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能否防止修正主义上台？

“公民社会”能否防止修正主义上台？

——与郭松民同志一辩

马志远

一

9月13日，“新社会主义论”的重要提出者和倡导者秋石客先生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新社会主义论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 加了这次“研讨会”，聆听了正反双方的发言，目睹了学者、教授们与“新社会主义论”者展开激辩的风采。会上，确实出现了郭松民同志说的“有趣一幕”——

在一旁观战的我找了个机会插话道：“也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思考。我提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出现一位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或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并且他真的当了美国总统，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美国领导一场‘社会主义复辟’，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

会议室瞬间静了下来，众人一时不知道该这么回答。陈红兵老师脸色略显尴尬，巩献田老师则面无表情，似乎没有听到我话。

我接着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害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而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却解决不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呢？显然，真正的原因内在于体制之中，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搞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搞新社会主义，而不能简单的复兴传统社会主义的道理了。”

上面三段文字摘引自郭松民同志10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新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几个问题——从“新社会主义研讨会”上有趣的一幕谈起》一文。

我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一名旁听者，竟然获得了发言的机会。我针对秋石客先生的几个论点提出了批评。比如，秋石客先生说：“现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我们中国面临着非常糟糕的局面，原因是啥呀？”“既然内因是主要的，那我们就不要埋怨帝国主义，要埋怨共产党自身你在理论上有矛盾、你在实践上出毛病。”“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与赫鲁晓夫没有关系、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我认为他做的不好的重要一条就是没有搞好民主。”“斯大林过度地强调了集中”“政党政治的苏联共产党干什么呢？是越俎代庖，我代替你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他是这个思路。”“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根子在谁呀？是斯大林，不是赫鲁晓夫。”“斯大林不管主观上怎么想的，但客观上确立党的干部等级制度，就形成一个事实，就出现了一个政治集团，他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是相违背的、相冲突的，结果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他没有关系。”“所以，共产党死不死人民不关心，甚至你死亡的时候他拍拍手，他还为你放鞭炮，这是斯大林当时做的不好引起的后遗症。”等等。我指出——

“苏联共产党倒台、苏联社会主义瓦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斯大林没有搞好民主留下了后遗症吗？不是，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后继者葬送了苏联和苏联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于1963、1964年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已经早已预见到了；或者说，赫鲁晓夫上台后，经过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几代领导人，苏联终于瓦解，这个过程验证了“九评”的正确性。斯大林的错误当然与赫鲁晓夫没有关系，也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但是，斯大林的错误与赫鲁晓夫的罪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斯大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而赫鲁晓夫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瓦解的罪魁祸首。

要说苏联瓦解的内因的话，不是什么“共产党自身你在理论上有矛盾、你在实践上出毛病”，而是共产党内混进了叛徒，是一部分共产党人腐化变质，又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些话还没有清楚地说明问题吗？怎么能把苏联瓦解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没有搞好民主”呢？

我的话大概不好听，正当我说着的时候，就感觉背部和左臂分别被敲了一下，意思显然是提醒我“不要说了”。我也就很知趣地把自己事先准备的发言稿的几个提纲说了一下，就离开了发言席。在回到座位的途中，郭松民同志站起来：“请问这位朋友，……”向我提出了他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回答，大概也成了“有趣的一幕”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离开北京后，这“有趣的一幕”时常萦绕在脑海里，很想找个机会跟松民同志讨论一下。我也仿佛感到，松民同志会继续就这个话题发表文章。果不其然，松民同志的文章发表了，而且是以这“有趣的一幕”作为开篇立论的由头。

二

其实，松民同志的问题不难回答。“研讨会”上没有人回答不意味着永远无人回答，不意味着松民同志提出的“公民社会”就是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进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要回答松民同志的问题，我们还是应当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回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来作一番分析。从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到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经历了166年的历史，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出现，从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1990年12月苏联解体，才只有73年，其中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直至苏联解体，就有37年；新中国的历史只有65年，其中真正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27年的时间。这么短暂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私有制历史相比较，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这么短暂的历史，共产党人干了什么？他们所从事的是消灭私有制，特别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既然如此，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他们不仅要同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同自己队伍当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翻开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他们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等派别进行过斗争；他们逝世以后，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列宁肩负起了同他们所代表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重大任务；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布哈林机会主义的斗争；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集团上台，掀起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复辟逆流，毛主席则带领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一次一次的斗争中，共产党人遭到挫折、失败，都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这样的斗争在今天看来还远远没有结束。因此，我们不能说斗争遭遇挫折，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就是“共产党自身你在理论上有矛盾、你在实践上出毛病”。马克思曾经借用海涅的诗句慨叹道：“我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跳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龙种”产生的，它们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龙种”与“跳蚤”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只有这样看问题，才是历史地看问题，才是坚持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此其一。

其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新生事物，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建立脱胎于它所赖以产生的私有制的旧社会。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旧社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深刻、相当强大的。对于这个问题，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都已经多次论述过了。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列宁的名言：“小生产是大量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而这种影响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文化上和风俗习惯上。具有这种私有观念的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会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苏联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集团、南斯拉夫的铁托集团，还有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集团，不就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吗？由于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入共产党内，并且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而觊觎和夺取政权，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

其三，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革命遭受挫折不可避免，修正主义上台搞资本主义不可避免，这种“不可避免论”仅仅是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上来说的。具体到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会出现修正主义上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还要取决于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们未必能够获胜，而满脑袋浸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未必遭到失败。毛主席晚年满怀悲凉地叹息：“我党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要是二百多名中央委员都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他还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老人家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看到党内真正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极有可能遭到失败。

其四，在作了上面三点分析之后，我们把话题回到松民同志的问题上来：“如果美国出现一位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或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并且他真的当了美国总统，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美国领导一场‘社会主义复辟’，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松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2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强大的国家，不要说出现“一位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或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去导演一场“社会主义复辟”、“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就连社会主义思想恐怕还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被更多地人所接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无产阶级。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美国将来有一天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指出，当着美国的无产阶级产生甚至要举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的时候，必定会遭到美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美国的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定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大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试图通过担任总统导演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当然是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在美国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不可能由他们来导演一场“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不是如同松民同志说的“真正的原因内在于体制之中”，不是美国的“体制”就完美无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就存在多么大的缺陷，而是由于美国和整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与这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还比较小，尤其是他们当中许多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和意志还比较薄弱。

还需要指出，松民同志在通过美国会不会出现“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个假设论述问题的时候，把着眼点单纯地放在类似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个别的历史人物身上了，他认为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上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根源仅仅在于出现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掌握了苏共和苏联领导权的人物，而没有看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背后的国内和国外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这样看问题，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

三

    松民同志认为“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解决不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内在于体制之中”，于是，他开出的药方便是以“强大的公民社会”为核心的“新社会主义”。他说：“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新社会主义国家将能够有效地解决毛泽东主席晚年念兹在兹的‘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松民同志首先阐述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特征。他说，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就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自愿性等三个特征；接着，他指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却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历史与现实的一个真实存在。比如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影响的工人、农民及士兵组织，欧洲和拉美的左翼民间组织，许多都属于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井喷般地涌现的几百万群众造反组织都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红色网站，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红色中国网等也属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因为它们都完全符合‘秉持社会主义理念、自愿组合、独立于政府系统、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这一定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且已经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出现了，“是历史与现实的一个真实存在。”

在这里，且不论松民同志一股脑地把诸如“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影响的工人、农民及士兵组织，欧洲和拉美的左翼民间组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井喷般地涌现的几百万群众造反组织”、“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红色中国网”纳入“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之内是否正确，我只是要问，这些组织有什么能力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或者它们在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方面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无例可证，凭什么就开出这样的“药方”？要知道，“中央出的修正主义”在上台的时候，都是掌握或者使用了武力的，像松民同志上面列举的类似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手中有什么可以与之抗衡？

四

松民同志的文章中有一个小标题叫“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在这部分里，他的很多论点越来越不靠谱了。

他说：“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苏联和中国的工人阶级都缺乏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俄国的无产阶级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原来还“都缺乏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呢。

他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中国的文革前十七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特征是一切都被纳入无所不包的‘党—国体制’当中，在体制外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能够被称为‘公民社会’的力量，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管着一切。”松民同志的这话是不对的。第一，苏联的情况我不知道，中国在文革前的十七年，在“党—国体制”之外，是有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组织的，在城市有居民委员会，在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些组织能不能算是松民同志说的“公民社会”？第二，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自己的先锋队掌握国家政权，有什么错？

他接着说：“当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恰似曹操和汉献帝的关系。工人阶级的命运，取决于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的选择。”松民同志的这个比喻不是“不太恰当”，而是太不恰当了。原来，在松民同志看来，工人阶级和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关系是如此的对立！

松民同志继续说：“如果和资产阶级革命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两者的差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已经在封建国家的外壳中发育成熟，羽翼丰满，他们掌控了经济，拥有巨大财富，以至国王和贵族都必须向他们乞讨才能过活；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他们也获得了文化领导权，通过组编‘国民军’，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待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就牢牢地控制了政权，能够击溃封建势力的任何反扑。”“反观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无论是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苏联的情况更复杂些，这里不赘述）还是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工人阶级都依然弱小，阶级意识也不清晰，对革命后突然‘从天而降’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充满了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心理，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国家。”从这段论述看，松民同志是读过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但是，他不能对世界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现代史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出正确的分析。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确实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却不是由于把国王和贵族逼得向他们乞讨才取得革命胜利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者就曾经或者中断议会，或者横征暴敛，没有向资产阶级乞讨；而资产阶级就借助于手工业者、自耕农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力量与国王展开搏斗。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为惨烈和彻底，也是一次次地流着鲜血才取得胜利的，其中流血最多的，当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而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或者很少考虑下层人民的利益，甚至向他们举起屠刀。资产阶级倒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意识，也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但是，他们的阶级意识仅仅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文化也仅仅反映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

是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击溃了封建势力的任何反扑”，难道俄国苏维埃政权、新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没有打退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扑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松民同志做这番比较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明白了。

松民同志说，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后，“工人阶级都依然弱小，阶级意识也不清晰，对革命后突然‘从天而降’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充满了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心理，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国家。”革命都胜利了，力量还依然弱小，那当初苏联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取得革命胜利的呢？“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国家”，那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和中国，是谁在领导呢？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在领导吗？松民同志说的“直接领导”是怎样的一种领导呢？那就是不要共产党。松民同志就是这样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松民同志做这番比较的用意了，他是说革命胜利后的工人阶级要有自己清晰的“阶级意识”，要有自己的“国民军”，要击溃共产党的任何反扑！当然，这或许不是松民同志的本意，可是，按照他自己文章的叙事逻辑推导出的就是这样的结论。

共产党在领导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之后，最为严峻的任务之一就是防止一部分共产党人革命意志衰退、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变成走资派上台复辟。但是，不能在理论上把工人阶级和她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这话没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话也没错，关键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革命本色，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至于如何保持、如何防止，也不是没有答案，那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松民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是不在其中的。

五

说松民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不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中，是因为他描绘的未来新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公民社会”，不过是“需要做三件事：第一，挑选精英管理新社会、新国家；第二，监督这些精英，监护新社会、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在可能的情况下直接行使一部分管理权。”其实这三件事都是做不到的。第一，谁来挑选“精英”？能够发现“精英”、挑选“精英”的，一定比“精英”更“精英”，那这个比“精英”更“精英”者，不是上帝就是玉皇。第二，谁来监督“精英”？能够监督“精英”、“监护新社会、新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确保新社会、新国家不再搞修正主义的，也必定是比“精英”更“精英”者。可惜，此人此物不在人间，住在九天之上的凌霄宝殿里。第三，“公民社会”在可能的情况下直接行使一部分管理权，这怎么可能呢？你们不是精英，有什么资格行使管理权？管理权一旦落到非“精英”的人物手里，那不就要出修正主义吗？第四，松民同志在这里说挑选“精英”管理新社会、新国家，那共产党能不能称为工人阶级的“精英”？你让“精英”管理国家，是不是等于承认在你所要构建的“新社会主义”里，同样会存在“工人阶级都依然弱小，阶级意识也不清晰，……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国家”的情形啊？

说到底，松民同志的“精英论”，不就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吗？这种历史观当然是不会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中的，这就不必细细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