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及高层智囊为何频频强调阶级

　　三、王伟光的文章是对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呼应，其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正如宪法中所指出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可以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从来都坚持“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一基本观点。抵制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反对西化和分化，历代领导人都高度强调这些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点确实在学术界、在媒体舆论界一度有被边缘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王伟光文章重新提出宪法、党章及历代领导人都曾强调过但却被很多知识分子所忽视的这一理论观点，自然是一个预示中国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新变化、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大信号，也必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综合各种信息可以看到，王伟光文章的观点并非仅仅代表其个人，一定程度上讲，这篇文章也是在呼应习近平的系列讲话。首先，2012年11月17日，十八大刚刚闭幕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纲领性发言就明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随后，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由于西方化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界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习近平的这些讲话一直被某些人所抵制。

　　在2014年的217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用“阶级分析”理论否定了西方化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宪政模式，他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非常明显，王伟光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呼应习近平之前的一系列讲话。重新强调要坚持“阶级分析”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很显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及王伟光这些高层智囊为何又重新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要坚持“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当前的国情、世情、党情分析，可以说做出这种选择是必然的。

　　第一，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尤其是否定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理论，中共的领导地位就没有了历史合法性。

　　当前，知识界很多人奉行自由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错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错的。按照这种理论，近代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没有进行剥削压迫，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也没有进行剥削压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没有对工人进行剥削压迫。由此，按照自由主义理论，中共历史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历次武装起义、历次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等，都变成了中共对中外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公民”的“人权侵犯”。因此，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及宪政理论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共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第二，为了应对现实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共不得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自身一旦否定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全盘崩溃，中共及中国就只能接受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例如，习近平在217讲话中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因此必须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进行阶级分析，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定性成垄断资产阶级和资本寡头统治劳动人民对人民进行专政的工具，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定性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作为国家主人对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进行专政的工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拥有现实合法性，才能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下站稳脚跟。因此，为了巩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阶级分析”理论。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而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共也不得不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阶级斗争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实际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阶级分化乃至两极分化。当前中国各方对两极分化这一现状都是承认的，但是自由主义阵营认为两极分化与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无关，主要是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导致的，他们对中国富豪榜上全部都是民营企业家(很多是新自由主义高官的子女和代理人)身份视而不见，强行认定两极分化主要原因在于国企的垄断和官员的一般性腐败。这种看法不符合基本的历史逻辑也没有现实依据。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是一个不断被破坏、瓦解及淡化的过程，但是腐败和两极分化却是逐步加大的过程，将其归结到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丝毫没有丝毫的说服力。在前三十年里，干部腐败和两极分化程度，都是微乎其微的，不可能越搞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力量越强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主要经济改革政策，如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盲目引进外资、高价进口廉价出口、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市场化、购买美国国债和垃圾债等等，明显不是根据毛泽东思想，而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制定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坚持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的制度基础，而且也需要重新在前三十年的理论、实践及制度中汲取营养。这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的现实意义。例如，群众路线实际上已经被搁置了很多年，但现在党中央重新加以强调和恢复以解决现实问题，这客观是对原有的红色传统的坚持和回归。

　　中国和俄罗斯等原苏联地区、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世界各国一样，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都是腐败的泛滥、经济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流向西方资本寡头及普通民众原有福利的丧失。而且无一例以，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左翼运动的复兴。而近代以来中国则是左翼传统最强大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当前中共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也依赖于此。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中国社会就会得出如下结论：

　　随着新自由主义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几千万工人的下岗，中国出现了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些问题不能归罪于党的基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而只能归罪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共党内某些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一直奉行的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他们推动了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并试图推动宪政化及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改革，而这批人恰恰正是超级腐败的官员和超级大老虎，并且和国外垄断资本关系密切(其子女一代大多是直接的大买办)，他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如贱卖战略产业给外资、鼓励外资银行控制中国金融、购买美国国债和垃圾债券、稳固美元霸权等方式向西方输送巨额利益。在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庇护下，这些高级官员的家属，都以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和外资代理人的身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他们在金融、矿产、石油、医药、房地产等行业兴风作浪，获得巨额财富和资本，并与国外垄断财团融为一体。客观上说，中国当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与劳动人民和中产阶层相对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层，他们勾结外国垄断资本，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从而使整个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例如，房地产行业之所以绑架了中国，关键是一大批地产富豪属于这个官僚买办阶层，而正是这个阶层在制定并执行相关领域的政策。十年来，对高房价的“调控”必然屡屡变成了“空调”，从而带来严重的住房难的民生灾难。

　　因此，不光中国的下岗工人、农民等底层劳动阶级仇恨这个官僚买办阶层，就连中国中产阶级也无比仇恨这个阶层。由于其既得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非法的，官僚买办阶层奉行的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内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当年苏共内部的特权阶级一样，他们主张废除当前的社会主义宪法及制度，并采用各种方式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破坏，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使自己的非法既得利益合法化。

　　在这种利益和政治格局下，中共客观上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和新生的特权阶层即官僚买办资产阶层绑在一起，保护并扩大其非法的既得利益，这要求必须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及阶级斗争理论，瓦解原有共产党和共和国，建立新政党和新国家，一起发财。然而走这条路必然会很快迎来底层红色革命的局面，而且由于毛泽东的原因，与苏联解体前苏联工人和左翼的状况相比，当前中国底层及左翼的觉悟程度和整体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这条路是很难走成功的。第二条则是，和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和中产阶层站在一起，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层做切割并清洗这个特权阶层，使共产党和共和国获得吐故纳新的新生机会。走这个路线，就不得不与官僚买办特权阶层针锋相对地祭出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法宝。

　　可以说，习近平及王伟光等高层智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阶级斗争理论，是在试图走后一种路线，试图夯实中共的执政基础和阶级基础。换句话讲，习近平及王伟光等人是在向中国广大的普通劳动民众做这样的表态：我们不会抛弃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你们仍然将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那些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地产富豪和官僚买办特权阶层，是敌对势力、敌对阶级和剥削阶级，我们要与之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进行输死的搏斗。这恐怕就是王伟光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真正含义。

　　从以上这三点可以看出：要维持中共执政地位的历史合法性，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进行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进行现实中的政治博弈，消灭非法暴富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也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消除两极分化、改善民生、获得人民支持、夯实中共执政的阶级基础，更加必须坚持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

　　所以说习近平系列讲话及王伟光文章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一种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理性抉择。

　　从美国的情况看，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等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瓜分国家资产、掠夺人民财富的垄断资本财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全部都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也一样。因此，对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越是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越是坚持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越有可能是官僚买办特权阶层的一份子或者代言人。

　　由此可以判断，强调阶级分析理论的习近平及王伟光，是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敌人。而那部分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的官员，正是剥削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骨干。他们恰恰则是否定和抵制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现象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例如，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特权阶层及苏联解体后侵吞人民财富的前苏共团中央的寡头们，一直秉持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何曾坚持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四、民营企业家应如何应对新的政治经济秩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阶级的划分并非是按照财产，而是按照生产关系，尤其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他人的劳动来划分的。因此，资产阶级之“产”，是指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这种权力，而并非指的是简单的财产。因此，没有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价值，就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不占有财产和财富，因为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是有少量财产的，最起码是有一定的的生活资料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谓“无产”，指的是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及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力，而并非没有财产、财富和生活资料。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虽然拥有住房和汽车，但是他们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为生，受雇佣于资本家阶级并被其剥削，因此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仅仅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表象，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所带来的在生产中及利润分配中所取得的支配性权力。西方一些股民和散户，虽然名义上拥有一点大公司的股票，但是广大的股民散户是无法组织起来并对企业的经营生产及利润分配产生实质性作用的，因此并不属于资产阶级。西方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仍然控制在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一小撮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手中，他们的所拥有的股份和权力，往往能够完全支配企业的经营和利润分配。

　　按照阶级分析理论，当前中国绝大部分人口，都可划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列，属于国家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大部分小的私营企业主，如果规模较小，雇佣人数较少，至多只能算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大型私企及巨额资本的资本家和富豪，如果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和家国情怀，如果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领导，将财产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方面而不是自己的穷奢极欲，那么他们也属于人民的一份子。当然，部分新自由主义官员及其亲属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他们以私营企业家的身份，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料，这些人属于剥削阶级和敌对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即便中共不对其进行专政，他们由于自身财富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下的非法性，也会必然仇视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众所周知，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认为，两个毫不动摇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认为，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会阻碍私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私有制经济，就只能搞经济私有化，并推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而王伟光的文章，事实上解释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中，两个毫不动摇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即按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视角，将资本家阶层分成两类：一类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党的领导的资本家，这些将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享受民主权力。另一类则是试图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主张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家，这些将被视作敌对的反动阶级和颠覆势力，将遭受专政。而所谓的“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主要是针对前一类资本家。由此，两个毫不动摇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党员干部的腐败，一些原来生机勃勃的国企变得效率底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私企如华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腐败问题尤其是变质问题仍然是执政党的顽疾，在拥有一大批清廉的、有信仰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之前，执政党是无法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的。在这个阶段，私营企业的存在会一直有合法性。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例如张维迎于90年代就提出，“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如果共产党干部都不腐败都有信仰，那么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运营效率都会良好，也就没有理由搞私有化改革了。因此，默许、纵容乃至鼓励干部的腐败，进而推行私有化消灭国企，进而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基本大战略。

　　然而，现代民主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公有组织，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纯粹的公有组织。假如认定公有制企业必然腐败必然搞不好必须解体和私有化，那么公有的政府和政党也必然腐败也必须解体和私有化，照此逻辑最终只能复辟政府私有化的封建社会——其实美国小布什、切尼集团信奉的新保守主义兼新自由主义，就是在用精英寡头政治取代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在政治上向封建独裁政治回归。这显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因此，政治的公有化取代政治私有化，经济公有化取代经济私有化，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逻辑，当前中国的私有企业是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现象。一旦执政党本身通过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消灭了腐败和变质现象，那么人民当家做主的公有制企业的复兴和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楚自己的时代使命，适应中国及世界的时代潮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及高层智囊王伟光等屡屡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阶级斗争理论，一个重要背景是在颜色革命的风险中，部分私营企业主的蠢蠢欲动。例如，某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地产富豪，在微博、微信上屡屡发表诋毁中共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中国某些资本家群体和富豪，拿出巨额资本，资助各种隐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机构和媒体，组织庞大的网络水军，编造颠覆中共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谣言和历史谣言，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新媒体舆论;某些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拿出大量的社会财富供养自由派律师和法学家群体，他们以维权名义组织新公民运动和宪政运动，给弱势群体洗脑，煽动他们通过恐怖主义的方式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以一大批秉持反共意识形的地产富豪为核心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不仅仅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等)，还有了各种各样的准政党组织，这批资本家大多不是依靠自力更生的科技创新和实业起家的，恰恰是依靠侵吞国资、投机倒把、依附外国财团、掠夺人民而短期内暴富的，因此在中共内部有一大批腐败的特权大老虎为其撑腰。

　　阶级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两种。所谓自在阶级，是指没有组织起来的、缺乏明确独立阶级意识的状态，此时一般称之为阶层，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盘散沙的个体。所谓自为的阶级，是成熟的真正的阶级，是组织起来的拥有明确独立成熟的阶级意识的阶级。当前中国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正在从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邓小平于1985年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可见，邓小平本人也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并坚决反对新剥削阶级的出现。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官僚买办资本阶层，正在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正在演化成一个真正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习近平和王伟光等之所以重新强调阶级分析理论，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改革开放走向邪路和彻底失败。

　　对于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其正途是向华为任正非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红色企业家看齐，要有与国际垄断财团相较量的觉悟和雄心，而不要妄想再掠夺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瓜分国有资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某些特别恶劣的瓜分者还将被清算。对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来说，首先，经营活动要符合宪法和法律。其次，要引导自身企业走自主创新和自由品牌之路，不能依附在外国垄断财团身上的买办企业。最后，要善待员工和致力于改善民生。这样的私营企业仍然将获得国家的大力扶持。

　　民营企业家们尤其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鼓动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尤其是不能资助相关媒体和社会组织，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否则将被视作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其生存空间将遭受限制。习近平的相关系列讲话及王伟光的文章，实际上提前划出了一条警戒线，这本身也是对爱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提醒和爱护。

　　【注：本文作者为北斗深度智库特邀舆情分析师。北斗深度智库(bdzkcn@126.com http://weibo.com/bdzk )是经济、政治、舆情方面最权威的战略分析和研究机构，由国内资深媒体人和顶尖经济、政治及地缘战略专家联合创办，是各类决策者首先的情报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