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益驱动下的科学技术冒险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知识、信息和技术能力的不对称现象。当先进一方(具体行动的主体可能是个人、公司、机构、政府、国际组织)试图利用这种不对称的时候,落后一方面临的将是极其严重的安全威胁,甚至是人道主义灾难。 1996年2月,为证明抗生素类新药“特洛芬”在治疗脑膜炎方面的疗效,辉瑞制药公司组织了一支医疗队来到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州。他们在当地找来了近200名感染了脑膜炎的孩子,把他们分成两组。给其中一组服用辉瑞公司生产的“特洛芬”,另一组服用一家德国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结果在3周之后,近200名试验患儿中11人死亡,其余181名患儿全部落下残疾,有的失明,有的耳聋,有的甚至全身瘫痪。事后,辉瑞公司的医疗队迅速撤出,在尼日利亚没有留下任何记录。[12] 一些在美国不能做、不敢做的“大胆”试验,都被拿到发展中国家。而且,大量的新药试验外包,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行业,而这个行业每年收入在200亿美元以上。但这个利益链的背后却是冷酷的杀机。几年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49名儿童因参加一个为期30个月的药物试验而死亡。医生在他们身上测试了包括高血压药物在内的各种新药,有的药从来没在18岁以下的病人身上用过。参加试验的4142名儿童中,有2/3不满1岁![13] 2008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在阿根廷最贫困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试验一种新药,造成14名儿童死亡。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文盲,签约时根本不知道孩子要参加新药试验。[13] 上述案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发达国家的药厂蓄意利用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甚至是儿童)进行高风险的药物试验,这种为了利益而不顾底层人民生命安全的反人类行为理当受到严厉谴责和制裁,但是,目前尚未看到国际社会解决此类问题的意向。 四、特殊技术制造的人类生态灾难 弱势群体受到应用技术危害的案例,在发达国家也有发生,海湾战争综合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91年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以后,许多美国参战军人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症”,据美国海湾战争老兵协会不完全统计,在70万参战人员中,约2万人已经死于海湾战争综合症(这一数据是老兵协会的估计,准确数据被政府保密)。但美国政府长期拒不承认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存在,拖延到1999年首次承认“海湾战争综合症”存在,2008年11月17日,美国国会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海湾战争综合症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疾病,超过175,000美国海湾战争老兵感染此病,研究此病每年需要投入60亿美元。[14] 美国政府长期否认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存在,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大科学家也加入其中。1994年美国政府任命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莱德伯格为首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其官方结论竟然是“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导致海湾战争综合症的病因。”但随后,英国和美国媒体揭露,莱德伯格教授与伊拉克战争双方的生物武器研发有着直接利益冲突。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美国型菌种保藏中心ATCC等机构曾向伊拉克出售生物武器相关材料,而约书亚·莱德伯格是ATCC董事会成员。 虽然罹患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多国部队的军人是不幸的,但是与伊拉克当地人民的灾难相比,他们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伊拉克成千上万的妇孺死于战乱,新生儿畸形儿率大幅升高。 再比如,美军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大量使用贫铀弹,其污染物的放射性半衰期高达42亿年——被永久污染的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健康安全又有谁来关注呢?美军在越南所施放的1170万加仑橙剂,造成越南每年35000名新生儿畸形。橙剂和贫铀弹的使用,从科学角度来看,是对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极端不负责任的破坏。橙剂和贫铀弹对人类生存环境存在的巨大的、灾难性的、持久的影响,但是又有谁来研究如何治理这种灾难呢?——这种灾难难道不是全人类的灾难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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