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都被社会舆论所混淆，尤其是混淆了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那么国企改革到底应该改什么？怎么改革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在我看来，其价值层面主要涉及指导思想问题、分配问题、思路问题、垄断问题、效率问题和体制问题等，亟需认真研究解决，有必要纳入“顶层设计”体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国企改革很关键，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钱学森早有预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钱老与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四个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事实证明，钱老的这一观点不仅没有错，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作为一名改革后参加工作的基层干部，也深有体会。为此，我曾多次呼吁农村改革既要坚持农民自主经营的原则，又要坚持集体化的发展方向，走华西、南街开创的新型集体化道路。现在我还要呼吁我们的国企改革千万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下面围绕国企改革前后的情况，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国有企业的发展早在改革前就已体现出公有制的优越性，这一事实不可否认
（一） 改革前国有企业的发展明显超过了以往的私有制经济。
众所周知，私有制时代，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建国后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初步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建设迅速发展，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1980年增至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均增长11%,增长速度超过了英美帝国主义国家。许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位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钢从1949年的第26位升至1982年的第4位，发电量从1949年的第25位升至1982年的第六位，原油从1949年的第27位升至1982年的第5位。
（二）国有企业的某些突出成就既是私有制时代中国人不敢想的，也是今天私有企业难以做到甚至无法做到的。
1949年——1978年间，我国工业建设的突出成就表现在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上。首先是从“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随后一大批举世闻名的项目，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南京长江大桥和三门峡等水利工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世界高科技产品都是在那个时候，甚至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相继问世的。其中“两弹一星”既是私有制时代中国人不敢想的，也是今天私有企业无法做到的。
（三）国有企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美历史发展的差距，并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旁观毛泽东时代》一书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量不及比利时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无疑，这个转变不仅使美国知识界感到震惊，而且促使美国领导人改变对华态度，由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到尼克松主动和周恩来握手。
二、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可否认，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国有而在管理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发展。毛泽东总是把实践和捍卫人民主权的思想同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如果不能参与管理上层建筑，而只是处在一种被领导被管理的状态，就不但使官僚主义得不到遏制，而且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经济上的公有制基础也难以得到保证。今天，国企中石化暴露出的管理问题就是很好的说明。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强调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同时，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鞍钢宪法就是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1960年3月，毛主席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的做法为借鉴，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规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有了本质上的区别。由于鞍钢宪法重视人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工人群众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因而极大地焕发了工人阶级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尽管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加之苏联撕毁协议，撤回专家，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我国经济却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不仅如此，而且国有企业的突出成就大多是在推行鞍钢宪法时期。
当然，鞍钢宪法在实施过程中，真正被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所认识并且把握和运用，则不是短期内就能做到的。主要原因是受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不少干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不少工人程度不同地缺乏参与管理企业的民主意识。因此，毛泽东时代确有一些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很好地体现管理者被监督，监督者被管理的关系，导致一些干部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然而，这一现象毕竟不是主流，不是公有制必然带来的。随着公有制条件下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及干部工人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一现象自然可以避免。我们不能因为眼前国有企业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就放弃鞍钢宪法，甚至否定公有制。事实上，鞍钢宪法不仅最早激发了中国工人的民营意识，而且至今被国外广泛认同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许多人包括一些高层官员仍然未能真正认识鞍钢宪法及公有制的实质和意义。正是这个原因，国企改革不仅没有将鞍钢宪法发扬光大，而且明显背离了鞍钢宪法和公有制。于是，国企改革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一是实行厂长负责制。1986年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确定厂长在企业的中心地位，厂长对企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党委成了陪衬，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成了厂长的御用工具，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被剥夺，专制代替民主，经营决策失误不断，国有企业从此大幅度滑坡，效益下降，职工收入减少。
二是实行层层风险承包。企业向职工强行收取风险金。有的叫上岗金。总之是让职工掏钱，拿不出钱来马上下岗。结果导致许多职工下岗。
三是强力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规定所有职工都要与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定劳动合同书。不与厂长签定合同者，视为放弃与单位的劳动关系。这一规定使职工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厂长的雇佣工人，成为主仆关系。厂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一名工人下岗。
四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厂长负责制并没有给国企带来生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多数国企已朝不保夕。为了让企业走出困境，强力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把职工当包袱甩，下岗职工不计其数。然而，企业减员不仅没有增效，而且在困境中越陷越深。同时，各地下岗工人纷纷找政府领导要饭吃，尤其县一级领导经常被上访的群众长时间围攻，搞得无法正常办公。无奈，政府只好答应下岗工人的要求。最终国家虽然包揽了下岗工人的吃饭问题，但下岗工人心里的怨恨难以消除，政府在工人下岗问题上仍然无法逃避舆论的责骂。
五是国企改制，实行经营者持大股。这项改革决定了分配制度由按劳分配转向按资分配，厂长自然成了新生的资本家。
以上改革不断加强了厂长的权利，同时使广大工人失去了当家做主的地位，导致五千万工人下岗，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导致广大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一再下降，从此不但看不到工人以往爱厂如家的表现，反而发现工人在国企内部的盗窃现象越来越多。这样的改革注定国有企业从失败走向失败。
令人感到纠结的是，至今仍有许多受害者没有觉悟，并且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误导下，将国企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公有制，盲目叫喊国企私有化。
好在经济危机之后大学生就业的首选目标已转向国企，国企最终赢得了人心，赢得了人才资源。好在中国农村分田到户后，华西、南街等一批新型集体化村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不仅为农村改革，同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国企改革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进一步增强了国有企业干部工人坚持公有制必胜的信心！
三、国企改革后私有经济的发展不可否认，但代价巨大，甚至得不偿失
（一）以牺牲国有企业为代价，换来私有经济的发展。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内部的腐败和国企外“寻租”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一方面主要负责人变相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在国企抓大放小的时候，很多国企都被低价贱卖给国企的负责人，然后转手一卖就能挣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更有人直接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另一方面，通过国企外“寻租”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实现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其特点是利用非法手段占有“租金”的特权，所以寻租活动常常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二）以倒卖国家贵重资源，获取经济上的暴利。提起暴发户，百姓都会想到那些倒卖土地，倒卖煤矿、铁矿等地矿资源的大老板，这些人一次交易从中获利多达几亿、几十亿元。
（三）多数私有经济的发展并非白手起家，而是依靠政府无偿扶持以及银行的贷款打造出来的。私企相当一部分贷款一去不复返，导致银行亏损不断加重。如山西柳林县煤老板邢利斌2012年初花费七千万元为女儿举办极尽奢侈的婚礼，但在同年10月，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该老板的金融负债近三百亿元已无偿还能力，与该老板有借贷关系的国开行、招行、交行、信用社、北京信托、中投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纷纷陷入信贷危机。这位老板的金融负债不仅超过他所在地级市新中国以来国企贷款的总额，而且是山西大型国有企业太重现有贷款额的5倍。类似这样的不良贷款已导致不少农村信用社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只是因为中国农民只存款不消费的国情暂时掩盖了这一危机。
（四）私有经济垄断了房地产开发，导致房价急剧上升，使大批中国人成为房奴，甚至连做房奴的机会都没有。
（五）私有经济几乎垄断了国家大半矿产资源的开发。一个矿老板拥有的财富多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不仅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且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及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买官卖官的背后离不开矿老板买单，生态环境的破坏离不开私采乱挖。
（六）私有经济金钱至上的追求，往往不顾国家的利益，不管工人的安危，不讲历史的贡献，不念以往的旧情，因而不利于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反而容易形成各种不良风气，甚至丢掉做人的底线。这些年，卖国求荣、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多见不怪，各种工程隐患导致重大事故不断，各种诈骗及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害人不浅。
（七）私有经济金钱至上的追求，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
（八） 私有经济导致国家宏观失控，危机频发。由于私有经济缺乏整体观念，导致国家产前计划失灵，产后市场失衡，最终危机频发。显然，避开产前计划失灵的原因，一味用市场经济理论解释危机频发的现象，实际上等于为私有经济开脱。
（九）私有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巨大的浪费及不合理支出。如私有经济失控导致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建设，私有经济各种高档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党政官员高额的财政支付。
（十）私有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偷税漏税。国企除了保证完成税收，还要上缴利润。私企不但不上交利润，而且偷税漏税。私企不偷税漏税，老板就睡不好觉。
（十一）私有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逃避社会责任。国企有社会责任，多数私企缺乏社会责任。私企工资、医疗、劳保成本远远低于国企，不少私企连医保、养老保险都不交，甚至工人的工资都不能保证。
（十二）多数私企缺乏政治责任。如私有经济大量的存款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甚至有人将大量的人民币投到澳门和香港的国际赌场，分明是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及国际赌场的利益。
以上国企改革前后的巨大反差，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公有制的优越性，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毛泽东时代的穷是旧中国的基础决定的。依靠毛泽东思想，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才使中国由弱到强，从此结束中国长期挨打受气的日子。无论有人如何攻击毛泽东和公有制，都无法否定毛泽东时代出现的人间奇迹。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依靠自力更生创造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红旗渠工程，而今家庭经营条件下不仅做不到而且不敢想；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不仅今天的私有经济做不到，而且中国从美国那里买不到；毛泽东时代尽管公有制经济薄弱，但干部、工人已逐渐走向住房免费，医药免费，教育免费的目标；当时的大中专教育不仅免费，而且保证全部就业，也不存在下岗问题，更不存在吃空饷的问题；当时干部工人包括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按时发放，根本没有拖欠工资一说，也不扣除什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基金等；当时干部工人的工资虽然不高，但物价更低，并且在物价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工资；当时农村也不觉得看病、上学有多难，个别农村已实现了教育免费和住房免费；当时没有邮电法，通信设施完好无损，没有森林法，森林没有毁掉；当时没有几个警察，却没有破不了的案件；当时人们的综合素质不高，却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没有几个赌博吸毒的，更没有养二奶的。总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虽然不富，却是快速发展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虽然有人不满，却是长期稳定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是追求进步的；毛泽东时代的理想虽然和现实有差距，却是不断接近的。而今经济发展了，距离广大人民的理想却越来越远了，不免让人感到失望，甚至绝望。难怪中国人民思念毛泽东，难怪世界人民崇拜毛泽东，难怪美国政府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毛泽东化。
四、国企改革前后的几点启示
（一）私有制经济固有的自私性、隐蔽性、落后性与公有制经济固有的人民性、公开性、先进性相比，公有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谓自私性是因为私有制经济只为个别人的利益着想。所谓隐蔽性是因为私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归个别人所有，所有者的一切经营活动劳动者无权过问。所谓落后性是因为私有制经济往往伴随着腐败落后现象。显然自私性不希望人民监督，隐蔽性不利于人民监督，因而自私性、隐蔽性决定了私有制经济的落后性。落后性自然害怕人民监督。公有制经济正好和私有制经济相反。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公有制经济的人民性要求人民监督，公有制经济的公开性有利于人民监督，公有制经济的先进性不怕人民监督。
（二）虽然公有制要求人民监督，有利于人民监督，不怕人民监督，但在实际运行中能否体现人民监督，则取决于人民能否参与管理。如果人民不能参与管理，而只是处在一种被领导被管理的状态，就不但使官僚主义得不到遏制，而且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甚至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都不能保证。国企改革使广大工人失去了当家作主的地位，无疑是不要人民参与管理 ，因而导致失败的结局。同样，国企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仍然不能保证广大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仅仅是少数人参与管理，那么，注定失败的更惨。因为混合所有制本身已包含了私有经济的成份，事实上并不完全代表全民的利益，一旦广大工人参与管理的权利不仅没有强化，反而淡化，就更易引发群体性冲突，类似“通钢事件”的悲剧不免再次发生。因此，习总书记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是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三）一个资本家富豪的产生，是建立在剥削压迫一大批劳动者之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一愿望是好的，但显然是靠不住的。
（四）一个理想的社会，决不容许一批专门用脑的人来策划、指使、压迫被他们认为没有脑子的愚蠢人。否则，社会不得安宁。
（五）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仅在政治上反腐败，而且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彻底改革那些制造贫富悬殊及不平等待遇的规章制度，及时调整不合理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反腐成果，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稳定发展。
（六）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国有民营的发展模式。所谓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而不是少数人所有，更不是家族所有。所谓民营就是所有劳动者都有经营的权利，即所有劳动者都有参与管理企业的权利，而不只是企业领导集团说了算，更不是厂长一人说了算。国有和民营不是对立关系，国有强调的是所有权，民营强调的是经营权，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建立国有企业就是要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从所有制方面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和压迫关系。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单讲公有制并不能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同时还必须依靠民营的方式实施管理。无疑，包括厂长的选拔都要经过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即采用民选官的方式进行。目前国有企业的厂长都是上级任免，实质是官选官。“通钢事件”的悲剧分明是官选官导致的。毛主席确立鞍钢宪法的目的实际上也是确立民营思想，以此克服官僚主义，在企业领导和工人之间建立管理者被监督，监督者被管理的平等关系。国企改革后厂长一人独裁的做法分明是官营，而不是民营，问题就出在官营。但民营不等于私有，也不等于公有。山西煤老板的经营是民营，也是私有；华西、南街村也是民营，却是公有。依照经营权的不同进行划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都是民营，而且和山西煤老板的企业一样，都是民营私有；只有以色列的人民公社、日本的山岸村和我们的华西村、南街村一样，属于民营公有。而私有条件下的民营仍然是少数人说了算，并不是每个劳动者都有经营权，只有公有条件下的民营才能确保每个劳动者都有经营权。显然，山西煤老板一类的民营经济并非新生事物，资本主义国家遍地可见，依靠这样的民营经济别想实现共同富裕，只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那些民营公有的华西村、南街村，以及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和日本的山岸村，正好实现了共同富裕。因此，民营优越于官营，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无论民营私有的煤老板，还是国企官营的中石化，都不是理想的发展模式，国企改革只有坚持国有民营的发展模式，才能确保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权利，从而调动全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共同富裕。反之，继续国企私有化改革，势必将改革推向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