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子弟今犹在，肯为明珠卷土来？——2014占中运动随想

红色中国时评：香江子弟今犹在，肯为明珠卷土来？——2014占中运动随想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乔治·奥威尔

香港青年造反了，但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只是充满愤怒。不过觉悟终将从这愤怒中出来。

2014“占中”运动迄今已经持续10天了，若从香港专上联校罢课（9月22日）开始算起，这场运动已经进行了16天。目前看来运动内在的动力正在衰减，社会层面的支持基础也在减弱；与之相反，反对的力量日益增加，现在在金钟政府总部附近和旺角分别只剩下两、三百参与静坐的抗议者，在铜锣湾地区数量更是不足百人，与一周前雨夜高达10万人占领街头高呼口号已是天人之隔。

10月6日，学联表示愿意与政府公开对话，也不再提“梁振英必须下台”的口号；一些激进学生甚至不得不回到港铁大学站跪求同学支持，却响应者寥寥。按照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不再有其他意外因素影响，整场运动将耗竭内力而走向结束。问题在于，即使这次运动无疾而终，难道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吗？青年人不会再上街吗？

西方资本、政府与媒体竭力想把这场运动描绘成一场香港（乃至全中国）全民参与争取形式民主与反对专制的北京/香港政府的“雨伞革命”（Umberella Revolution)。其中最新的代表恐怕就是《经济学人》杂志10 月4日的封面标题文章《党对人民》（The Party V the people），其副标题为香港与为中国未来的斗争（Hong Kong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future of China）。但是香港的这场“雨伞革命”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吗？即使香港特首是无门槛一人一票选出来，就能改变中国的未来吗？ 而且，香港青年学生真想和真准备好担负起改变中国的未来吗？（或者只是香港的未来？）

同时，也有一些积极支持维稳护国的中国左派和民族主义愤青们义愤填膺地指责着的“港怂们”的忘恩负义和欺师灭祖，并要将占中运动与美帝国主义深思熟虑的阴谋联系起来，叫嚷着要让他们尝尝“断水断粮”的滋味，使香港沦为三、四流城市，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证明他那颗《我的中国心》。鲁迅先生说过，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且慢，黄霑作词、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就是1982年这个小岛上民众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关于二战历史教科书运动的产物。当年语文老师眼中的“禁书”，如今堂而皇之列入教科书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则是前《明报》主编用来吸引小市民的早茶文学的产物。1980年代中国“后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接受的所谓“爱国主义”熏陶有多少恰恰是来自这个“港英余孽的小岛”呢?

香港已故流行文化大师黄霑曾经创作过《我的中国心》、《上海滩》、《沧海一声笑》与《狮子山下》等影响全球华人文化圈的流行歌曲，上世纪后三十年无论是在大陆、港台还是海外华人社区，这些歌曲传唱一时成为了中文资产阶级流行文化的经典之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今天的流行文化，那也是香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东方明珠”最璀璨夺目的时候。

黄霑晚年（2003年）撰写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曾经不无忧伤而睿智地写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香港因缘际会，创造了划时代的普及文化高峰。......回归后香港，纵然偶有独唱，也将只是大中华合唱的单一环节。”

黄霑撰写论文的当年，香港的经济总量还相当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总和；但是十年后的今天，2009年上海已经超过香港，2011年北京超过香港，明后年天津和广州会超过香港，三年左右深圳和苏州也会超过香港。那个繁花似锦、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香港如今光耀不再，因为一个更为繁花似锦、更为纸醉金迷、更为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中国正在如日东升。

近两个世纪前香港曾经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与瓦解亚洲东方传统封建社会的桥头堡。一个1841年时人口不过3000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了如今700余万人华洋杂处的国际大都市。“东方明珠”本身就是东方世界西方化的产物，也就是西方在东方世界的镜像。而“东方明珠”的衰弱本身预示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文明的退潮，但与之相对应的并不是曾经可能的东方社会主义的兴起，而是冷战结束之后东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黄霑在撰写论文时采用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理论分析路径和框架，特别强调了，“普及文化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战地（site of ideological struggle）。”而今天走上街头的这一代香港青年恰恰就是在这一流行文化中泡大的，各种媒体和网站的图片和深度评论，Facebook和Twitter上的的点赞与评论，即时通讯的智能工具如手机和平板电脑提供的交流与信息反馈。9月28日雨夜里金钟数万高举着蓝光荧屏手机的手臂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在“富裕的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已不再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如以香港为例，当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确实在人口比例中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被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异化”的具有激情情绪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其他被排挤和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多是小资产阶级）成为了社会运动的主力。其道不孤，1950年代英国的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1960-1970年代遍布欧美的嬉皮士，2010年席卷欧美的占领运动，都是他们的前辈， 香港所发生的占中运动也确实有类似特征。在没有明确阶级意识和有组织左翼力量领导下，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的社会运动往往会蕴含多种复杂而互相矛盾的多元化、文化的、心理层面的因素，其中既有激进的争取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的民粹情绪，青春期反建制、反父权和主流文化影响，还有因特权地位和待遇丧失而带来的反动的反大陆、港独的各种歧视。反动力量的出现不可避免，甚至有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从来不是一场社会运动的全部，运动本身成为各种异化思想的大杂烩。

这一运动的背景是一个极端畸形而两极化的新自由主义之岛。在这个世界人口密度最高之一的岛上已经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但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穷人。根据联合国统计，香港是亚洲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1年税前和福利转移前的的基尼系数达到0.537。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低于贫困线指标的家庭中，很多这些家庭往往是饱受歧视的新移民（或大陆新娘）家庭。全港老人没有官方的养老保障体系，其中20多万老年人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依赖捡拾垃圾和住在极其狭窄的笼屋中生活，房价与收入之比也在亚洲名列前茅。1997年以来17年过去了，香港大学生的名义起薪甚至多未能超过1997年的水准，而与此同时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从当初1：1.3降到了1：0.8。这是一个垂暮老矣的社会，正在日益暗淡无光的“东方明珠”。

根据香港大学自1993年以来一直进行的关于“一国两制”的信心调查显示，在2014上半年18-29岁这个年龄段的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只有-37%，而在5年前的2009年，同样这一年龄段的青年的信心值曾是+49%。与之相比，当下30至49岁年龄组的信心跌至-8%，而50岁以上阶层的信心维持在+26% 。这就出现了一个与自然规律相逆的很有意思的现象，在香港年龄越大的人对社会与未来的信心却是越充足。而青年人在东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冲撞下，受到新自由主义专制与金融资本霸权的压迫，对个人与的城市的前途忧心忡忡，满怀愤怒与一腔激情却无处发泄。

这一现象与今天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中国毫不搭调，但是却与西方诸国青年在金融危机后的心态颇为趋同，对现实的焦虑和对未来的失望使得青年一代保守倒退而固步自封。学联罢课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个人毕业后绝不会北上去大陆“揾食”（找工作）时，也颇有“不食周粟”的“古风”。面对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他们宁可回头看而不愿向前望，宁可窝在自己的壳中，而不愿放眼世界创造改变。最好中国大陆与香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无论这种主观的“自己归自己玩”的城邦情绪如何强烈，中国大陆与香港从来就是不可分的，这种不可分无论是从地理、经济、政治和人文的发展都是如此。

如果没有广阔的中国大陆市场和生产基地，香港这个西方在东方的贸易窗口将毫无用武之地，没有来自于大陆源源不断地人力（普通劳动者和精英技术人才）、基本资源（水、食品和基本资源），香港实在无法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香港历史上的流行文化乃至社会运动从来都是与大陆渊源极深，若没有这些历史甚至无法建立其独特的香港城市文化。对香港青年的残酷现实是，香港不会有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的独立的未来，无论这种未来是好是坏。

这一浅显的道理其实不用任何复杂的解释都能让人明白，以至香港学联最新发行的刊物也承认“港独”并不可行，甚至无多少港人支持；但希望据此争取《基本法》下最大的自治空间。青年人们解释希望通过运动提出一个经典问题：城市到底是谁的？但现实告诉我们城市从来属于力量最强大者，这与您是否出生在这个城市或者在这个城市待多久都毫无关系。

在历史发展中，希腊城邦让位于罗马帝国，个体的奴隶制让位于大规模的国家奴隶制是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今天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已经不仅是香港或者东南亚周边的国家地区，而是整个世界市场。“崛起”中国和中国人成为新兴的恩客，恰如上个世纪初富有教养的老欧洲面对野蛮的新美洲。全世界的资本家们都忙着软硬兼施雇员们学好普通话以迎接那些“人形人民币”的到来。

中国今年十一黄金周全国游客人数近4.8亿人次，国内旅游消费达到2700亿元；而今年全年出境人次超过1亿人，旅游贸易逆差达1000亿美元。其中也包括每年到达香港消费数千亿港币的大陆游客。当中国游客走遍世界各地，中国大妈们在全球各地标忙着广场舞的时候，相比下来香港一地青年的愤怒与苦恼则被中国的资本主义繁荣富强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青年抗议者衔命民主与自治的形式主义口号进行斗争，在香港无法真正动员社会大众，又无从寻找根本改善社会的路径，反而使自己成为城市的“格格不入者”。所以，虽然占中运动能一时得到边缘化阶层和专业人员的支持，在国际媒体和互联网上成为新闻热点，但迄今“占中”运动在香港本地未能长期动员和吸引大规模群众参与，至此这场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香港本地未来的斗争也值得我们思考。更遑论以此运动撬动或影响中国未来的斗争，而其能否成为“党与（中国）人民对抗”的象征更是实在值得怀疑。也许今晚那些严肃的参与运动的青年们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别无出路？为什么我们的斗争无人响应？我们如何输掉了这场斗争？

但这绝非是整个故事的全部，中国即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发动机和寄予厚望的消费市场，但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矛盾最为复杂的和尖锐的地区之一。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尚未能实现对世界市场的核心技术、物流配送和市场营销的掌握，但同时社会充斥着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盲目崇拜，以至于在最新时尚的Iphon6手机的制造、销售与消费中出现这样的奇特故事：在现代化工厂里一群中国人没日没夜装配着数以百万计的iPhone送到美国（也包括香港）等市场，而另一群中国人在美国等地没日没夜排队将这些手机买下送回中国，最后iphone6以这两群中国人都出不起的价钱卖给另一群中国人，于是装配工人有了工作，排队工人有额外收入，有钱的买家也为国际资本集团交了大笔‘奢侈税’。这个极端案例暴露的恰恰是数亿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被剥削困境和中国社会蕴含的巨大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而且这种矛盾与冲突也将越来越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

乔治·奥威尔曾在《1984》中写到，“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群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

今天，最庞大的无产者队伍只可能来自中国，而中国这数亿不受重视的群众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将发挥出改天动地的力量。香港的学生们如果真想担当起改变香港的责任（和与此同时别无选择的承担起改变中国未来的责任），那么他们也只有别无选择地将自己的斗争与中国数亿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相结合起来，通过真正动员广大群众的社会运动的来改变已经暮气沉沉的“东方明珠”。

今夜，香港这场战斗已经失败，但这只是一场战斗而已；漫长的阶级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痛定思痛之后，香港的青年们，你们可准备好为“东方明珠”的明天而战？香江子弟今犹在，肯为明珠卷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