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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想回国之被逮捕前世
男作者回忆1948年被海军部13战区西雅图情报司办公室召唤，要求为美军搜集情报，作者很乐意去做，并未考虑后果。其二战时在海军陆战队做过海军部情报署的日语翻译官。1950年九月作者听到消息说中国军队从华南开往东北边境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作者把情报给了英国大使馆。
朝鲜战争以后，作者夫妇容易紧张，开始准备回国，向公安局申请出境，却一直没批准。二人焦躁，男作者甚至在与中国人交谈中，都没法掩饰自己对政府和中共的仇视。
作者回忆自己刚来中国，国民党政府败退，西方人纷纷准备离开，是最坏的时候。
作者注意到解放前清华美国教授和中国教授巨大的生活差别，因为前者有丰厚的洛克菲勒补助金，后者连煤都买不起。中国学生很激动解放，教授也期盼解放，战争、贪腐、特务都威胁着他们。
作者夫妇有国民党政府给予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四千美元，两年合计每月150美元，而清华教授每月只有20美元。所以他们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
解放后，作者感到的差别就是，美国人开始到处受到盘查，中国人则不需要，而解放前他们则高高在上，只是中国人受盘查。因为被提防而开始恼火，并公开与美国之音保持一个腔调。对庆祝解放的游行，开始从同情和热忱观看，转变为鲜明的敌意。
解放后清华大学实行教员自治，一切问题都是民主讨论解决，公开、公正，让教职员都很满意。
解放后，作者利用周末进城机会，把在清华跟那些政府有关系的高级重要民主人士接触到底饿情报给美国副领事罗杰，此人原是作者夫妇在海军部情报司的老朋友。美国领事馆撤出后，作者的情报关系转到英国谈判代表团那里。
朝鲜战争爆发，作者夫妇未回美国，因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后留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地位太重要，不到紧要关头不能放弃。50年7月和清华聘约期满后，清华没有续约，他们转而去注册做美国教会的燕京大学学生，同时与清华方面保持接触。
作者回国要求被拒绝后，想托关系找门路打听和帮忙，这种在旧中国会奏效的方式，在新中国却碰壁了。
作者一边抱怨中国政府不让他们回国，一边继续搜集情报并转送给英国人。
2、作者在继续做间谍工作
作者一开始认为中共是民族主义政权，在农村可以土改，在城市却只能采取美国式的民主革命，比如新民主主义。因此作者认为中共会愿意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开始时是带着几分好感看中共。特别是第一次接触，在解放军围城时，他从清华进城送情报给美国领事馆，走在半路遇到交战，他跑到解放军阵地上，解放军战士很欢迎他，还跟他开玩笑，对他钱包里的钱也毫不动心，甚至还冒着炮火帮他弄回了他丢掉的自行车和罐头食品，并且拒绝他一切报酬。他们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加入我们接受任何东西，就会使革命受到损失。”说这话时他们的眼睛里闪出荣誉的光芒。几个星期后，他们想回清华被路上哨兵阻止，也碰到了丝毫不受贿赂的品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情让作者都感到敬佩。作者此时有感觉，但还看不出这种对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羡慕，和他企图在中国维持美国势力的情报人员身份之间的矛盾。
刚解放头几个月，很多迹象让作者相信中美邦交可能实现。艾奇逊态度模糊。作者在清华的接触，打听到许多基本亲美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在新政府成立时担任高级职务，他们也说中国不仅需要美国承认，还经济恢复时期还需要美国物资援助。49年美国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七成，直到次年中国在朝鲜参战，美国禁运和冻结中国资金后才终止。美国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都被批准照常搬下去。
49年7月1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演说，一下子把作者的理论打的粉碎，发现中国朝苏联一边倒，中国再也不会跟着美国规定的路线走了。作者原来羡慕的许多成就，只能让中共成为更危险的敌人，从这以后，在作者眼中，中共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正确的事。如原来扫除文盲很值得钦佩，现在却认为是灌输反美亲苏的恶魔式诡计。中共不贪污不值得称颂，而是加强控制全国的阴险手段。政府提高生活水平，也成了骗取人民盲目听命于新统治者的策略。
在这种心情下，作者很容易的同意了美国北京领事馆人员的意见，后者说和共产党纠缠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的问题只是展开公开的政治战了。
随后几个月，作者卷入集中在倾向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斗争。美国国务院希望让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中共的矛盾，在中共实际掌握政权后尖锐化，于是在1949年夏掀起一次大规模运动，企图将这些自由主义者从共产党那里分裂出来，和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所谓改革派联合形成第三势力。后者指的是由前上海市长吴国桢和美国留学的孙立人等领导，这些人后来被蒋介石排挤出去。
在争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运动同时，美国在华情报人员又花很大力量，企图在中共内部赵楚一切有可能参与到这个第三势力的分裂分子，他们要求作者在阅读书刊和中国人谈话时特别注意是不是有任何关于王明这类人的事情。
49年7月北京美国新闻处负责人要求作者安排机会和清华一教授，也是民盟领导人秘密会晤。作者做了安排，教授同意，但后来后者只派了个代表去。
美国国务院还加强宣传，尤其是所谓苏联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活动问题大做文章。作者对清华几个教授提出，中国闹粮荒时，还要朝苏联出口粮食对中国不利，加以挑拨。但有个人回答，这是为了获得机器和铁路器材等以让其他方面的经济重新活动起来，美国又不愿意帮忙。
8月美国白皮书公开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自己站起来摆脱外国加上的枷锁，并表示美国政府决心扶助中国现在或将来倾向于这一目的的任何发展。如此美国就等于公开宣布了他们企图扶助推翻共产党与其同盟者所建立的任何政府的活动，以便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此时作者在北京的直接任务就是探听他们希求的同盟者的反应，他就在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所以更加重要。作者开始访问各方面教授，请他们吃饭，并从外国朋友和中国学生中的情报眼线的口中问话。作者注意到白皮书是错误，让中国报纸可以拿来做根据，展开广泛的反击运动。原来许多教授还在骑墙，拒绝对新政权公开表示意见，而美国国务院却把他们送到非明确立场不可的地步。他们对自己被送到台面上来这一点表示极为愤慨。
此外美国人的“我们失去了中国”等说法，也引起责骂，一个在美国任教多年的清华历史老师，认为美国人没权利说中国是他们的，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某些集团的财产。
作者很烦恼白皮书和“我们失去了中国”这种喊叫，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因为它们恰巧把作者要争取的人断送了。以后一年，美国政府对华各个重大步骤都把作者在这里留下的一点好感全部毁掉，美国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不能降低人民政府威信，反而只能让中国人民更团结，并使他们更怀疑美国动机。
1950年1月，美国陆军部宣布把三百多坦克装甲车送给台湾，之后发生的事，也罢改进中美关系的一点点希望全都窒息了。
1950年1月，北京市政府要求西方国家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获得的驻屯军队和建筑兵营的财产交还中国。英法荷等都交还了，美国政府却要纠缠，在国内还故意造成虚假印象，使人认为中国要接收的不止是兵营，领事馆也在接收之列。美国国务院威胁要撤退所有驻华使节，企图以此对华施加压力。
中国人没被威胁吓到，不久美国使节全体人员奉命关闭办公室撤走。这对美国北京领事馆的外围人员糟透了，美国不仅没在华留下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它的立场即使在从来都抱友好态度的中国人眼中也完全说不过去了。辛丑条约一直被中国人看做历史奇耻大辱，美国居然采取撤退使节这种极端步骤来保持这一条约的条款。
4月，作者认识到希望中国经济全面崩溃，迫使中国向美国求援的想法落空，作者更加悲观。三四月物价稳定，经济开始全面恢复，落空情势更清楚。作者中国朋友在观点和思想水平上的差别越来越大。
作者邀请两对清华教授夫妇聚会，一个提出要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析方法，并质疑美国的两党制民主，认为要建设独立的中国，决不能指望美国援助。美国政府如果不能在中国维持特权，就会破坏中国。作者又问了另外一个教授，他蔑视政治学习活动，但当作者说牛津过去两年一直请他去任教，他是否会接受邀请时，他说不接受，认为尽管不完全同意前一个教授的看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送走两人后，作者非常不安，他们进步快慢虽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而作者夫妇则在朝相反方向走。1950年6月作者和中国朋友终于开始分道扬镳。中美关系新的恶化也使作者夫妇在华处境更困难。反美宣传风起云涌，美国被嘲笑纸老虎。
3、朝鲜战争开始，作者危险了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在华英美人感觉很严重的打击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威信，是个绝顶错误。到1950年下半年，中国人日益相信美国真实意图是利用新中国不稳定时南北夹击，打垮新中国，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但战争爆发时，人们又担心忧虑，认为一直被欺负的中国，没法打胜。有个地位很高的自由主义者还找作者来谈话，表达对美国的善意，为自己留后路。
随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人们越来越有信心。学生首先行动，但只有很少被批准入伍，他们开始动员农村。经过宣传后，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形成支援前线的爱国运动。作者对大批量的业余宣传队很推崇。还被动的买了筹钱捐赠前线的动员扇子和馅饼。
中国人后来真正同情朝鲜人起来，因为将心比心考虑当年受日本侵略的惨状。
学生为爱国而大加锻炼身体。
朝鲜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大影响是，意味着他们和西方最后完全决裂。作者问一个知识分子为何中国如此基础薄弱却敢于打朝鲜战争时，对方回答“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不能坐视我们的国家再被人侵略。”这让作者哑口无言。
有回国的知识分子，尽管物质条件艰苦，却经过与过去对比后，认同人民政府及军队的廉洁和纪律，认为自己现在繁忙的有价值，并深信政府的战争宣传。
甚至一个曾经参加过美国军队的华裔美国人，也与作者在美国是否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宣称如果用原子弹，就和美国政府吹了。他欣赏现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新中国政府本来对敌人比较宽大，但到50年末，特务开始大肆暗杀和破坏，作者认识的两个人就被刺杀。新中国政府开始反击，作者不认同，但身边人都认为有必要镇反敌人。
1951年春，中国人对作者夫妇的警惕更加明显，租房遇到困难。
4.男间谍里克在顽抗
1951.7.25间谍作者夫妇被逮捕了。
作者暴露的很大原因，1950年夏，海军陆战队居然给他寄来体检表，并命令他向最近的海军医院或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报道进行体检，这等于无情撕下了他单纯学生的伪装。他还没来得及回信，海军陆战队的信件和通知雪花般向他飞去，所有信封上都写着“海军上尉W·A·里克启”等字样。
同屋犯人组长老任教育作者，“人民政府不像我过去想想的那样，他们耐心向我解释，根本不是非杀死我不可。我犯的罪恶太多，他们不能忽视，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人民政府绝不是为了报复。如果我愿意回头悔过，变成一个真正善良诚实的公民，我将来也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现在人民政府不但照顾我的老婆孩子，还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能像清白人一样生活下去。于是我决心彻底交代全部罪行，把自己交给人民政府。你根本体会不到，在你把所有的罪恶从心里逃出来之后，会感到多么痛快。现在，要是我不设法帮助你来挽救你自己，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何况，这样既害了国家，害了你，同时也等于帮助了敌人。”
5、男间谍里克交代和3号监房之家
同屋犯人、前特务老郭，在开展对作者的教育会时，因恼怒作者胡说八道，打了他一拳，老任的处理是，作者道歉，老郭写检讨书。
同屋的知识分子犯人老朱，看到作者几天没怎么吃饭，监狱给了他一碗大米粥后，很不平衡，哭了起来，说“你看，我们就吃不到那种饭。我肚子也消化不了窝头。为什么他该享受这种特别待遇？要不是因为像他这一类臭帝国主义分子，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来。他们甚至连手铐脚镣也没有给他戴。”
作者明白老朱为什么这样恨他了。他把仇恨政府，仇恨那些他认为应对他被捕入狱负责的外国人的情绪全都发泄到作者身上来了。作者说在他待在监狱的全部时期中，最难应付的人，恰好正是那些作者认为本应该最友好的人，也就是那些过去拥护西方国家，与外国人有过关系的人。
被捕后第12天，作者决定老实交代问题。
作者写交代材料，老任和老朱在第一部分作者的历史和教育，就各有意见，老任要求写出爱读侦探小说的历史，老朱则要作者说明在学校受过轻视其他种族的教育，作者不同意，气死了。跟审讯员反应后，他被调整到9号牢房。但作者突然感觉自己对原来3号牢房的牢友产生一定程度的依恋，觉得他们是自己真正了解的第一批中国人，作者已经把3号监房当作安身的家。
6、女作者李又安的被禁足和审讯自述
被在家禁足的李又安发现里克要通过荷兰外交邮包寄走的情报报告拉在书桌上，被公安人员发现了。在第一个月里，女作者一直在顽抗，拒不承认，而公安对她的最大惩罚是让她戴上手铐。
有意思的是，女作者和男作者一样，都在写完坦白材料以后，就认为案子结束了，自己能出去回国了。笔记者好奇，他们为何有这样轻松的心理错觉？
7、男作者参加9号监房学习活动
里克开始面对9号监房的学习了，组长老廖带头由犯人自己组织学习，让作者开始实质性接触到了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
在监房学习中，里克接触到了狱中犯人讲述的中国苦难，牢友有杀人如麻的地主，有残酷的土匪，他们讲述了国民党时代苦难黑暗的一面。
这些原来坚决反共的犯人，为什么愿意参加学习。因为他们看到不老实交代和改造可能会被严惩。而且他们都相信共产党不折不扣的怎么说就怎么做。1951年春季镇反让他们看到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枪决那些不肯低头的人。而如果愿意转变，就能获取自由，甚至能获取职位。所以多向政府靠拢寻找出路。
作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始伪装进步，积极参加学习，以此扮作模范犯人。但监狱管理员很不客气的指出他仍然在伪装，而未从内心深处结合他自己的情况进行反思和改造，并告诫作者说他是罪犯，不要想着轻松出去，这让依然以为能很快出狱的作者非常受打击，不得不调整策略。
8、女作者被禁足期间观察看守哨兵
女作者耍把戏，称没钱了，试图以此让政府释放她。但管理人员借给他钱，先后借给她500万旧人民币，合230美金。
女作者讲述了在房子里看守她的哨兵的故事。
第一件事是一位哨兵为她买牙膏，半路丢掉了，他坚决拒绝了作者给她钱，认为丢掉是他的责任，理应他来赔偿。作者对哨兵一丝不苟的态度深怀敬意。
前后看守她的20多名年轻哨兵，都没为难过她，非常友好，从未逾越界限。他们对待任务很严肃，认为是爱国责任。
哨兵多来自农村，有个农村兵杨明花2万块买了个母鸡回来，并抵挡住战友的抱怨坚持要养，结果是病鸡，哨兵们想赶它走动，让它好起来，但没用，还是很快死掉了，杨明一直被战友用这件事进行无情打趣。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作者目睹新政府清洗旧时代贪腐行为的努力，每个人都要反思检讨。曾经用不正当手段弄到五万旧人民币的哨兵刘世龙，在重重思想压力下，做了坦白交代，作者目睹战友们宽慰刘世龙，帮他解脱思想压力。
1952年春，军队开始扫盲运动。原本不以为然的作者诧异的看到文盲战士们学习速度非常惊人。一位姓刘的干部向她做了解释，因为战士们有毅力和热诚，肯定能办到，战士们看到祖国在成长，发展为工业化国家，希望自己成为其中一员，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能读不能写，就会落在许多事物后面，因此他们很希望读书识字。另一方面，他们互相帮助，学习中没有人感到孤单，每个人的热情都在推动着别人，如果有人受挫，总会有人来帮助他，让他继续前进。
刘自己就是生动证明，他求知欲无止境，把作者房子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一夜接着一夜的读。
1952年9月20日夜，审讯员向她宣布正式逮捕她，因为认定她和里克一起犯了间谍罪。作者时候心倒踏实了，并不害怕，因为经过一年多以来对干部和哨兵的观察，并不担心受到虐待或刑讯。
9、男作者的思想变化和监狱生活变化
1951年秋冬，里克的9号监房成员变化，地主老王去劳改农场学技术，土匪得病调到病监，地主老宋离开，老廖猜是解回原籍受审，他犯罪太大，不会轻易放过，当地人民不会答应，他血债太多，必须偿命。这几个月里，作者终于认识到，犯人并不像美国之音宣传的那样，是被政府非法迫害的民主战士。作者在监狱待了四年多，认识了35-40个犯人，没有一个不该监禁。而且经过的几百个犯人，最后被枪决的只有少数一些人。作者认为中国人说消灭剥削阶级，指的是剥夺那个阶级剥削别人的能力，并不说杀死地主，被杀死的地主百分比非常小。
监狱过年，作者非常开心，吃饭吃得好，还参加了犯人的晚会，做了表演，也看的津津有味。作者情绪很高，他感受到和同组人之间的友情，也认为让他参加晚会，意味着他有可能早日被释放。
这时候“伟大的三反运动”开始，监狱要求公开检查组长制度中的新罪行。一开始注意力是组长，后来要求全体犯人都要做自我检查。运动后，骂人都绝对停止了，打人更会收到严重的加刑处分。
作者和同屋犯人都有些敷衍自我检查的要求。他们被调整到甲监，开始面对一个新组长，曾经向美国间谍透露政府要逮捕他消息的受贿前警察。作者还发现了过去认识的一个大投机商老金，丫经历很人渣，曾经在日本人、国民党下面都做过事，还给美国送过情报，解放后又混入政府贸易部，后来盗窃情报逃到香港，但后来被美国人抛弃后没钱，他又回国，重新混入政府，想再次到香港时被捕了。
作者做的肤浅检查，被组长老鲍指出虚伪了，逼问之下，作者也暴露内心的不满，反责为何不能请律师。老廖说：“你要请律师的唯一理由就是，好让你逃避你罪有应得的徒刑。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只要有钱请律师，几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脱干净；只有穷人才进监狱。更厉害的是，要是在旧中国，你甚至连律师都不要请。你只要向领事馆打个招呼，他们立刻就会把你要出去。”
作者意识到，作交代本身，与其说偏重证实罪行，不如说偏重给犯人一个机会向改造道路迈步。只有犯人做了符合事实的交代后，才会正视交代。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真正想做到公正。
作者被老鲍逼问“你对你的罪恶怎样想呢？是罪恶呢，或者不是罪恶呢？如果你真正认为那是罪恶，你为什么又不愿服刑呢？”作者也一直为这个伤脑筋。他知道共产党认为这并不单纯是犯法服刑问题。一个人犯了错误，他必须痛恨这个错误，因为这是惟一保证不再犯的办法。但那时候作者没有认识到他干的不对，这是监狱里作者最难与解决而又必须斗争的问题。作者坚决相信他所干的是为了美国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不承认他曾存心伤害过任何人。作者过去老是设法逃避，老鲍却直接把他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在老鲍用公安人员的顽强逻辑挖他的思想根后，他不得不谈出了真正想法，而他为自己开后门和自我辩护说法，把其他犯人都惹火了。尽管他们本身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特务，但是一个外国人企图把自己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说成是合理的，却不是他们所能容忍的。老马控诉他利用学习继续搜集情报，这个一语道破真相的控诉几乎把作者吓晕了。但其他人并没有追问，因为发生了另外一件更惹他们注意的事。
1952年2月22日，周恩来指控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作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认为是可能的，作者知道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细菌武器，离开美国前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如果二战不是于1945年8月结束，就会用细菌武器对付日本人。此外作者受过教导，战争中可以用所有的任何武器，作者也看不出凝固汽油弹、原子弹和细菌武器的区别。作者问中国人为什么要叫嚷这件事，作者认为这只是因为美国人有细菌武器，而中国人没有。作者的说法导致了愤怒的指责，老鲍威胁要揍他，房间吵成一片，以致管理员冲进来让犯人安静。管理员告诉其他犯人，作者来自习惯发动战争草菅人命的美国，能随便扔原子弹，要给他时间，问问作者是否愿意自己亲人头上被扔下这种炸弹。
作者被这种挖思想抛进绝望深渊，过去自命不凡作风现在狼狈不堪，平生第一次感到不知怎样来应付形势，甚至在灰暗的审讯期间，也没感受到现在这样四顾茫茫，毫无保障。另外甲监环境也不好，有人告诉作者现任北京共产党市长就在这个监狱待过8年，作者常常想他怎样活过这八年的。
组长老鲍对作者很粗暴，同组犯人批评了老鲍对作者的粗暴态度，以及对作者国籍和外国作风的嘲弄。他们认为，作者的帝国主义思想方法以及不考虑别人的自私行动应该受到批评，但在新社会里，各种人种都平等，他们的习惯应受尊重。之后作者受人排斥的感觉减轻了，过去几周痛苦的恐惧和混乱也消除了。
监狱冬天一二月只升了6个星期的火，不过没法抱怨，因为监狱干部也没有生火。监狱条件尽管不好，但比大多数农民都好。
监狱卫生大扫除，拆除甲监重盖，配合1952年全国展开的卫生运动。细菌战的恐惧激起了全国性卫生运动，教育下大家认识到讲究卫生的重要性。干活时作者高大身材大有用处，作者感到低落的情绪进一步消失。打死的苍蝇蚊子数量要和其他监房计算数目。犯人们也被注射各种防疫针。1952年春季后，伙食大大改进，开始定期洗澡，又实行正规的体操制度。
————笔记者注：抗美援朝时志愿军部队也有几乎同样的描写，小说《伏虎记》讲述了郭根全带领的一支志愿军部队战斗经过，也是在细菌战后，在坑道里部队开始高度重视洗澡卫生等卫生问题。
10、女作者正式进入监狱，面对集体学习的思想改造考验
女作者入狱了，先住了几个月的单人间。之后进入集体牢房，组长牧本是个日本女人，同牢房的还有个曾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当过少校并和美国人有过联系的白俄女人索尼娅。牧本在集体学习上告诉女作者如何进行自我检查：“第一步是反省过去的思想方法，公开暴露某些最隐蔽思想不让人高兴，因为这些很少值得我们骄傲，但说出来后，过去觉得很严重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可笑了。在暴露所有东西后，下一步就是分析思想，这些思想打哪儿来，你为什么这样想，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可能没发觉你历史背景中的一些客观力量，我们会帮助你；第三步就是批判，用共同利益来衡量这些思想正确与否，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批判最困难，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除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外，根本没想过别的事，要我们从什么对全体人民最有利的立场出发，来批判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几乎不可能，这就是自我批判的实质；最后，就是把新建立的思想积极贯彻到行动中去，也就是去体现人民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我们的改造。”
在混合监，作者从别人谈论那些少数戴铐子的人的态度语气中，作者看到，如果她戴铐子，她不可能得到同情，只有最顽固、最落后、最无耻的坏家伙才戴铐子呢。在这儿，没有人愿意被看做那种人。
作者目睹了索尼娅消极对抗集体学习和自我批判，随后遭遇小组和管理员批评，之后索尼娅坦白她仍想尽快混出狱到西方，而不想留在中国或苏联。
作者不积极发言，提出的理由是中国话不流利。室友王小云和安美玲因自我检查彻底得到表扬，为了表现进步，两人竞争很厉害，王小云出身富有家庭，进过大学，由于隐藏国民党特务丈夫入狱。王小云揭发两人聊外国电影时，作者说话很顺畅。室友反复批评作者没认识到罪恶的严重性，作者心里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作者一心想让人对她有好印象，因此不能深入检查过去的是非。作者只是学习了暴露思想和进行分析的技术，但一直没有联系自己。
11、激烈的小组学习和艰难的行动改造
里克组内学习来了个姓江的新犯人，他曾在北京公安部门担任很高职位，但犯了错误，年近四十，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让小组谈话主题改变，花了很多天辩论。小组其他人用马克思理论武装自己，与作者激辩，认为美国迟早也要有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对作者不认为美国也要进行暴力革命的观点，老廖说“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解决革命理论的抽象问题，而是要改造我们的人生观，政府没有意思把立刻变成共产主义者，他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这一点就首先式这件事不可能办到。不过政府坚持他应该认识到他在我国的所作所为错误。”
作者之前陷入顾虑，中共监狱在释放他之前，究竟要他做些什么呢？难道希望他变成共产主义者，为中苏服务来反对美国吗？为此作者好几次从噩梦中惊醒。老廖的发言让作者的顾虑变得毫无根据。
1952年冬，作者对战争的一般看法开始有了转变。在听报纸新闻时作者突然意识到，过去作者和室友之所以对朝鲜战争观点根本不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美国人是没有脸、反复无常的敌人，只是些必须加以消灭的东西，而作者则认为他们是人，是死得太早的年轻人，可能来自纽约或芝加哥，甚至来自作者故乡西雅图。反过来说，美国人亦然。作者曾经鼓吹用原子弹，作者反思到，犹豫自己的仇恨，他竟然忘记了那些因此会死去的人，过去作者认为他们只是没有脸的畜生，但现在作者认识到这些死去的都是有脸的人啊。作者脱口而出：“我痛恨战争。”作者思想上认识了一个问题：朝鲜战争必须停止，决不能再让另一次战争爆发。
监狱长建议根据思想改造讨论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把过去所唱的高调变成事实。作者牢房集体决定写决心书表达行动改造决心。但并不顺利，一开始未被认可，老江说：“你以为清除一生的自私自利的意识，就那么简单吗？”作者对此深以为然。
老廖一件事体现了行动改造自己的艰难。借着老廖老婆要求离婚的事情，作者介绍了老廖蛮复杂的一生，老廖原在沈阳日本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银行当出纳，37年日军侵华，老廖抛下妻子和职业跑到南京参加游击支队，但他很快承受不住压力，以一个新编队伍的副指挥职位为条件投敌，抛弃了昙花一现的报国使命。之后他到北京做了县长的日语翻译，战后曾在蒋介石刑警队工作，解放后失业，继续因赌博、酗酒挥霍精光。新政府给他工作，去北海挖淤泥，他拒绝了。后来他借钱开了煤厂，还经常往煤里掺势头，搞得不错，但很难满足有奢望的他。因此仁川登陆消息传来后，他期待美国支持国民党重回大陆，获得高官厚禄。他和几个国民党刑警队的老队员重新建立了关系，成立小组织，计划在美国和国民党军队到达时，进行破坏并接收北京城。老廖是组织者，成了总司令，还给每个人都封了官。他们搞到了几支枪，还派人去台湾活动经费，建立正式关系。一开始事情顺利，除其他活动外，他们还设法防火烧了一家小旅馆，证明他们的决心。但后来传来美国在朝鲜吃败仗的消息，廖沮丧，特别是他们派去台湾的人始终没有音讯，他们决定停止活动一个时期。他回到煤厂几天，就被逮捕了。在廖人生起伏无常的经历中，始终狂妄自大，甚至被捕入狱也没动摇他。但他妻子要求离婚（廖曾与妻妹发生关系，还因为懒惰、好赌而耽误了小女儿的病情致其死亡，妻子指责他时，他还打了她），严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他过去始终认为她是自己的当然财产，接受不了被抛弃的事实。几天后他才想通：“你们看，多可笑。我不知多少次想到遗弃她妻子，重新娶个小老婆，但在她要离开我时……而且有很正当的理由……我却感到受不了。我想里克说得对。我对锦安（妻子）决定的反应简直和我的决心书不相符。”
作者提到，狱中生活能以戏剧方式暴露一个人的本质。大伙关在一起，又没有释放可能，气氛会高度紧张。为了些可笑的鸡皮蒜毛的事可能失去理智控制，发展为严重的个人成见，此时文明假面具被撕破，个人肮脏丑恶面便暴露出来。作者和老金的冲突就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和老金关系一直很紧张，互相讨厌，老江建议作者改善下和老金的关系。天冷时，作者就把自己的棉背心给老金穿，老金愉快的接受，但等他接受后，就立刻装出非常疲倦的样子，在学习中一个劲儿向刷了白粉的墙上靠，使作者的背心很快黏上了一层石灰，让作者心中冒火，却又无计可施。1952年12月，作者和老金严重冲突，组里只有作者和老金有肥皂，过去是两个人为了表现进步争先给室友用，但当作者只有最后一块时，开始计较，作者发现老金在试图把自己的肥皂藏起来，让大家用作者的肥皂，作者眼瞧着他那块宝贵的肥皂在同组的同学受众越来越小，非常恼火。作者咬着牙，暗自骂道：“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妈的，他还需要帮助帮助！”终于在小组学习上，作者冲口而出：“老金那家伙，真应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态度。他竟耍了个卑鄙花招，把自己的肥皂藏起来，让大家都用我的。”老金受到批评，但作者也受到批评，作者被迫检查了他对老金抱成见的整个发展过程，到这时作者才承认了事实，在作者伪装帮助老金的全部过程中，始终没跳出自私自利的圈子。
最后老江发言：“政府一再说过，只要咱们的目的是自私自利的，咱们就绝不可能做出正确事情来。也许有一天你会相信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不需要你那套帮助。”
12、男作者剖析中国监狱改造模式
作者和老金冲突一个月后，老金被调走，老江也被调走，只剩下作者和廖、马、韩，当热气没有时，作者又怀念老金肥胖身躯发出的热量。
组里来了新犯人黎成明，他是个从小受到训练的扒手，他有根深蒂固的偷窃习惯，包括偷牌，管理员要求室友帮助他认识改正。老廖指出严厉批评没有用处，必须挖出黎做这种事的根源。但始终没有找到根源。后来黎转走，再次盗窃，比较深入了解他的室友强迫他坐了次彻底的自我检查，检查到底为什么要偷，分析了因果关系。黎从小被父母抛弃，一帮盗贼收养了他，他只熟悉偷窃，过去从没把偷窃当不正当的事，而认为只是谋生方式。他认为自己从来没真正伤害过任何人，而所有人都比他富有，要是能偷到东西又不致被捕，为什么不可以干呢。扒手这一行就像骗子、变戏法的，或说书的，是一门艺术。他同组的同学对他说，所有东西都是通过劳动得来的，盗窃他人劳动果实就是犯罪。他们设法消除了黎的一些疑虑，帮助他了解个人和社会关系，以及他过去所作所为的错误。别人能老实生活，没有恐惧，不受侮辱，为什么他就不能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想不劳而获，而大部分应归罪于旧社会。黎由此深刻仇视旧社会，他开始憧憬没有恐惧和贫穷的世界，坚信会变成事实。接着监狱当局做了件很奇怪的事，让黎做了组长，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负责任和受尊敬的位置。他发觉自己能能帮助别人，同时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于是他的恐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两年后，作者再次看到黎，几乎不认识他。黎长高了好几寸，而且看人时昂首直视，不再畏畏缩缩，而且参加了犯人文化学习班，成绩很好，能读能写，他还在改造犯人袜厂时提出合理化建议提高生产率而得到奖励，作者深信黎已经走上了建立新生活的道路，很快就被释放。
作者发觉黎的改造过程正是监狱里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典型过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帮助人改造的办法，和美国所应用的集体治疗法很相似。而中国人并没有经过心理学训练，也从未按书本科学搞出一套思想改造方法来，整个思想改造方法是凭经验摸索方式发展起来，方法基础是：洞察人类特性的常识——这是中国人一向著称的特点，从马克思理论一般实践中引来的自我批评的概念，以及在早期革命中，由于改造军队和知识分子的需要而逐渐成熟的方法。
在改造中，第一步就是打垮为自己做辩护的理由和编造出来的道理，正视自己。但仅仅掌握批评并不意味着得到改造，思想习性改造并不容易，需要长期斗争，每个人还要有诚意。监狱里许多人在克服了不愿在别人面前主动暴露缺点的错误后，变成了所谓的大胆暴露、坚决不改的人，他们会滔滔不绝检查自己，但始终没有转变。很像酒鬼，也许真正为自己担心，斩钉截铁发誓不再喝酒，但由于没有真正了解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又始终戒不了酒。一个人只有在停止为检讨而检讨，或不再拉客观理由，并开始认识自己的真面目以及自行为对他人的危害时，才会产生改造自己的真正要求。这是才能和过去的自己作斗争，建立起新的社会责任感。
和反革命混子不同还有少数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党的犯人。对他们的改造显然不同，他们的思想改造往往很突然。53年春，作者监房来了个新犯人，是个破坏土改、给敌人提供情报的天主教教徒。看守所所长对他的批评打动了他。
53年初，多数在监狱待过一段时间的犯人都开始有些进步表现。讨论中很少再有留恋过去和幻想国民党重来的痕迹。这种转变一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理论的胜利，但主要的还是历史本身促成，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美蒋登陆就可以出狱的美梦。预料中的国内叛乱和经济崩溃也都没出现，相反，全国空前紧密团结在一起，52年总产值比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一年还高出9%。
53年1月的一天，监狱扩音器传来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消息，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美国人愿意谈判，我们就谈判，如果他们要打，我们就打，但是，我们要同时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这时整个监狱想起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掌声。这很难让人相信，这批人几乎不是国民党就是美国特务，在共产党下面都会判很长的刑期，不久前还把毛泽东看做最厉害的敌人，现在竟这样热烈的向他欢呼。不过老廖的两句话基本可以说明这种状态。他向作者转过脸来，眼睛闪烁着光芒，兴高采烈的说：“今天才知道做中国人的光荣。正像毛主席说的，我们中国人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革命不但发展对犯人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53年后，新中国建设差不多吸引了所有犯人的注意力。很少人能不受生产竞赛精神的鼓舞。在中国，兴趣完全集中到生产完成情况上，我们在监房的人也不例外。新发明的公布，新厂房的建设，或生产指标的突破都会博得热烈喝彩，而旱灾或水灾又会使监房陷入忧郁。劳动模范的活动和成就，例如货车司机岳成武和纺织女工郝建秀都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
争取做个新中国公民的愿望鼓舞着作者的同组同学；但他们也沉重感到自己是个罪犯，新中国没有自己的份儿。于是从这里便产生了刺激改造的新力量。改造思想已不再是为了避免惩罚的问题。这时大家都对生趣盎然、成果丰硕的未来满怀希望，渴望有一天能去帮助建设自己的祖国。
当局对犯人的态度大大促进了这种改变，他们对反革命分子和间谍轻蔑而无情，但他们很慎重，从不让犯人感到这种轻视是因为他个人而加在他身上的。当局反复告诉他们：“并不是你这个人坏，而是你的思想坏。”监规虽然很严，但在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上到所长下到出访杂务人员——的关系上，却始终鼓励他们做到老实坦率。任何谄媚奉承的表现，不是被看做心怀敌意，就是被当做封建作风参与，而且必然受到申斥：“有话就老老实实说！”
监狱干部对自己也提出改造要求，迫切程度和要求和犯人不相上下，这个事实深深感动了犯人。王管理员性子暴躁，51年年初他发火打了一个犯人，结果当局把他关在一个监房和其他犯人待在一起反省了一年，他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又恢复了管理员的工作。到了53年就可以看出他转变的迥然不同了。监狱干部为他们自己规定的高尚行为标准给作者的影响特别大。
作者敬仰管理员的政治和诚实，但中国汹涌澎湃的革命精神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变，都大大激励中国犯人的同时，跟作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作者的小组同学日益觉得有保障有前途，作者很羡慕，作者看不到这种彻底转变对作者自己的用处。作者惟一愿望是，想办法获得释放，然后回国。但即使回国，前途也不光明。作者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能像一年前狂妄打算的那样，一口推翻他坦白的事实，要不然会心中有愧。但要是认真说实话，拒绝和海军情报署合作，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美国，必然会被扣上反复分子的帽子，这样作者回国教书的奢望就要破灭，甚至连挣碗饭吃都困难。作者一方面渴望回国，一面又怕回到自己不能立足的环境中去，这种矛盾完全控制了他的思想，排斥了任何踏实改造的想法。同时作者对自己的罪行认识不足，也阻碍了向改造方向前进，作者认为过去所作所为是个错误，但不认为自己已经伤害别人，也不意味着自己的本质值得怀疑。
老廖在为帮助作者的小组会上说，如果离开监狱是作者希望改造的唯一原因，作者就不可能改造好，因为作者还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事情，永远不会理解任何事情，要求作者停几分钟，不去想离开这里，比较客观的看一下自己。
但作者注意到，自己目的仍是为了迎合别人，不能规规矩矩面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老实的本质，拒绝承认自己有改造必要，这让他犯了进监狱以来最严重的错误，也正是这件错误使他认清了事实。
13、女作者换到新监房，思想也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女作者已经习惯并喜欢老监房，但又例行调换到新监房，和两个女刑事犯关在一起待了8个月。
在学习中女作者承认，她想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能使她和里克团聚，她才不管打起来会怎么样呢。面对管理员的自私指控，作者意识到这种思想有错误，暴露了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根本没考虑别人的死活。这迫使第一次去考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后几星期的学习会，作者暴露了更多观点，她过去的敌对态度不知不觉消失，把一向放在心里没想过对不对的思想都谈了出来，由监房三人批判。讨论启发作者重新检查过去的看法，当她从另一个观点考虑问题是，就看出了自己的错误。
作者暴露许多内心思想后，在前一个小组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好印象幻灭了，感到有必要公开自己的思想，让两位同学帮助批判。而在逐步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作者发现所读书本也有了新意义，现在能把书中许多部分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
作者经常碰到基本问题是：这种改造对她回到美国以后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中间发生了一件帮她进一步了解改造意义的事情。同屋犯人指责管理员随便骂人，并向上做了举报，却没有受到报复，管理员行为后来也有了改正，让作者意识到改造是人人都要经历的学习过程。
作者询问室友“明哲保身”的意思，任爱琳说：“指的是一个从来不肯出头露面的人，在旧社会，这被看成是智者的特征。他为了避免自己受累，从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在新社会，这是一种叫人瞧不起的态度。要是人人都缩头缩脑，怕受伤害，那事情怎么能办成功呢？”
作者很高兴又发现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于是便大声说道：“这正是我呀。我老是怕挨说，躲避责任。现在看来，我害怕受批评，事实上正是我胆小的根源，甚至依赖里克也是这个原因。你知道，我从来就不说‘我要怎样怎样’，而总是说：‘我们认为这样或那样’。这样说，责任就卸在他身上，我也就可以不致受埋怨。”
作者和任花一些时间讨论这个特性，又用同样的方式发现了许多其他问题。在认识到自己自私、狂妄、顽固和狡猾以后，使作者沉思起来。作者想到她的宗教和她作基督教徒的历史背景。
作者过去自认为是—个基督教徒。“可是现在我怀疑起来了。我过击是个真正的教徒吗?基督不是劝告人类，首先要为他们的兄弟着想，要为人类的福利忘我地工作吗?新中国就鼓励人民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这是我们在监狱改造的全部内容。在这儿，一种基督教的观念正在实践中，而这正是我在国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不正是因为有那些总是自称是基督教徒，而又对别人的疾苦熟视无睹的人吗？多少次回想起闵管理员的批评“你怎么能这样自私昵?”我总是要面红耳赤，感到可耻。
但是，平时，我总是为我日益成长起来的新人生观感到不安。它对一个人的要求这样严格。
“对你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有一天我对我的两个同学说，“你们一出去就进入一个人人抱有为共同福利服务这个理想的社会。可是，我怎么样呢?我要去的却是一个把“人人为自己”当成一条确定原则的社会，你不这样办就得挨饿。要是我为我的同胞的利益工作的话，那我就得放弃一向过惯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也不能躲在象牙塔里，逃避观实，不管他人疾苦。我看人民政府让我认识这些观念，并在我的思想上下工夫，一直到我不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为止，可不怎么公平昵。”
1953年夏季以来，折磨我的另一个可题是栽回国后的遭遇。在那以前，我总是认为自己会作为一个熬满徒刑、长期受苦的英雄回到国内。从我路过香港一直到抵达家里，甚至在到家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会是各种集会的中心人物。但是，当我愈来愈觉察到国与国之间有相互了解和建立诚意的必要时，我也认识到，推翻我所坦白的材料，在我罪有应得的事件上，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有损害，会使得他们之间的误解和敌意进一步加深。为了对自己老老实实，对别人公正不倚，我一定要说老实话。
但是，我将会怎么样昵?我曾读到一些滑息，那些所谓在北朝鲜战俘营里“洗过脑筋”的美国士兵回国后受到了威胁和压力。如果我受到同样的压力，我能抵抗得住吗?我把我的恐惧告诉了我的同学。“我可不大坚强呢，”我说，“坐在这儿，说我永远不会否认我的坦白材料是很容易的，可是，一旦真正面临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危险的时候，我能不能坚强不屈呢？”
我自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们也不能，1954年有好几次，我从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噩梦中惊醒过来。
任爱琳坚强的性格大大加强了我在任何环境下坚持真理的决心。
虽然，我多次动摇不定，不断受挫折，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自己有了一些进步，至少现在我真正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了。
14、男作者思想的根本性改变
里克以为会被释放，但实际上没有，作者看到消息，那些所谓在北朝鲜战俘营受过洗脑的美国士兵都被送到熔炉谷精神病院去了，作者开始后悔过去的坦白交代，试图改口供，不承认自己有意的间谍行为。结果在管理员一句充满厌恶、憎恨的“回监房去”吓坏了，感到自己做错了事，一方面他真的害怕做假交代，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老实，无情的打击了自己。过去作者总是从虚伪的学理方面去认识自己的品质，现在这种认识破灭了。肮脏透顶的品质在思想激变和恐惧中突然暴露了出来。
有好一会儿，我盖愧得整个身子发烧，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原则。我预料小组的同学会痛骂我一顿，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温和得令我惊讶。
“这一次你总该得到教圳了吧。”老廖说道，“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会千方百计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现在你也许能看到，做一个美国人也照样需要改进啊。你在这儿暴露出来的那种役有原则的想法，不管在哪儿都会使你犯错误。”
这一次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开始第一次挖掘我的品质根源，这并不是因为别人要我这样做才走走形式，而是因为我痛切感到，我要不能弄清楚我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将永远不会再有信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能毫无顾忌地谈出始终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的历史事实。不管是童年的幻梦，和家人、朋女、同学的关系，对妇女、性生活的态度，以及我对生活的要求，全都详详细细的讨论到。
作者开始回忆年少时家庭的贫穷和虚荣，童年经历让他最大顾虑就是怕像父母一样长期失业受罪。他父亲经常说：“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人不过是个奴隶而已。”这句话深深印在作者心里，决心逃避这个命运。作者决心做教授，在其它领域似乎都做不到兼有安全和声望。作者来到中国后，眼看中美关系恶化，感到自己成为有作为的教授的机会日益消失，这正是他后来痛恨共产党的部分原因。如此，作者认为和美国领事馆的联系更加重要了，因为即使教授的职位不可得到，能保持住和国务院的“内线”关系，我还是不必担心失业。
作者分析道自己的利己主义已经慢慢发展到只见个人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作者记得1948年11月清晨走出朋友家大门，就看到台阶上挺着一具显然是饿死的尸体。作者当时认为是打击，玷污了明朗的早晨。回想那天的态度，作者认识到作者如何因为那一天被搅得不顺当而满心不快，把对死人仅有的一点同情也驱散的干干净净。作者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更加说明他千万人的死活，也照样残忍的不管不顾。
作者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过去对待自己罪行的态度。作者过去认为自己违犯了中国法律，但并不感到干了任何犯罪行为。作者认为自己被惩罚过重，一心只想释放，所以才借口说只是想为祖国服务，并没有存心伤害任何人。作者现在看清这是狡辩的不老实态度，不想伤害别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理由；一个人既然完全被个人利益所蒙蔽，就绝不会为别人着想，如果我不是这样利欲熏心，早就能看出我所说的“我的间谍活动是为我的祖国服务”的荒谬了。实际上，我加深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损害了美国。我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像我们在1949-1950年间所干的那样，去强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加在另一民族头上。这种做法不道德，只能引起愤怒、仇恨和战争的危机。
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掏出来，在自我批评的光辉下做认真的批判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结果却使我认清了自己，从而能够下定决心去克服品赁上那些支配我过去犯错误的缺点。我的自我斗争，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种斗争在我留在监狱里的其余时间中始终在进行着，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也还在进行。
15、女作者爱上了集体活动和生活
李又安被换到了更自由的教育队。看守所所长和管理员经常也参加教育队的娱乐，兵乓、排球、象棋、桥牌以及克郎球最流行。
这里学习水平很高，大家讨论粮食统销如何让粮食分配更平等。
作者认为改造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为了有利于社会而进行的真正改造，和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伪装的改造区别开来。作者不断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碰到这种矛盾。
作者1954年5月参加了集体劳动，拆洗棉衣棉被，很多人想借此表现自己积极性，中间出现了许多勾心斗角，互相掣肘，卖弄自己。没能正常完成任务后，大家开两天检讨会，轮流检查自己的态度，如嫉妒、不愿合作、搞小圈子、背后嘀嘀咕咕，全都公开并批评。
最后组长孟小梅总结道：“归根结底，我认为咱们忘记了顶顶重要的一点，忘了这次工作的目的。人民政府为什么把这批活交给咱们来做呢?他们可以把整批东西送到洗衣坊去，花不了多少钱，很快就可以拿回来。但是政府想给咱们一个机会，学习怎样集体劳动，怎样又和好又快地合作。在我们过去的生活里羞不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合作——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各人都在自己家里。可是，在新社会呢，我们可能要到工厂、农场、学校、托儿所、医院等等地方去工作，一句话，谁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所有这些地方，入们都是一块儿工作的，而且学习合作。如果咱们在这儿还不学，回到社会以后就会落后得没有人要咱们了． ．
“政府给了咱们这个机会，可是咱们怎么做的呢?我们不愿教别人怎样干活，怕别人学会了干得此自己好。瞧瞧小尤吧。她也许是咱们这一伙儿里干得最好最快的一个，可是在李又安问她怎样絮棉花的时候，她就不耐烦，不答理她。要是全中国有技术的人全都采取这个态度，那么新技术人员怎么能训练出来呢，我们的国家又怎么能进步呢?
“在旧社会，有手艺的老师傅就是这个态度，因为他们怕会手艺的人太多，他们的职业就会保不住。他们只教人家这么一点儿，把最最要紧的几手暗自留下，使自己成为少不了的人。小尤的态度并不是由于这种忧虑而造成的，可是她怕失去自以为胜过别人的优点，她认为这样能给政府一个好印象。可是，我得问问大伙儿，政府是希望看到一个絮棉花的能手呢，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个耐着性子诚意教别人，能和大伙儿合作的人呢?”
这个工作做了一夏天，每次检讨会后几天，工作会顺当。但新培养的合作精神不久就因固有成见而减退，过几星期又要停工开检讨会，我们每个人又都检查了对工作的一般态度，争执又消失了。
作者认为这段夏季经历，是她人生中最有益处的一段经历，过去从没在这样大的工作上和别人一块做过。过去单独工作的历史背景，让她适应团体活动，开始时很困难。但和他人一块工作却使她感到满足的友爱感情，这让她真正体会到过去那种生活方式的枯燥无味。
1954年10月1日，作者和室友们在监房跳舞，西部民间舞、新疆舞、弗吉尼亚土风舞、波尔卡舞。
作者和室友们来自不同地方，她们对作者的人生观不止一次表示厌恶，但作者却感到从她倒中国来，她们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中国人。过去在燕京大学看到学生跳舞，感到和他们相距很远。只有到监狱以后，才能对自己有些人是，才能和一块儿生活的中国人亲近起来。
室友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进步。不过是一年以前，除了少数象任爱琳这样的人以外，大多数女犯人都认为听人谈论任何有关美国的事情都会被人看成“落后”的，除非听的是大骂美国的外交政策或美国生活的堕落。而现在，由于对新旧社会有了明确的认识，她们已能既有批判而同时又能给以评价地来听像我和她们谈的这一类事情了。
1954年10月13日下午，作者被要求回监房收拾东西。
16、里克和老韩的碰撞和自我改造
里克的室友除了老韩都释放或调走了，里克讲述他和前谍报员老韩的故事。
老韩过去一直畏畏缩缩，他终于决定写批判材料，把自己过去对人生的看法全都抖落出来。他认识到他最凶恶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他自己的敌对态度正是恐惧思想的根源，在他和新社会之间造成障碍。
老韩和作者性格不同，老韩心胸狭窄，好吹毛求疵，对作者笨手笨脚、事事无秩序的性格感到厌恶，因此争吵不可避免，作者管老韩叫老太婆。争吵另一个原因是作者拒绝和老韩谈自己显然存在的思想包袱。1954年一年，抑郁症常折腾作者，担心回国后的可能遭遇，老韩想让作者讲给他听，作者却很不耐烦。54年秋，两人感到对方态度讨厌，于是开了个讨论会。他们发现问题发生，几乎都是因为他们凡事都加以否定，而且总放在心里琢磨，而不谈出来，从肯定方面去考虑。作者也发现有意识努力去公开而正面思考问题，已经能完全摆脱抑郁症了。
以后老韩进步突出，不管什么事，他都能完全抛开自己，把精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他全部态度说明他想说服作者而不是想打垮作者。并对再无礼的作者也不发火，诚恳帮助作者，坚决的就像小斗犬，他只想一件事，那就是帮助作者找到烦恼根源。
作者佩服老韩诚心诚意要求改造的态度，同时他也有了帮助他的愿望，教他学习数学、风车。
作者和老韩详细谈了他们未来的美景。老韩说如果政府不给他在工厂找工作，他很愿意回到自己的农村去。那儿的人民也准会让他参加他们的的新农业合作社的。
他一面微笑，一面说道，“看来我这一生似乎一直都在设法逃避种地，想搞一辆汽车，娶一个小老婆。但是现在我却感到最好还是回到农村和自己的家人和邻居在一块儿种地。如果有那么一天能有一辆自行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现在就能看到，我和我的朋友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飞驰……”
在他说话的时候，两眼闪闪发着光。
最后，他显出欢悦的神色说：“我回家之后要弥补的事情可太多啦。”
17、李又安被释放和处境后遭遇的刁难
作者被重新调回单人间。
女作者问当初向政府借的钱应该如何处理，政府的回答很简单：“别再提那件事啦。”
10-12月。我逐渐对我的前途问题斗争起来。我和立刻在各大学里所搜集的情报，从学生伙食的恶化到中国军队的调动等等，都被美国国务院用在进一步达到敢涉中国内政的日的上了。想到这些活动就是促成两国的敌对甚至是挑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时，就不能不令人害怕，我下定决心今后决不犯罪，再也不供给作为这种目的用的情报了。但我怎样才能不犯这种罪呢?在这段时期里，我的思想走上了极端，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和家人、朋友、以及一切有交往的人绝口不提有关中国的问题。可是平时我总认为这种态度幼稚，因而决心尽量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拆美国人民，努力在两国之间培养真正的谅解。
这些思想又使我考虑到我回国后会受到的待遇。如果我坚持事实，我会不会成为麦卡锡式迫害的对象呢?记得我曾向任爱琳夸口说当个图书管理员决没问题，但是事实上我能不能找到职业呢？为了避免发生这类事情，也许最好还是请求中国收留我吧。我胆怯到竟有这样想法，使我感到可耻。在那几个月里，我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肯定的结论：虽然我不能决定我应不应孩矢口不谈中国，但是不管有什么困难在等着我，我也必须回到美国去。因为那儿是我的家，而我是属于那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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