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求实》杂志主办的《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发表了署名王伟光先生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以下简称“王文”）。因为此文重提马列毛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理论界的争论。本文重点介绍王文与反对、批判王文的何新先生的文章《关于重新认知阶级问题的20点论纲》（以下简称“何文”），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 王伟光先生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阶级斗争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主要观点是： ——在“国家与专政问题”上，“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是什么？“第一，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第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第三，特殊的军队，还有监狱、法院、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第四，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而国家的最终消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 ——“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最终消灭阶级与国家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些表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 ——“不能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我们知道，自从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以来，阶级斗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毛主席曾经说过，他初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379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王文体现了这一思想。王文充分肯定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斗争等这样一些主要观点，应该说都是正确的。 王文所不足的是，没有指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没有联系当前正在进行的私有化改革，没有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性，没有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没有肯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为纲”，没有涉及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等。王文提出与肯定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也是不对的。 此外，有些观点也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例如：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这个说法不对。第一，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消灭“阶级对阶级的压迫”，而是消灭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阶级对阶级的压迫”还存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 （二）把“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也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并且说“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对内压迫反动阶级和对外抵御侵略两种职能，并且这两种职能只能加强，不能“缩小、减少”。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最广泛同盟者的对少数敌人的专政。”这个提法不对。难道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的专政就不是“单一无产阶级专政”吗？难道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专政吗？不能把团结对象当成依靠对象，更不能当成领导阶级。该文还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也是不对的。 （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长期的、根本的任务。”此处只提“共同富裕”没有提公有制，而当前的改革，正是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大力推行私有制。 （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模糊，可以理解为毛泽东主义，也可以理解为邓小平理论。这是个伏笔。 （六）“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样说，不全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只是民主，还应该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如果说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之一还可以说得过去。 尽管王文存在着回避现实斗争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错误的观点，但对此文我们还是应该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正确的观点和认识，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和支持，不能一概否定。为什么？下面谈到。 二 对于王文，反对的意见不少。一方面是来自右派的反对比较激烈，认为王文重提阶级斗争，是 “极左”；是搞“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改革开放”。甚至有人叫嚣：“应该像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王伟光；“应该绞刑!”把王伟光先生骂个狗血淋头。另一方面，左派同志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赞同的，例如林伯野、恽仁祥、丑牛等同志的文章；也有反对的，例如项观奇等同志的文章。反对的同志认为王文是在为改革开放辩护，是“修正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辩护士”。 笔者认为，对王文我们应该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和支持，理由是： 其一，王文虽然与一些左派的文章比较，对马列毛主义理论的阐述不够深刻，也不彻底，甚至还有些不足和错误，但其对马列毛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观点的阐述还是基本正确的。 其二，因为这些马列毛主义的重要观点和论述，已经多年不讲了，特别是高层领导不讲了，王伟光先生把它讲出来，还是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和积极意义的。要知道，即使王文写到这种程度——在一些左派同志看来是隔靴搔痒或是对改革开放的“辩护”，而对执政当局的高层来说，也是不喜见的，因为重提阶级斗争本身，就会触动他们的敏感神经。再反过来看，假如王文大受高层欢迎，就不会仅仅在《求实》的子刊《红旗文稿》发表，而会上到《人民日报》和《求是》这样最具权威的喉舌了。 其三，从社会背景看。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主导下，为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改变党和国家性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淡化政治、告别革命、否定毛主席“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用“邓三科”的修正主义替代马列毛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这样一个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大背景下，多年来，数不清的上层文件和决议，喋喋不休的领导人讲话，“不争论”的官方舆论导向，统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思想和词汇关在笼子里、锁在仓库中，不准它们与群众见面。时间久了，生疏了，一旦有人旧话重提，那些受到这些学说启蒙而获得翻身解放的人们，就大有久别重逢的新鲜感、亲切感，就会唤起革命的意识，斗争的意识，造反的意识，所以，那些一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就不舒服，就浑身发抖的人，自然就如揭了他们疮疤那样的疼痛和愤怒。 其四，从作者的身份看。苏轼在《上执政乞度牒赈济 及因修廨宇书》中有个词，叫“人微言轻”。这话似乎有些道理。作者王伟光是位学者，也是正部级官员。他是掌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兼党组书记，还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此外，还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光环，可谓地位显赫、名气不小，虽然不是“一言九鼎”的地位，但也绝不在“人微言轻”的行列。所以，王文重提阶级斗争的社会影响要比一般作者的同类文章，社会影响要大。诚然，社会影响大小、好坏，还有个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 其五，在左派队伍中论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题目的文章和著作多得很，许多论述或许要比王文深刻得多，尖锐得多。即使在省部级以上官员范围里能够写出甚至比王文更有深度文章来的也大有人在，例如邓立群、魏巍、马宾、林默涵、李尔重、李成瑞、林伯野、秦仲达、刘国光、张全景、李慎眀等，但现职的中央委员和省部级以上官员中，能有几人敢写或写出这样不被当局高层喜见的文章？不说凤毛麟角，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也是人们对王文重视、也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原因之一。 其六，我们对王文的基本肯定和支持，是从有利于利用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矛盾，调动一切能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的积极因素出发的，而不是给王伟光先生本人下什么结论。我们知道，王伟光先生还兼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就在王文发表前一个多月，王伟光先生还发表了《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建者》一文。该文不仅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对邓小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赞赏有加。所以，我们对王文的态度应该是有前提、有条件、有分析、有分寸的，不是盲目的褒或贬。 三 对王文强烈反对、批判和声讨声中，何文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在社会上很有点名气的何新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也非等闲之辈，其社会地位非一般人可比。此人现任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理事（会长为邓小平的长女邓琳）。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等处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从1991年始，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从2008年始又连续担任第11、12届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任的专职政协委员。 何文开篇之语是：“注意到近期关于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辩论。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兹勉为其难，略述我的一些基本看法。”何文的结尾是：“予非好辩，不得不言也。”这就是说，他已经剑拔弩张，不得不发了。何文罗列了20条，7千多字。笔者把他的主要观点摘要地归纳如下（标题为笔者所加）： 一是否定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及其历史地位。 ——“蓝领劳工阶级并不是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邓小平80年代说科技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这一论断拓宽生产力和所谓劳工阶级的概念外延，这是邓小平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现代劳工属于中产阶级。而所谓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赤贫无产者和流民阶级，不可能也不应当承担领导社会的责任。” ——“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 二是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列宁还有这样的定义：‘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必将再度被撕裂，经济发展进程将中断，中国将发生新的内战和革命。这是祸国殃民之论。” ——“用说不清的阶级性给思想贴标签，例如说孔子代表什么封建地主思想，康德黑格尔是资产阶级思想之类阶斗论的说法，这是30年前的笑话，现在老调重弹不仅吓不倒谁，而且显得更加滑稽荒谬。” 三是反对阶级分析。 ——“所谓阶级分析”，“依照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是荒谬的”，“依据收入来源或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和敌我关系，也是荒谬的。” 四是反对“阶级斗争为纲”。 ——“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今天需要倡导阶级合作而不是煽动阶级斗争。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全中国各个区域、各个阶级的和谐合作，共同奋斗——这也正是18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 ——“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进行新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集结起来，否定3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这种老调，实际是对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开放路线的逆动。” 五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时的口号。” ——“重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专政’的旧提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社会和谐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相反，只可能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分裂。” ——“列宁关于国家即暴力专政机器的理论，片面地强调了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国家与革命》）……但是这种片面强调国家专政暴力性的镇压理论，就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在今天鼓吹这种理论，实质是对改革开放和人民民主潮流的逆反，是极其危险的。” 六是否定文革与反修防修的斗争。 ——“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就是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社会的斗争路线的修正——这种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现在少数极左分子仍要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 ——“90年代邓小平提出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不争论’的方针。这一方针大智若愚，极其英明。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针。” 七是主张搞资本主义。 ——“共产党可以搞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是可以调和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 ——“当前，中国的未来是沿着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路向继续前进，还是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向，再次成为当前的政治理论辩论的焦点。……但是，这两条旧路都走不通。中国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这第三道路，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之路。” 八是主张投降帝国主义。 ——“在国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根据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么这些国家就都是中国的敌对国，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无比荒谬!”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在国内让一个阶级专政其他阶级，在国际攻击外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自绝于全世界来实现。” 九是反对和割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外来的，都是不切合当今中国国情与世界现实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体系以及邓小平思想体系，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实际都是一种异端。” ——“不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简单化地重新照抄、照搬旧日理论作为认识现实的工具，就看不清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真实状况。” 对于何文这些反对和批判王文的思想观点看，恰恰证明了何文的反动性；证明了被批者的王文要比批判者的何文好得多——王文还能够正面讲点马列毛主义；证明了王文对修正主义集团的主流导向还有点逆向而动——尽管动作不大，不鲜明。 至于何新先生的这些奇谈怪论，大凡懂得点马列毛主义常识和政治觉悟的人，无需费心思辨就会立即得出是与非的判断。所以，笔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做具体分析和批判了，这几个笔者所加的小标题，就是对何文的结论。 不过，笔者对何新先生的这篇东西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和遗憾之感。想当年就是这位先生，也写过一些与这篇谬论相反的好文章，例如：2007年发表的《何新第四次谈话：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他说：“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我个人认为，对今天中国隐伏着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作严重估计并不过分。” 他呼吁：“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 他反对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鼓吹的所谓“自由私有化市场制度可以导致经济繁荣。”他说：“其实私有制度哪里是什么‘新制度’？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几千年全世界一直实行着私有制，这是历史上最最陈旧的制度。” 他“不信中国私企中那种封建家族式管理组织，居然比国企中的党委领导制更先进、更科学、更现代！” 他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强敌外患，而是指导改革的整体思路出了问题。” 他提出：“中国人不能老是被美国人和西方提供的经济改革模式所诱导。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他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真正的新制度学派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学派，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革命论。” 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也曾经是充满敬意的。2007年何新在《评毛泽东》一文中以诚挚的语言讴歌毛泽东。 他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几千年不出的旷世天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毛泽东一手铸成的。而那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他唤起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兴世界的崛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都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在二十八年之间，纵横捭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的至高无上的神圣领袖。”“像毛泽东这样巨大而深刻地影响过世界历史的巨人，是恐怕不会再有了。但他的精神、政治和全部意识形态遗产已永远地存留在中国大地上，笼罩着未来的全部中国历史。” 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是肯定的。他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一个伟大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这个世纪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传奇英雄。”“这个世纪的头十年以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在60年代后期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达到一个震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高潮。……历史远未终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仍然会被人们不断地思索和研究下去。” 他赞同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其根本主题，则是内外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与多数人民大众的矛盾。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社会革命不会终结，历史永不终结。” 他说：“我们可以预言，如果在未来某一天中国也终于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右派政变或以‘自由主义’为名义的内外资产阶级和买办势力的联合专政，那么，以毛泽东的名义，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大众的联盟和革命造反运动就一定会前仆后继地再度发生。毛泽东已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识形态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政治文化中！” 像这样的文章和言论，何新先生还有许多许多。 也许有人会问，这是同一个何新说的话吗？是不是重名啊？不是，确实是何新先生的作品。何新先生在这两类不同立场、观点的文章中，似乎判若两人，似乎何新先生有分身术，一会扮演正角儿，一会扮演丑角儿，并且都演得那么惟妙惟肖，让人眼花缭乱！ 对于何新先生如此娴熟的表演艺术，人们大概会想到一个不雅的词：变色龙。《维基百科》对何新这个人物是这样介绍的：“他的许多著作富有争议性。研究的内容与目标总是随着时势及其兴趣的改变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何新曾经在其90年代出版的书里多次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2000年之后，突然转而公开声称其信仰为‘新国家主义’。80年代曾被列为社会科学界代表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的清理对象。其见解主张因时局不同而发生过多次左右摇摆。这表明何新和老左派那种意识形态份子有很大区别，而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实用主义者。” 四 拜读了王文与何文，令人浮想联翩，感想颇多。 （一）王文重提阶级斗争，竟然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这说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为什么革命阶级重视它，反动阶级也重视它？答案是，因为阶级斗争与政权相联系，与各个阶级的利益和命运相联系，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所以，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整个过度时期，阶级斗争不会泯灭，而且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所以，毛泽东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创造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点燃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新的火焰。 中国的现实，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进一步证明了，在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专政可能要经历多次失败和胜利的反复，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因此毛主席才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二）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毛主席还说：“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修正主义集团内部也会有左中右，当然，他们之间的左中右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左中右在内涵和性质上是不同的。王伟光先生的这篇文章，体现了一定的左翼思想，但不能仅此就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就像我们评价薄熙来那样，我们赞同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推行改良措施，但我们并不认为他是回归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 （三）我们从王文与何文中除了感受到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外，还有一点，就是人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是何等重要啊。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是可以改造和改变的。世界观的改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能回避的，特别是在政权更迭，制度变迁，革命低潮，最能检验人、改变人和识别人。毛主席说过：“历史上总是一股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王明、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由革命的领导人变为革命的叛徒就是最好的例证。诚然，何新先生与这些人不能相提并论。尽管何文是为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但何新先生并不属于走资派，更谈不上叛徒——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把自己的这根毛附到哪张皮上、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阶级斗争就是大浪淘沙，淘到哪个阶级一边，完全在自己，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 （四）毛主席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过，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当今世界还是这个“三大”，当今中国也是这个“三大”，这是从广义上讲的；从狭义上讲，修正主义集团有没有这“三大”？左派队伍有没有这“三大”？大概都不能例外。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看问题，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可以变化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王文与何文都是“变化”的产物。有些人从左往右变，有些人从右往左变。这样的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写于2014年10月13-1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