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难言右无声 四中舆论两重天

虽然四中公报已经公布，但是这次全会更多细节尚未透露。左派人士张宏良描述此刻的四中全会是“在平静中结束了，平静得令人出奇”。暂不谈张宏良对四中议题“依法治国”的论述，就公报发布后，舆论场内的一片寂然景象而言，“平静”一说确实成立——尤其是在会议前夕，在各路官媒虽热烈讨论但也并无多少新意的对比之下。

究其原因，一言概之，就是已经习惯舆论场语言模式的“大V”们“看不懂”这份文件，如同“瞎子摸象”，看不见，搞不懂。因为四中公报的论法方式和语言逻辑，是中共特有的“细节中见内涵”的方式，而不是“开门见山”。此外“舆论场上静悄悄”的另一个原因是众人吸取2013年三中时令左右两派哑口无言的前车之鉴，知道公报之后还有《决定》出炉，因此不妨再等几日的心态相信是很多“大V”现有的想法。第三，有观察人士认为，其实四中公报并非“看不懂”或者无甚亮点，相反其中亮点颇多，只是这些“亮点”需要耐下性子，仔细研读比较，从中共的语境中进行解剖。诸如“良法善治”、“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词语，不仅提法罕见且有别于以往，更大的意义在于习近平正在希望通过这份公报向外传递他的“法治精神”，及治国理政线路的脉络，回答“党大法大”、“会否宪政”等社会上一直在“询问”中共的问题。

让左派有口难言，让右派无话可说

已于10月23日闭幕的四中全会是中共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全球媒体不仅敏锐捕捉到这个“第一次”，而且极力探寻其中蕴含的重大讯息。四中全会在召开之前，以及全会进行的整个四天期间，各路媒体争相跟进解读报道，从中透露出不少信号和舆论动向，例如四中全会开幕当天，《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开创法治中国新天地》的述评，这是最高党报释出的关于“依法治国”路线选择的重要信号。文章以此谈到立法工作、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党内法规调整。而长期活跃在新浪微博上的大V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分析道，四中全会可能还会推出遏制腐败新举措，如要求新任命官员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私人财产，以及建立一个反腐败机构，还可能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来仲裁法律和规定的有效性。

与会议召开前期的讨论声音不绝于耳相比，四中之后，面对那份五千余字的公报，讨论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除了一些学者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教授马怀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了一些过于专业，不痛不痒的话外，整个舆论场上，仅剩下党媒和官媒们在“锣鼓喧天”地解读。不仅右派毫无声息，左派更似乎已经在这个大舆论场内销声匿迹了，唯一一位发言人既是素有“红色坦克手”之称的极左派学者张宏良。

10月24日，张宏良在个人社交网络新浪博客内写道：所谓法制完全是针对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伪概念。当看到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杜撰的伪概念时，大家就知道共产党仍然没有跳出右派预设的西化轨道，最终还是被右派忽悠了，所以老百姓反应十分平静。其在文末还老生常谈地强调到：“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要求，法律不能仅仅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同时也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否则，资本解放了，老百姓就倒霉了。”

冰火四中何以形成？

这样“一冷一热”的讨论氛围是如何形成的？如同上述所说，其实，既是意料之外，亦是情理之中。令人惊讶的是中共将这样一个重量级的议题放入四中全会，会议公报发出竟无人问津。而理所当然的原因有二：其一，皆在等公报之后的《决定》发布，因为在众人看来重要的内容会在《决定》中出现；其二，则是较为现实又无奈的一点，一份充满法律技术性语言，又假以中共惯有的八股文风的公报，若不去反复揣测思量字里行间中包含的深意，罕有人能够领会其意。

“等决定”一说来自于2013年的三中全会。如果曾关注的三中全会的公报内容和《决定》，那么一定会注意到彼时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总结评论：让左派有口难言，让右派无话可说。因为中共在三中全会上卖了个大关子：先是11月12日抛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官式公报，让改革派大失所望。而在右派的质疑和左派的欢呼声中，又在11月15日发布一份波澜壮阔的改革决定，令改革派们空前振奋。习近平推出的改革方案不仅出乎舆论预料，也让左右两派一时哑火。短短三天就让公众体验到政治风向的冰火两重天，相信是这样的感受让左右派们至今记忆犹新。右派人士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则是最佳“证人”，2014年10月24日，有网民在其微博上询问贺卫方为何没有对四中全会作出正式评论，贺卫方答道：且待公报之后更详细的决定之类文件出来再说吧，或者再不说吧。

对于四中全会的这篇公报，许多人还是“盲人摸象”式的解读。似乎是汉学家西蒙•雷斯（Simon Leys）说过，阅读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就像是吞咽锯沫，到处是陈词滥调的口号标语。的确，中共略显八股文风的通稿历来备受诟病，中国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曾刊文提倡改变文风。他指出，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写文章和讲话中存在“八股调”，写文章冗长、空洞，言之无物。讲话让人觉得味同嚼蜡，脱离实际，“目中无人”。诚然，这样的文风很容易遮蔽读者的眼睛，让其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这样的通稿是需要分析者在拗口的文章中寻找微妙的差异，以判断它的真正意义。四中的公报即包含了这一问题，让一些很少接触此类文稿的体制外民众读起来摸不着头脑，无法解读其中含义与透露出的信息。

众多亮点突显法治精神

仔细通读、揣摩过整篇公报后，可发现一些亮点。例如，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概念，这是一个较新的提法。此前，中共一直沿用吴邦国在2011年的两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说法；公报内23次提及“依法治国”， 13次提及“党的领导”，堪称史上之最；着重提出“依宪治国”；“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倒查”，即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检察机关可提起公益诉讼；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将追责等等。

在众多关键词中，“良法治国”可谓是“重量级”的一个亮点。会议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毋庸置疑，良法是现代化治国的必要条件，那么实现良法的方法是什么呢？其一，是从立法的精神出发，能否实现社会进步等，其二，执法层面上法律不能被工具化，不能被政治利用成为统治民众的工具，否则法律就沦为暴政的工具。在多维新闻的系列评论文章中，将会对“良法善治”进行深度剖析，此处暂不赘述。

除去“良法善治”、“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类重量级别的关键词，推敲公报行文中的细节，类似“设立巡回法庭”，“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等关键词也值得探讨。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近些年，司法执行工作饱受诟病，“执行难”成为困扰法院的痼疾。由于在执行过程中法院的决定和裁量权力较大，法院执行庭法官腐败现象多发。公报中所提出的“审执分离”即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所提出。有分析人士表示，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可能将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去，交由其他部门来主管；或者是单独设立专门的执行机关。但对于审执分离能否对“执行难”起到“药到病除”之效，尚须观察。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习近平对于“建立法治中国”作出了论述，习近平表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梳理此次四中全会公报中的亮点，以及习近平时常透露出的个人治国理政规划来看，建立“法治中国”并不只是停留在计划层面上，四中全会之后，“依法治国”将逐渐“落地”，其实不去等待《决定》的公布，也可从中解读出习近平的“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