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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同心的利益机制比“公民社会”更管用

2014-10-20 15:08|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089| 评论: 4|原作者: 多余话

摘要: 把这四十年前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两大挫折失败,均归结于“公民们”的政治不成熟,虽嫌牵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最为关键的是,怎样才算和才能走向“政治成熟”?不能被同一块石头连续绊倒两次才对吧?
军民同心的利益机制比“公民社会”更管用

 

多余话

 

编注:这篇文章是由多余话先生委托远航一号编辑代发的。

 

《红色中国网》最近所发郭文《关于新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徐文《为什么要提新社会主义——与陈红兵老师商榷》,其涵义作用,或许并不单纯局限于左翼内部探讨之层面。如果这场大讨论真能言之有理地争论出一个具有明确指导意义和切实可行的结果来,将有效促使对毛时代理论及其实践心存芥蒂或抵触的中间派人士,心甘诚服地转向认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真正达到“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把他们的人搞得少少”之效果。

 

以我个人不甚确切之猜测,从薄熙来、俞振声、刘源等所谓“红二代”的以往言论看,到黄纪苏、韩少功、王小东、谢小庆等对新中国并不根本敌视却对毛时代文革颇多批评否定的一类文化人,他们对“特色路线”或明或晚的附和,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的强烈好感,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能否真正实现缺乏足够信心。这两类政治文化精英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全国各界民众心态,在没有确切调查数据之前,是否至少能够得出一个相对模糊的结断——中国重建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和奋斗目标,如果不能争取到这部分对新中国并没恶感、对旧中国毫无好感(并且数量可观)之中国各界民众的支持认同,难度极大。而这一“必须有效争取第三者”的讨论目的和功用,人们似乎尚未充分关注,特此一提。

 

徐文对左翼教条主义朋友及其思维方式的批评驳斥,除个别地方外,我举双手赞成。

 

郭松民有关“美国总统能否成功领导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点题”,非常之好,一针见血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重建者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再复辟”的要害话题。吴铭文章《郭松民同志,话不能那么说》强调“美国总统实质上只是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安队长”,恰恰加强了郭文隐示中共最高权力过大之看法。不管其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制衡设想是否可行,在毛时代制度安排下最高权力一旦被纂夺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却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这个难题不解决,重建社会主义队伍的数量扩展,必难避免“反对无效折腾”之社会心态的阻碍,以及“资本主义天经地义符合人类本性”之类反动“宿命论”的“瓶颈制约”。


然而,对郭文所提“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之解决方案,或须仔细研究和推敲。单从理论层面看,对照“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除了毛主席更多强调“一元化领导”之外,似无大的背离。但在实践层面,所作“(文革式)公民社会”和近些年红色网站所起“准公民社会”作用的举例,却似乎正好从反面否定了这一方案的实际效用。(见附注)

 

郭文非常睿智地从“文革十六条”的具体条文中,推导出“毛泽东主席试图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让(探索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够充分发育”之结论。松民同时又清醒认识到:“尽管中国工人阶级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获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绝无仅有的历史机遇,但是他们却没能抓住这种历史机遇。”

 

我们需要仔细推敲分析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获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后,居然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许多人只关注派别利益、个人利益而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面对‘全面内战’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的现实,毛泽东主席出于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在党的‘九大’后重建了文革前的体制”——这到底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缺乏足够政治成熟的缘故,或是受制于某种抽象笼统的“历史复杂性和残酷性”,还是存在亟待当今中国左派认识清楚的某种必然性?

 

而今体制内外,视“党国一体”制度为“万恶之源”的看法,声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说法,相当流行。但建立在“小生产汪洋大海”和“周身充满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痕迹”基础上的新生红色政权,并且无时不刻必须面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侵略颠覆威胁,象文革时期群众性组织和和近年来山头林立的红色网站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形式,不管它们是处于“雏形”还是成熟阶段,真能有效克服其内部各类利益纷争和观点分歧,有效承担起防止或逆转资本主义复辟的艰巨任务么?

 

对此疑问,我们完全可以跳开“以成败论英雄”的思路,而从社会主义一度取得成功、资本主义而后得以复辟均无法回避的“利益机制”层面,作出必不可少的定量定性分析。

 

单就郭文重点提出的“文革保守派造反派分裂”话题而言,老田、徐亮及黄廉等诸多文革研究者和历史过来人的回顾分析文章,无不清楚点明了党内军内反文革势力对“文革型公民社会”无孔不入的有效渗透、分裂和瓦解所起的关键作用。只要左派对这种破坏甚至幕后操纵“红色公民社会”的利益机制缺乏清晰认识,也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对应机制和解决办法,这类所谓“公民社会”的长期存在,对确保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转或会发生更大的负面作用。对此,了解掌握当时全局实际状况并及时恢复“(党国)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毛主席之权衡估计,应该比当今“新社会主义”人士一厢情愿的乐观预测,更加接近实际吧?

 

而“重庆模式”的被逆转,也正好说明以“各自为战”和拒绝“集体意志、统一行动”为基本特征的所谓“(红色)公民社会”,面对国内外走资势力高度协调的强烈反扑和统一行动,在共和国《宪法》仍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总则、毛泽东画像仍然高悬天安门城楼、五星红旗仍然到处飘扬、“重庆模式”和左派群众仍在国体政体和道义法理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那么力不从心、不堪一击!

 

把这四十年前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两大挫折失败,均归结于“公民们”的政治不成熟,虽嫌牵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最为关键的是,怎样才算和才能走向“政治成熟”?是否在看到“(红色)公民社会”之长时、也必须清醒看到其短,并具备克服办法呢?至少,不能被同一块石头连续绊倒两次才对吧?

 

私以为,无论坚持高度集中的“党国一体”机制还是打造独立分散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必须从启动阶级利益本能和政治直觉的基础上,确保热爱忠诚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家体制内外(尤其是军队)各个层面,占有无容挑战的大多数,革命先辈开创的毛泽东版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名副其实具备一个“新”字!美国总统无法在本国发动“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反向对等机制,才会在中国落地生根,无法动摇!没有这类创新安排和特定制度设计,所谓“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组织团体,也许很容易受走资势力的欺骗拉拢和腐蚀操纵,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打手(深受武汉“百万雄师”一类全国各地保守派势力之害的文革前辈们,对此最有发言权)。无论从历史经验或现实情况看,还是军队站向更重要。

 

由此出发,比打造“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远为简易可行的做法,完全可考虑把宪法规定为不能更改和可以修改两大部分,任何修宪不得跟“永久条款”相冲突。再把“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医保、人人有养老”这一符合最大多数军队官兵和社会各行各业工人职员及其家属之利益的条款,列入不能更改的“永久条款”部分,就能从利益机制上,确保军队绝大多数官兵不是靠容易被误导与蒙蔽的所谓政治觉悟,而能从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紧紧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站在一起。当然了,围绕这一核心思路和已有惨痛经验教训,还可设计更多相互关联呼应的“永久条款”(包括装备亿万民兵武装直属“人代会”系统指挥、各级“人代会”四分之三必须为基层工农兵直选代表以及随时可以弹劾罢免各级政府官员……等)。受制于这一非常直观直觉之最为广泛利益制约机制,谁掌握军队最高指挥权,谁就可以胁迫中央为所欲为的历史悲剧,势难重复。

 

如果有关“新社会主义”的讨论,能够在不需要大幅度改动毛时代政治经济框架的前提下,而能深入到如何创造构建有效利益机制的层面,通过激烈而不失理性、求实而又不乏想象的充分争论,取得正确可行的共识,这场大讨论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则功莫大焉!

 

附注:

郭文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和中国的工人阶级都缺乏做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重要原因是在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斗争中失败,而体制上的致命缺陷是没有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预留空间。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中国的文革前十七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切都被纳入无所不包的“党-国体制”当中,在体制外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能够被称为“公民社会”的力量,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管着一切。当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恰似曹操和汉献帝的关系。工人阶级的命运,取决于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的选择。

 

如果和资产阶级革命做一个比较,我们就能很容易看到两者的差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已经在封建国家的外壳中已经发育成熟,羽翼丰满,他们掌控了经济,拥有巨大财富,以至于国王和贵族都必须靠向他们乞讨才能过活;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他们也获得了文化领导权,通过编组“国民军”,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待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就牢牢控制了政权,能够击溃封建势力的任何反扑。

 

反观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无论是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苏联的情况更复杂一些,这里不赘述)还是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工人阶级都依然弱小,阶级意识也不清晰,对革命后突然“从天而降”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充满了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心理,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国家。

 

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状况无疑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毛泽东主席才会十分担心的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结果一语成谶——曹丕以魏代汉,这发生在苏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虽然名义上仍尊献帝,但大肆瓜分献帝的财产,以至于让献帝沦为弱势群体,这发生在中国,也基本没有遇到抵抗。

 

毛泽东主席曾经设想过一旦“中央出修正主义”后“地方造反”的问题,搞三线建设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地方党委和政府也完全处于体制之内,受到体制的严格规约,利益也和体制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不仅不会有造反的能力,甚至连造反的想法都不会有。

 

毛泽东主席晚年,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根本改变“中央出修正主义”无人约束的问题,使工人阶级从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变为实际上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文革中一篇社论的标题,也是毛泽东主席真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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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元疆 2014-10-21 07:04
作者思路清晰,语言干净、简练、谨严,而能照顾到不同观点。显见,理论思考已浸淫多年。理论线索拈出数条,我等如能发微而著,未来一年,马列毛主义者理论和实践主张必有大进。
引用 解廌角 2014-10-20 10:36
以这篇文章的高度,才可以引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
引用 远航一号 2014-10-20 08:03
依照原作者意见修改了笔名和标题
引用 远航一号 2014-10-20 01:08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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