泽东首先把自己列在老干部的队伍里，站在“四人帮”的对立面。他说：我也是“走后门”的。你们批“走后门”，“我也是一个”。 第三，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毛泽东提出“三要三不要”原则，原本是在发生林彪事件后，专门提出来的。现在，毛泽东把它用到了“四人帮”身上，认为“四人帮”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毛泽东针对“四人帮”说：九大、十大都讲过这三条，但是，有的同志就不信这三条，就是不听我的，把这三条都忘记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点明：江青、张春桥等人搞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活动，是在背后搞鬼，是在搞分裂，搞阴谋，搞修正主义。 第四，毛泽东尖锐指出：党内存在“四人帮”，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他在谈话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的这些话，不仅明确指出了我们党内存在“四人帮”这一集团，而且指出“四人帮”是与全党格格不入的，是与200多个中央委员“不团结”的。 第五，毛泽东专门批评江青搞“送材料”那一套不正当的做法。他针对江青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经政治局通过后印成文件发下去，不要个人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毛泽东这段话，明确否定了江青到处送材料的做法。 第六，毛泽东指出，“四人帮”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针对江青等人说：你们在上海机床厂搞的10条经验，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这些人的马列主义不多，又不做自我批评，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次谈话的最后再次重申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强调“要马列不要修正”，这些话都是指向“四人帮”的。 毛泽东的这次长篇讲话，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当时“四人帮”的政治问题，揭露了“四人帮”问题的实质。 期望党内团结 毛泽东这次集中批“四人帮”，对他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客观地说，他当时对“四人帮”的认识还不十分彻底。 首先，毛泽东是在维护所谓“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前提下认识“四人帮”的问题的。这限制了他对“四人帮”本质的深入认识。在他看来，“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功的。 其次，毛泽东认为“四人帮”的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与他在此次会议上严肃批“四人帮”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是相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在一定历史局限下出现的。 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上述历史局限性，因此他在批“四人帮”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党内团结。他在批“四人帮”的最后，重申“三要三不要”原则，其中“要团结，不要分裂”是他这次讲话中十分重要的内涵。因此，他在集中批“四人帮”之后，才又说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等话。 毛泽东知道“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矛盾特别深，因此他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中央苏区时的“邓、毛、谢、古”事件，说：我只见过你一次，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对邓小平抱着很大的希望。他说这些话，一方面是肯定邓小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邓小平和“四人帮”团结。 毛泽东在会上讲起三国故事，也是期望党内团结。在谈三国故事时，他谈到了孙权。三国时的孙权在从兄长孙策手中接过江东政权后，善于团结人，善于用人，特别是能够重用后起之秀，因此当时的江南孙吴政权能够得以生存。他通过孙策和孙权交接班时的历史启示大家党内团结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这次长篇讲话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四人帮”问题，但他集中批“四人帮”的态度已经明确了，不能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不能让“四人帮”接班。 那么，交给谁？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定人选，但他已经形成了交班的基本考虑：即在周恩来已经病重的情况下，倚重叶剑英、邓小平，让他们把工作抓起来，然后由他们扶持毛泽东所瞩目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让叶剑英当众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叶剑英背完后，毛泽东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此人（指叶剑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吴法宪。就是吴法宪不行。”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有意识地把原词中最后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改为“当今惜无孙仲谋”。这一改，意味深长，明确表示了他对当下还没有成熟的接班人很是失望的心情。但是，毛泽东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我们党内总会产生像孙权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只是需要有人扶持和培养。他接下来说的直接赞扬叶剑英的话，就是对叶剑英能力和政治上的肯定，也是向政治局的同志明确交代了叶剑英今后在扶持和培养接班人上的地位和作用。 从战争年代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对叶剑英十分信任。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重新提起1935年叶剑英将张国焘打算危害中共中央领导人、搞分裂的电报转给毛泽东的事后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请“靠边站”的叶剑英出来主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这个机构实际上是林彪事件之后，中央掌握军队和军事工作的机构。毛泽东这样安排，实际上是让叶剑英帮助自己掌握军队和军事大权。之后，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意见十分尊重。这次，在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三国故事，让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词，已经公开表明：不管今后确定谁来当接班人，有叶剑英来扶持，交班的基本问题也就解决一大半了，毛泽东也放心了。这是毛泽东在当时形成的交班的基本考虑。 毛泽东当时考虑和叶剑英一起扶持今后产生的接班人的，还有邓小平。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曾经让王洪文拜邓小平为师，王洪文后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失望了。王洪文后来又搞“四人帮”，毛泽东更是不可能把他当作接班人的人选了。在毛泽东最后一次的长篇讲话中，他也提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邓、毛、谢、古”事件，并且对邓小平说了当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的话，他对邓小平的信任溢于言表。 正是根据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中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两次召开会议，专门批“四人帮”。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由邓小平主持的。会后，邓小平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表示：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当年７月1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同意”。自此之后，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可见，毛泽东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期望邓小平扶持将来产生的接班人。 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党后来的历史发展。（2011年02月23日） 附：梅俏评论——要接受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教育 最近，左派队伍里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位革命老同志很为这些问题费了一番心思，他让我通过内参转告他的一个心意：左派同志一定要接受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教育，并且给我寄来摘自《湘潮》2011年第一期《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的剪报，要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 我现在就遵照他的嘱托，把剪报的内容介绍如下： 一、政治局会议的背景 文章说，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毛泽东讲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还说：“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对新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作者完全按照“决议”的腔调，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抓捕“四人帮”、邓小平篡权奠定了基础。这是极大的歪曲，我们必须给以指正。 不错，毛主席这次讲话是集中批评江青等人的。为什么要集中批评江青等人呢？是为抓捕“四人帮”？是为邓小平篡权？毛主席能干这事吗？毛主席晚年忧心的事，叛徒们干了，反倒从毛主席的批评中寻找他们干坏事的因由，这是多么无耻的行径。 现在看得很清楚，毛主席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解放一批老干部，是维护和深化文革的重大决策。江青等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策一直缺乏理解，在执行毛主席的战役部署中，总要加杂自己的私货，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意图。最典型的事件是在批林批孔中加杂着批“走后门”。老奸巨猾的叶剑英,以检讨的口气告黒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他犯了严重错误（即“走后门”问题），感谢江青同志的提醒和督促，请放心。周恩来则正面反映批林批孔“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的问题。高烧中“只吃流汁”的毛泽东，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此后，毛主席采取在来信上加批示，帮助江青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江青就是不觉悟。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批评江青“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你也是难改呢。”并对政治局的同志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到长沙以后，利用王洪文汇报情况，提醒王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又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就是说，毛主席以批评江青为主，对其他几个人也提个醒，要他们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江青在林彪事件之后，滋生的政治野心终于在四届人大之前暴露了。1974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明确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主席的批示够明确、够严重了，可是江青就是听不进去，竟然和毛主席的批示对着干。她托人向毛主席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主席断然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不仅如此，在长沙期间，当着周恩来的面，一再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并要江青作自我批评，王洪文在长沙写出书面检查。 1975年4月20日，姚文元送审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了如下一段话：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主席正是基于对江青等人的个别批评教育不见成效的情况下，决定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什么要排除江青等人的干扰呢？因为启用邓小平，给了军权（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政权（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权(党的副主席）还没有完全给予。为了给邓小平党政军的全权，毛主席特意召开了这次会议。正是由于有了这次会议，7月初，王洪文交出党权，邓小平才有七、八、九三个月的疯狂表演，为毛主席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把邓干出中央领导层打下基础。修正主义的歪曲演绎，用得着一句古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二、毛主席的批评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他的住所。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由他指定的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海容、谢静宜、唐闻生等人。大家到齐后，毛泽东发表讲话。讲话一个中心，就是批评江青等人。 首先，批评江青等人只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开口，就做自我批评。他说，我自己犯了错误，犯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出来张春桥那篇文章（即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一文）中主张批经验主义，把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放过了”。接着，毛泽东指出，张春桥的文章要批经验主义，江青、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搞的10条经验，也是批经验主义，这是错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批教条主义，因此，这样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为什么只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对此，毛泽东举例说：原来，教条主义者说吃鸡蛋不利于身体健康，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这里，毛泽东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对我们理解修正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第二，批评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所谓“三箭齐发”是指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五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毛泽东把自己和江青、张春桥都放在“走后门”之列，就使得批“走后门”的目的昭然若揭。所以，毛泽东重复说：我也是“走后门”的。你们批“走后门”，“我也是一个”。 第三，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他还说：你们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他还专门批评江青“送材料”的做法。他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经政治局通过后印成文件发下去，不要个人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 毛泽东还严肃地指出：你们在上海机床厂搞的10条经验，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从以上批评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批评是很具体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是剪报的作者却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横加演绎。毛主席明明是说江青等人搞的10条经验“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作者却演绎为“毛泽东指出，‘四人帮’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对江青等人做了如此尖锐的批评，并且明确指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就是警告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可是作者竟断言：“他（指毛泽东）当时对‘四人帮’的认识还不十分彻底。”难道华国锋的抓捕、邓小平的审判就是彻底的吗？历史已经表明，毛主席的批评是革命导师对革命派的最大爱护，华国锋、邓小平只不过是革命导师的叛徒而已。 批评的目的是团结。毛泽东在会上讲起三国故事，他谈到了孙权。用孙策和孙权交接班时的历史，启示大家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会上，毛泽东让叶剑英当众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叶剑英背完后，毛泽东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此人（指叶剑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吴法宪。就是吴法宪不行。”毛泽东把原词中最后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改为“当今惜无孙仲谋”，充分反映了他对当下还没有成熟的接班人很是失望的心情。但是，即使在这时，他也不会把接班的希望寄托于叶剑英、邓小平身上。作者不顾历史事实，竟然从这里给叛徒篡党夺权找理由，真是枉费心机。 三、几点借鉴 毛主席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竟然是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教育，这说明毛主席是很慎重地对待这件事的。毛主席的批评教育，是毛主席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左派同志不敢或不愿面对这些批评。他们有一个思想，怕毁坏了江青同志在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毫无疑义，江青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使山河为之动容；使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污蔑之词，不攻自破。但是，是战士，不等于没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江青等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对文革中整整一代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教育，至今让我们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借鉴。 第一，批评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是坚持批修的大方向问题。毛主席晚年一系列部署，都是为了坚持和深化文革的大方向，这就是把反修防修的战略思想具体化，让人民群众受到活的教育。批林，毫无疑义是批修；批孔，则是挖修正主义的历史根子。而批“走后门”，则是一个社会问题。批林批孔夹批“走后门”，无疑是冲淡了批修的大方向。同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要弄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也是一个反修防修的问题。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自己却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这就说明这些革命派在理论上也是有缺陷的。毛主席第一次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对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教诲。他们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上的缺陷呢？归根结底，是对毛主席的战役部署缺乏深刻的理解。这个教训，我们要认真吸取。当然，他们那时对叶剑英、邓小平的警惕和斗争，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错，但是在那时就是错误的。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就是老干部，当时主要还是继续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走后门”和经验主义问题。毛主席这样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讲的都是反修的大道理，我们要深刻理解，吸取教训，学会牢牢把握反修的大方向。 第二，批评搞“四人帮”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毛主席一再讲，政治路线正确，并不一定就能保证组织路线正确。这里就有一个能否团结大多数的问题。同理，组织路线不正确，也很难保证政治路线的正确。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张春桥搞“上海帮”、“四人帮”，就反映了他们对毛主席战役部署的严重干扰。他们自己这样搞，就把自己孤立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层，既不能有效地团结中间派，也不能孤立分化右派即走资派。十月六日的政变，革命派的悲剧内因就是这样造成的。毛主席的批评，恐怕政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才有所醒悟，但已为时晚矣！我们革命派现在竟然有人很喜欢搞小圈子；这样搞，别人还批评不得。我看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搞宗派，是会摔跤的”这样的警告，应当说给这些同志；不要到摔跤的时候，才醒悟，那损失太大了。 第三，批评“有野心”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毛主席一再批评江青“有野心”，政治局会议上没有讲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江青犯错误的主要根源。毛主席说江青是想要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并且说：“你也是难改呢。”江青等人确实没有听从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竟然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华国锋给江青安排工作，谁人不知这是要党的主席。可见，毛主席看透了江青的野心。当然，毛主席这个批评是很重的。但是，只要回顾文革初期，毛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文化大革命是对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全面较量，就知道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是完全符合这个精神的。假如林彪事件之后，江青等人不犯这些错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行事，那么，即使右派执政，他也不敢翻案；团结了广大的中间派，局面会是另一种情景。这就是说，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所以，左派犯错误，万万小觑不得！世界观的改造，是人人要过的社会主义关，革命者岂能不带头？世界观的改造，要积微成著。人们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越自觉，成效就越大；反之，就会积患成疾，随着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增大，就会膨胀为个人野心。那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谈及当前左派队伍不成熟的问题，一位革命长者说了如下一段话：翻案复辟派以“清查三种人”为名，各省市摧残、毁灭了一大批革命造反派。这个数字一旦大白于天下，将会人人唏嘘不已；文革造反派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分化。从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出革命派不成熟的历史渊源。对这个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敢于面对，善于吸取。一句话，就是要接受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教育，使文革一代烈士的鲜血成为我们成长的沃土，在社会主义大革命的烈火中，锻冶自己，成熟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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