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利益、科学技术滥用与人类未来

[编按：这篇文章充分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用来达到危害人类利益的目的，这对于揭露、批判某些人宣传的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反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柴卫东

注：本文首发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新观察——科学与和平研究在中国》（理论专辑），该专辑由中国社工协会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联合编写，是庆祝第23届中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系列活动之一。
一、引言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对工具本身的研究开发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但是，政府和企业以及资本会影响科学家与工程师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则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以及资本的意志。

人类历史已经并且仍在证明，科学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它既能够造福人类，又能够伤害人类。核技术和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均是典型的例子。

讨论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不得不同时考虑到现实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超脱于国家和集团利益的纯粹的、圣洁的科学技术成为幻想。强势群体试图垄断任何有直接和潜在使用价值（包括破坏与杀伤威力）的新技术，而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使得科学技术的收益和风险分离，从而对弱势国家和弱势群体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或者说，科学技术有可能服务于破坏人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和生态灾难的行动。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风险

一般而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技术应用，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三类风险：
第一类风险，是认识上的风险。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水平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如生物技术的问题还处在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中。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比如在早期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有致癌风险的SV40病毒，就是在疫苗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1]这类风险，可能对人们带来伤害。这样的风险和伤害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价。但是这样的风险应该设法控制，比如对新兴技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就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但是，这种谨慎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是资本利益所不能忍受的。

第二类风险，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水灾、地震等）的破坏而被释放，造成人员感染，这种风险，同样不能绝对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是发生在印度的博帕尔事件：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市美国联合碳化物属下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设于博帕尔贫民区附近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事件。这次灾难直接致死2.5万人，间接致死55万人，20万以上博帕尔居民永久残废，当地居民的患癌率及儿童夭折率大幅上升，生态灾难的影响至今无法消除。[2]

第三类风险，是技术成果被用作武器，比如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若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研究。美伊战争时人们最担心的危险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引起流感的H1N1病毒，有学者认为其来源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生物，即人造病毒[3]。

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上述风险难以绝对区分。比如，国家敌对条件下，技术先进一方对技术落后一方，可以把第三类风险进行伪装并宣称为第二类或者第一类风险。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对中国城镇进行鼠疫传播，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罪犯很清楚，他们在占领区和战时中国所进行的细菌攻击有可能被认为是自然暴发[4]，这也是他们使用感染鼠疫的跳蚤的原因之一——而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又被美国占领当局出于私利而长期掩盖[5]，致使细菌战战犯不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甚至在日本政界、学界成名成家。
对此，《生物武器》的作者珍妮•吉耶曼不无无奈地总结说：在可疑疾病暴发的事件中，要想把证据和意识形态分开是困难的。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在交战中，让科学家们能够提出质疑和独自收集资料，看来是不可能的[6]。——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分灾难与灾害的性质，完全超出了科学家的能力范围，而成为国际政治问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此类问题足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随着DNA重组技术的出现，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模式（先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然后再进行实验研究）使得自然、人体和社会成为生物技术风险的试验场。这在本质上似乎应该属于第一类风险，但如果技术领先者明知有风险而蓄意在技术落后人群中进行这样的试验，则具有第三重风险的性质，即恶意使用。且技术领先者对风险是否明知，存在巨大的取证难度。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生物技术试验以及推广的风险，即使在科学家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以DNA重组技术而言，其风险在1970年代曾引起争议，而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沃森教授1977年公开声明，没有理由对转基因技术感到恐慌，甚至连设立DNA重组技术的研究指南都是没有必要的，即使在大肠杆菌插入病毒的基因也没有什么危险[7]。但是2011年德国爆发的超级大肠杆菌携带有鼠疫基因以及对多种抗生素的抗性基因，造成3000多人感染，50多人死亡[8]，这种危害证明了沃森博士关于大肠杆菌用于DNA重组研究的安全性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德国造成疫情的大肠杆菌，极大可能是生物实验室里面DNA重组试验的人造产物，而几乎不可能是在自然环境中自发出现的！）

类似上面的分歧可能会长期存在，其争论会持续很长时间——在争论的时间里面，由于资本利益的驱动，技术开发和使用的脚步并不会停下。对技术风险的研究不利于商业公司迅速牟取巨大利益的目标，于是，商业资本会操纵舆论，否认和忽视风险，对强调风险的人士进行打压，游说和贿赂政府监管部门对“新技术”开绿灯。例如，英国科学家普兹泰由于揭露转基因作物的健康危害而被解除职务[9]。而马诚礼（Charlie Martin）在担任美国农业和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亚太地区首席政府关系总裁期间，为使该公司转基因种子产品获准在印尼销售，6年内花费75万美元收买了140名印尼政府官员。[10]

悲哀的现实是，大公司的商业利益，无情地否决了大众的知情权以及科学家的研究自由。甚至默克公司负责疫苗研究的大科学家Hilleman也哀叹，他无法继续进行极端重要的SV40致癌性的研究，因为公司只需要他去开发新的疫苗！[11]——通过疫苗，SV40已经进入亿万美国人的身体，而该病毒与癌症（尤其是脑部肿瘤）的关系，或许成为永久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