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里有个神秘的组织，铁血救国会。它是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以刷新国民党政治为己任，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后来虽然以失败告终，这个组织在这个剧里出面的人格化身是曾可达同志，在反腐失败后，共军即将进城之际，他在机场上最后见了方孟敖一面，就拔枪自裁了。一个出身贫苦、忠诚勤勉的好人，一心为党国效力，想挽狂澜于既倒，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让人好生感慨。

　　老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就是说，一个党里有不同政见的派别，或者山头，这是常事，如果没有，反倒不正常。

　　众所周知，国民党里派系众多，因为它从一开始组建就是各个省的反清组织联合而成的，除了在反清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其它方面则分歧多多。之后虽然屡经改造， 但分歧始终存在。直到1924年改组，国民党才总算是更加统一些了，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北伐开始，先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加入国民党，之后随着北伐陆续胜利，只要是加入北伐军的军队，其高层领导人就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体系变得原来越庞大，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却渐渐空心化了。

　　1924 年重组之后的国民党，本身是一个高度革命化的政党，意识形态是其核心，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但北伐胜利带来的结果是国民党成分的高度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也就难以为继了。革命政党必须要靠革命的意识形态，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党就没有战斗力可言。也就是说，一个革命政党要保持其战斗力和内部的凝聚力，必须始终保持意识形态活力，党才能保持其革命性。

　　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有各个不同源流的军阀派系，还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和在广东的胡汉民、汪精卫联合，即使是在被蒋委员长视为嫡系的部分，也存在多个不同的派系，如政学系、CC派、太子派等。

　　这种内部分化自然会影响到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从1930年代起，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少壮派力量就开始组织了一些自称是为了消除反对蒋委员长的势力、将国民党统一为由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党的秘密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蓝衣社（复兴社），之后演变为军统，与CC派掌握的中统并立，抗战胜利后中统和军统虽然换了牌子，改名叫党通局和保密局，但仍然是原来那些人、原来那个组织体系。更重要的是，从诞生到改名，不过十余年间，中统和军统就已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以锄奸为名，大肆敛财，声名浪藉，战斗力也大幅下降。

　　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以建丰同志为代表的新派年轻人势力。在抗战期间，建丰同志效仿共产党，以为国民党搞外围组织的名义搞起了三青团，并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骨干。在北平无战事中，方二公子和可达同志就都出身于青训班。建丰同志以此为基干，试图用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人取代党国内部的腐败势力，完成党国的系统更新。老同志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于是爆发了“党团之争”。事情闹到委员长那里，委员长知道，党国的江山还是得靠老同志和他们的军队才能维系，只能牺牲建丰同志， 最终争议以三青团被并入国民党而告终。

　　吃了这次亏，建丰同志消停了几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加速腐败，内战开始后连吃败仗，党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建丰同志看不下去了，又跃跃欲试，于是组织了铁血救国会。铁血救国会可以算是三青团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延续，只是其组织形态更加秘密，更像一个特务组织。比如在剧中，其成员包括明面上的可达同志，渗透到共产党里的梁经纶同志，潜伏在党通局要员徐铁英身边的孙朝忠同志，保密局北京站的王蒲忱同志，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他们都不是以铁血救国会的名义公开活动，而是以官方身份掩护，按照建丰同志的指示，执行建丰同志规定的任务，一边反共，一边反腐。

　　这个秘密组织的目标仍然是像之前的三青团一样，以打击国民党内的腐败为主要目标，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打击老同志，用新人取代老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建丰同志甚至不惜重用有重大共产党嫌疑的方孟敖。老同志们当然不甘心，因此千方百计破坏建丰同志的计划。比如故意暴露梁经纶同志的身份，破坏币制改革。建丰同志不让抓学生，他们偏偏抓，激化矛盾。

　　但对这些有着官方公开身份的人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执行建丰同志的命令，更要考虑自己的上级的命令。比如王蒲忱同志，每到关键时刻，需要选边站队的时候，他就身体不好了，光咳嗽，不发表意见。在发粮现场，建丰同志明令要求维持秩序，不要制造冲突，他却为了完成保密局自身抓捕共产党的任务，贸然开枪，造成现场混乱，矛盾激化。再比如忠诚勤勉的曾可达同志，虽然他对建丰同志忠心耿耿，日月可鉴，但当总统府四组的陈主任衔命而来的时候，也不免有些动摇，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执行总统的命令，还是执行建丰同志的命令。

　　最后，建丰同志在上海打老虎，扣了孔令侃，发动总决战，逼得蒋委员长不得不也选边站，结果是委员长“不爱江山爱美人”，下令放了孔令侃，打老虎行动戛然而止，金圆券改革也草草结束。对不掌握最高裁定权的建丰同志和铁血救国会来说，这种最后决战迟早都会到来，而且在党国危亡之际，早点决断也许是必要的。但对风雨飘摇的党国江山来说，战争还在继续，退守台湾才开始布局，能把多少人、多少军队、多少钱拉到台湾去，这是蒋委员长必须首先考虑的，贸然对那些手握重权的党国高官们开刀，其结果恐怕不是刷新了党国的组织纪律，而是将一些本来还在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的人逼到投共的路上去。

　　就这一点看，老同志显然要成熟得多。徐铁英就知道，必须“避免让总统尴尬”，不过早地将矛头对准建丰同志和铁血救国会，而是打着反共的旗号打击铁血救国会的骨干力量。即使要跟建丰同志叫板，也得让手握重兵的陈继承这样的人去打电话向蒋委员长报告，而不是自己。相比之下，老同志对蒋委员长的心思揣摩得更透彻，也更善于捕捉机会，所以，他们赢了。

　　更重要的是，无论建丰同志的目标是什么，在党国老人看来，铁血救国会的目的都是打击和排斥老人，用新人取代老人，这不是为了党国利益而反腐败，而是从老人手里夺走权力。所以，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第一轮往往由新进的年轻人主导，变成权力斗争，最终年轻人失败，之后再由政治上更为成熟、行政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同志主持，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王安石变法如此，张居正变法如此，戊戌维新如此，国民党的系统更新亦如此。建丰同志在大陆想完成的任务，最终由蒋委员长在台湾从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