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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资本主义历史给中国的启示

2014-11-1 23:55|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800| 评论: 5|原作者: 伊藤诚

摘要: 1970年代,一直到1973年,日本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顶峰。为什么日本在1973年后逐步减缓了它的经济增长?后来,在日美订立的广场协议后,进入了长达十几年,或者二十年的停滞、衰退时期?


我出生在二战中,那时日本进行着侵华战争。日本战败后,我只有几岁,那时候很苦,我忍受过饥饿,听到过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大家都很悲戚,很萧条的样子,那时觉得活不长。1946年,美国占领日本,强制进行宪政改革。


美国占领军来了后,强制解散财阀,不仅宪政改革,也进行经济改革,打击垄断财团和大型企业,肢解三井、三田、住友、富士、中岛飞机制造公司,这些都是当时日本的垄断企业,肢解是为了增加市场竞争性。日本战后也出现了新的大型公司,如索尼、丰田,那是后话了。美军占领时代,劳动工会也合法化了,得到了当局承认,还颁布了一系列的劳工政策,有利于工人改善他们的处境,工人的权利是多多少少得到了尊重了,这是社会民主化的一部分。教育体系也得到了改进,从以前的六年义务教育变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在教育上强调机会均等,55年的时候,高中升学率达到了52%,1975年的时候,上升到了92%,一百个初中生,有九十二个学生有进入高中的机会。大学也一样,许多不同背景的学生都可以进去,学费便宜了,这些就是经济民主化和教育民主化。这些措施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与人民的期待一致。



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


1950年代,日本经济有许多困难,但也蕴涵了生机,那时日元与美元是挂勾的,是盯住美元,搞固定汇率,1美元约等于360日元。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出口,发展经济。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对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日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那时美国就想,要把日本变成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开始改变从前严格的管制政策,以此遏制中国革命的影响,日本由此受到这些政策的很大恩惠,日本战后复兴与此有关。


更有进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抓住这个契机,展开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到1973年,GDP是战前的六倍,创造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奇迹。其他发达国家,像法国、英国都在增长,但平均下来只有4%左右,德国比它们要好一些,而日本则保持了年均9.1%的增长率,是他们的约1.6倍,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回顾一下,大致有这么四个框架:


第一是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功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汇率相对固下,前面就讲过,那时一美元兑三百六十几日元,固定费率抑制了通贷膨胀,使日本的出口能力大大增强了。刚开始,日本还是比较困难的,后来贸易额越来越大,出口的增长率是其他发达国家的1.6倍,出口多,美元储备多,这样一来,日本的投资能力也加强了,如果有投资机会,对经济就有正的拉动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也是出口导向,吸引外资,增加出口,扩大外汇储备。把人民币与美元联系起来,盯住美元,也如同当年的日本,这对出口有好处,更方便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光有美元储备不够,还要有机会。那时,受朝鲜战争的影响,美国要把日本改造成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因此支持日本的复兴,向日本开放他们的技术,就日本来说,它把赚来的钱大部分投向消费产业,或与消费相关的产业,如电子产业,日本的内需激起来了,加上日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那时候工资成本是比较低的),国外的需求也起来了,日本的发展有了国内和国外两个需求,它的增长就有持续性。


第三,那时的燃油价格比较便宜,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1 桶原油不到2美元,这种情况对日本极为有利,改变了日本传统利用燃料的方式。战前,日本主要以煤炭为燃料,现在不同,改煤炭而用石油,到后来,80%的产业都依赖石油。1955年,还是美国占领时代,那时工业燃料要用25.5%的石油,1975年则上升到76.6%。1955年左右,农业人口约占一半,后来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进入城市,到1970年,农业人口才剩下不到30%,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一样,城市人口一半还多,农业人口逐年减少,城市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结构的变化对日本的复兴是有利的,使日本经济有了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历史上未曾有过。中国的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劳动工资成本、工业源料,成本都比较低,产业就易于成长,出口贸易就做得好。那时凯恩斯经济学很受政客们重视,要刺激需求,拉动经济上扬。那时日本经济好,投资多,工价又便宜,经济持续增长,税收增长也快,国家几乎没有财政赤字,基础设施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充实,实际上凯恩斯主义在日本并未认真执行,因为现实情况也许不需要把这种主义变成实际的政策。


大概在金融政策上实施了一点凯恩斯主义。由于资金充足,利息率,鼓励了投资,那时的日本大企业,借入的钱大幅高过自己能够提供的钱。大致是这么个轨迹:由于固定汇率,加上美国支持日本的复兴计划,出口非常顺利,出口是增加的,但与日本战前比起来,那时GDP的增长对外贸的依赖在17、18%左右,但战后的日本复兴,对外贸的依存率约10%或更多一些,但比战前低很多,尽管对外贸易对日本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但内需的贡献更大,那时的工资是逐步提高的,有点福特主义的含义,一片欣欣向荣,通过内部的有效需求拉动日本的高速增长。当然与当时日本处在的国际、国内的环境有关。中国目前的对外依存度是50%左右,是比较高的,比日本战后复兴时期要高。欧洲那时也在增长,年均约4%,它们的对外依存度约20%。这个对比是比较有意思的。


第四点,我想讲一讲日本工会的作用。刚才讲过,日本的经济发展,是靠内需拉起来的,有效需求更多的体现在日本内部。如何体现这一点呢?随着日本的经济成长,日本的工会也扩大了其交涉的权利与能力,工人工资也稳步增长,虽然不及经济增长那么快,两者大体上是吻合的,工人所得,加上农民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城市,城市化加快,几个因素结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战后日本的复兴。


法国调节学派也发现,工会、工人劳动工资和经济增长有正向关系,不断地调节工人工资与经济增长率的“平衡度”,对经济社会是有利的。工会作用很重要,政府的相关政策要能跟得上这个步伐,社会缓和了,分配与增长平衡了,经济就会持续成长。法国如此,日本如此,美国也是这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1920年代的亨利福特就创造了这样的生产模式,一是流水线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一是它的工资模式,让工人在劳动中有一份体现的收入和干净的工作环境,这种模式对美国的产业成长极有好处。福特的模式,加上凯恩斯主义政策,促进了欧洲、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成长,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有效需求提高了,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了,就业水平提高了,经济也就增长了,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循环。


说起来,日本的经济复兴,也有福特模式的影子。法国学者在讨论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模式时就认为,日本工会实际上对日本企业提高工人工资无甚作用。我认为,是工人自己,是企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工人的生产率很高,经济高速增长,分配理应向工人倾斜,这样又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日本的福特主义模式就是这样。德国学者同意我的看法。


有必要重复一下我的基本看法。日本产业成长,投资、设备改造、技术引入和创新等起的作用很大。还有600万户的农户进入城市,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知道,在日本,许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农户的耕地权利却保留了下来,这样,农民就有获得了双份工作,一份在城里,在工厂,一分仍在农村,城市化肯定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变化,但由于耕地权利仍在农户手里,这个变化始终在可控的范围内,因此,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方面社会稳定,加上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城市化中日本的农业还是稳健的。此外,产业界奉行类似于福特主义的做法,工人的工资水平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地,却又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吻合,诸多因素拉动了日本的经济,实现了长达二十几年的增长。长远看,国内需求会产生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家庭购家电、买房子、买汽车的数量也会不断上升。农民的作业面积大,加上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乡村还拥有耕地权利,需要更多的出行工具,买的汽车甚至比城市居民的还多,一个农村家庭往往购上二辆汽车,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几乎达到同一水平。


那个时候,整个日本的社会非常平等,没有什么贫富差距,阶级冲突就缓和了。中国目前在推进改革开放,市场化政策当然是需要的,但要注意不要产生过于悬殊的社会差距,那样易于引起社会冲突,日本当年的发展这个问题是避免了的。一般的看法,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在贸易上、在汇率上就是全球化,认为竞争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差异化和不均等化,但唯如此,GDP才能较快增长,但这样的发展道路能否稳健,值得思考。我的态度是否定的,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稳健,在为缺乏公平的发展有害无益。倒是日本的5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范本,日本的模式中有社会均等化的因素。


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注意宏观治理,这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当然还要有微观层面的治理,就是企业治理,我是这么看的。国家的政策,甚至企业的政策都要考虑,工人生活怎么办?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应当怎样做?社会转型应当走怎样的路径?这些问题实在值得考虑,也许日本的经验可供借鉴。


如果平等社会是一个大家需要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那么中国要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有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观察和答案,当然希望中国有一条新的道路,我是赞赏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但这条道路要注意许多问题,要有创新和改造。


1970年代,一直到1973年,日本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顶峰,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此后,上面讲的四个特征逐渐消失,我们也要来逐一分析。为什么日本在1973年后逐步减缓了它的经济增长?后来,在日美订立的广场协议后,进入了长达十几年,或者二十年的停滞、衰退时期?


我想,我下面要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讲一个美国因素。1971年,美国停止基金、债券对美元的互换体系(据同声翻译),还有德国等的发展,当然要和日本分享这个欧美市场。大致是这么一个逻辑,首先是经济危机,次之引发财政和金融危机,因为要用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解决经济危机问题。那么这样一来就有了滞胀,既经济停滞又货币膨胀,最后引起经济上的混乱,包括失业增加,人民手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那么这些现象与凯恩斯主义相违背,经济学上解释不了。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抬头的一个契机,后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就开始形成思潮,直至影响美国、英国的政策,日本当然也不免受其影响。中国也是这样,据说目前在中国学者的政策主张和改革思路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大有市场。


那么,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发达国家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技术,那些后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就要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它们不停地超越美国,这一点要认真考虑。那么,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就要大于需求,或者有效需求就会不足,这当然是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了,但马克思早就发现了这一点,马克思也讲需求不足,供给大过需求,比凯恩斯早得多,但是,那时日本的农产品不断地上扬,我想德国、美国也差不多,因为到1973年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奔腾式上涨,这样就会引起化肥价格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当然也跟着提高了,加上那时的日本,城市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农业人口不再往城里迁移,工人工价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提升了,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一方面物价水平提高(工资成本上涨),一方面劳动生产率下降,整个经济就陷入到滞涨状态。我们有一个观察,我们发现,在滞胀状态,由于技术工人成本高,许多企业就大量地招雇低学历者,因为便宜,初中生毕业,不用上高中,就可以马上工作,日本企业会找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要价很低,工资低,但结果就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我想观察1973年开始的经济滞胀,要从当时的大背景出发。


马克思说,劳动力价格不断走高,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整个的工资劳动者的处境、实际可支配收入就会产生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性影响。劳动力的问题对资本主义体系始终是个大问题,是个死穴。也就是劳动力问题,对日本经济是个大的打击。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未出版发行,似乎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实际情况却并未发生,至少在1973年的日本从未发生过。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当然是发生过的,1960年代的欧洲,尤其是美国那里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就是劳动对资本,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对经济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要从工人的工资收入的变化规律中去发现实质性的问题,去寻找问题的解释和答案。1960年代,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大爆发的开始,它证明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1960年代,在日本则是1973年开始,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引发了经济危机,引起了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它无法回避、无法缓和危机,反而加快了危机的到来,扩大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凯恩斯主义不行,1960年代的欧美经济学家都这么说,197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也有肯定的声音,但无论怎样说,凯恩斯主义的信徒们在理论与政策上面临着一次大的挑战。


这场危机引发了学界的大争论。新自由主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由市场来调节,就是小政府。政府不能管很多,最好什么都不管,小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放松管制,让政府不去约束企业,利用市场力量,利用民间力量,让市场自己调节资源配置,这是从经济层面说的。那么新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的一个反映,就是要全球化,靠国际上的投资,资本自由出入,不要对汇率进行限制,通过企业投资保证经济增长。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失败了,正好那时信息产业、IT产业开始强劲增长,也正好给人一个感觉,就是新自由主义是对的,信息和货币本来就是自由的,全球主义就是要不设防,政府应当是小政府,但正如中国就知道,全球主义怎么可能不设防呢?美国许多敏感技术、先进技术对中国就从来不开放的。


1980年代,日本的增长明显减缓了,只有4.2%,原来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高增长一下子下来了,但比其他发达国家还是要高出1到2个百分点,到后来,生产制造产业越来越空洞化。1978年,日本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日本的管理模式仍在全球得到赞扬,总希望从日本式的公司管理模式里寻找到经济增长的根源,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到日本去学习它的管理理念和相应的经营模式,但事实上,日本开始走下坡路了,从高增长过渡到低增长,这时候,日本也意识到扩大内需重振经济的必要性了。当然在我看来,这种努力得到的结果是有限的。


那时我就预见到,高薪低利率的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高薪和低的生产成本意味着工人的实际收入高,低利率诱发了更多的生产性投资,也是导致了生活费用的下降,但结果却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泡沫,加大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投机心理,结果使得经济泡沫越来越大,我当时就认为,这些泡沫总有一天要撑破,我的观察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当时就说,最快1990年代的上半期泡沫会破裂,然后进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萧条期。可是在经济高涨期,人人觉得明天会更好,中小企业向银行借钱,大企业也向银行借钱,日本的银行就出现了许多的呆账、坏账,最后,它也无法再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了,于是,日本的中小企业面临着一个痛苦时代。我的可怕的观察得到了事实上的验证。我的观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逻辑,并非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我历来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我就是这样看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直到二十一世纪,日本的增长甚至跌到1%,或者小于1%,还出现过负增长。从低增长,到超低增长,再到负增长,这个过程究竟从何而来?至于有的中国朋友把这个过程看作是日本已经成入到了成熟期,那是不正确的。那个过程一下子催生了620万户贫困家庭,而且贫困数目一直在绝对增长着。如果这意味着经济的成熟,那如何解释许多人、许多家庭、许多企业感到痛苦不堪?为什么企业的季节性员工、临时工、打工者在日本的劳工阶层中所占的比例激剧增加?在统计上很明显,1997年,正式的雇员的数量在绝对减少。这意味着,日本出现了经济危机。截止到目前,日本的本土被雇佣的工人总数上减少了20%到30%,这是产业空洞化的征象。可以观察到,日本的产业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下降了,连女性也加入到产业大军里来了,这对战后日本来说是绝对难以想像的事情。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个男性工人足以养活一家人,一个人工作就足以养家糊口,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是这样。后来变成了二个人,即家庭里的男性和女性都要工作,才能养家糊口。尽管信息技术和IT产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诱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日本的实际工资率却是下降的。



法国有个学者,名叫托马斯.皮卡特的,写过一本书,《21世纪与资本论》,英文版700余页,40万册,一销而空,可见受关注程度。作者采用长期统计方法,对各发达国家进行统计。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时间节点进行研究,发现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人民的收入,对于资本,对于国家来说,是处在不平等状况的。他研究的是国民财富和国家财富。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一战前,国家和大资本家所持资本是普通民众所持资本的700倍。一次大战后,这个比例急剧下降,约2倍到3倍,但到了21世纪初期,又逐渐回归到与20世纪初的情况,日本经济社会的演变也与此相似。日本在上世纪的30年代,一直到战后,国家资本和大资本家的资本相对民众所持资本的比例渐渐减少,但过后又开始恢复,这个趋势正好与新自由主义抬头并走向兴盛的趋势相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差不都是这样。


战争破坏了国家财富,也消耗了民间财富,战后开始恢复,经济增长导致国民财富不断提高,国家财力也跟着提高,但最近的二十来年,又出现了逆反的情形,相对于普通民众,国家和大资本家所持的财富,在比例上又开始急剧提升,社会的不均等程度加深了。


日本长时段的趋势就是这样,先是经历了一段比较低的增长,后来增长加速,由低增长而超强增长,到了八十年代初,日本的增长速度开始走低,并且陷入了二十来年的经济低迷和停滞,社会分配越发不公,贫困家庭再度成了社会问题。这时候,安倍组织政府内阁,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不外三个方面,一个是财政手段,一个是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发展战略,就是要重振国家经济,安倍经济学的实质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混合。具体讲来,东京奥运会也许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进行大量投资,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大地震也引致了大量的投资,但这只是一种恢复性投资,效果不佳,投资回报率仅1.1到1.2倍。安倍经济学强调以人为本,重视环保,给孩子们以补贴。就民主主义来说,民主党的政策,在全球化时代,起不到关键性作用。安倍经济学总是设法让人民相信这些政策能够起作用,而且,提出安倍经济学的目的也在于重振失去的信心。看起来,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经济较以往上行了十个百分点,似乎发挥了某些效果,但这是一种错觉和误会。资贷危机的深化,使给孩子的补贴计划流于纸上谈兵,地震更是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遗憾的是,25年来积累起来的困难使安倍无法做他想做的事情。


现在看来,就雇佣合约来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社会可以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而企业也用不着交那么多的税,企业的负但似减少了不少,不过,相比企业税的减少,居民的负担却无疑地加重了。现在,议会又在讨论提高消费税的问题,显然,这既无助于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也无法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以安倍经济学为框架的政策看起来既矛盾,又不确定。


真正的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日本不可行,但是简单地推行凯恩斯的政策同样失去了效力,它们怎样才能有机地捆绑在一起呢?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会导致弱肉强食,在以企业为中心的基础推行国家治理和企业治理的目标难以实现,过度地把一切交给市场并依靠企业的政策看来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前景并不妙。社会如何对待市场的扩大呢?把一切交给市场是一个回避了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义。这当然不能叫做政策,把一切交给市场能叫政策吗?如果这就是政策,那它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策。


中国目前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要有一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政策,或者要有一条新路线,让工人、农民,让工薪阶级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不能在社会分配上总是向大企业、大资家倾斜,社会要有一个合适的、有效的分配比例。没有需求的增长注定长久不了,而工人、农民、一切工薪阶级在整个社会分配中只有一个相对小的份额,社会需求怎么会产生出来呢?如果社会需求不振,经济增长当然不可持续。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如何做,可以参照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我历来认为,而且我确信马克思也是这样看的,还有,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卡特也是持这个观点,就是,只有平等的社会,才有真正的经济成长。把一切交给市场,一切政策来源于所谓市场原理,很显然会扩大社会的不公平,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贫困加剧,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低迷,最后引发经济衰退。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近二十来年,日本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祸害甚深,这实在是一个痛苦的教训,中国要吸取日本这个教训。全球化问题,新自由主义是无法解决的,甚至一个也解决不了,因为新自由主义是制造全球化问题的主要助推因素。


在我看来,日本面临的一个课题,而且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安倍首相总是说要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中日要相互合作,为亚洲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这才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可行的治理政策。


(来源: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座(2014年9月6日下午),作者:伊藤诚;整理者:邓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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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redchina 2014-11-2 02:13
该文作者有严重的改良主义思想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4-11-1 22:38
该文作者有点改良主义思想
引用 远航一号 2014-11-1 10:18
有意思值得思考。战后资本主义繁荣最后以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高潮和七十年代的滞胀而告终。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最后将以什么形式收场呢?
引用 龙翔五洲 2014-11-1 03:42
“只有平等的社会,才有真正的经济成长。把一切交给市场,一切政策来源于所谓市场原理,很显然会扩大社会的不公平,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贫困加剧,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低迷,最后引发经济衰退。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全球。
引用 水边 2014-10-30 11:19
编辑 水边

伊藤诚是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也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的道路一直是高度关注和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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