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社会主义”大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兼答项观奇老师
★郭松民
自从笔者今年6月发表《谈谈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一文，提出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话题以后，相关的讨论已经在各红色网站如火如荼地进行好几个月了。关于这场讨论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最低限度使左翼开始关注理论问题，这就部分达到了目的。要知道，理论的成熟是左翼政治成熟的一个最基本前提，而没有左翼的政治成熟，“重建社会主义”根本就无从谈起。
笔者一直在关注这场讨论，愿意就看到、听到的一些问题，继续和大家交流。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项观奇老师在致“新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的一封信中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通俗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这一条，其它都是空的，包括所有制。”
说的非常好。但项老师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如巴黎公社时期、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一个时期）和非常局部的地域内（如文革初的上海人民公社）之外，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真实存在的只是“共产党专政”。区别仅在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苏共时期，在毛主席领导中共时期，这种“专政”由于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而在赫鲁晓夫之类的人物上台之后，这种“专政”就逐渐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转而“专无产阶级的政”，由修正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变修”？也不能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真正有效的方法。
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被外部力量摧毁，如巴黎公社，但不可能“变修”，凡是“变修”的，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由共产党代理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专政。代理人是可以背叛委托人的，但委托人却不可能自己背叛自己。
革命领袖对这种状况的认识是不同的。斯大林认为，这种状况已经很好了，所以他提出“干部决定一切”，而毛主席则认为，这种状况潜藏着巨大危险，因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为了使无产阶级专政名至实归，使“无产阶级专政”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实是“共产党专政下继续革命”。
当然，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文革的伟大意义。
未来新社会主义社会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哪里？答案是：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二、关于全面专政。
真正稳固的专政，都是全面专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之所以不可能被“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搞“和平演变”，就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国家。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容易“变修”（而且果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变修”了），则是因为他们主要是依赖国家机器实行“片面专政”的国家。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本主义的公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企业）共同行使的。国家机器躲在一层又一层的帷幕后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露出其穷凶极恶的真面目的。
比如，在西方国家，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旦触碰到了某种“政治正确”，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安全局”或“联邦调查局”之类吓人的机构，而是各种“协会”、校董事会、编辑部之类的机构，你很快会被各种协会除名、失去教职、被编辑部解聘、文章无从发表等。。。你被压的喘不过气来却找不到反抗的对象。全面专政如水银泄地般的严密，绝不会给任何“修正主义”预留任何空间。
相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却主要是一种依赖国家机器的“片面专政”。没有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保护与合作（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也有监督国家机器的职能，这自不待言），国家机器是“赤裸”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能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去解决，而只能依靠专政机器去解决。比如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就主要依靠秘密警察来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虽然在短时间内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但却导致道德权威的大范围流失（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反而获得了道德光环），最终轰然解体。
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也许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从1957年开始，毛主席尝试过多种方式建立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在文革当中，一度也的确建立起这种全面专政，但由于这种全面专政所依托的力量主要是毛主席的个人威望而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所以在毛主席去世后，这种全面专政也就迅速解体了。以伤痕文学为发端，首先是文化上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直至在经济、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
未来新社会主义社会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哪里？答案是：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种专政是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共同行使的。
三、关于普选制。
许多赞成新社会主义提法的朋友，都赞成普选。
普选其实是一种工具性的技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选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选应该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革十六条就明确规定：“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但文革后来为什么没有把这一条贯彻到底呢？这是因为普选作为“巩固”的工具，其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实行普选的政治共同体范围内，要存在广泛的政治认同。用文革的语言说，就是要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的精英，在面对非西方世界时，形成了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认同；在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时，形成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认同——所以他们可以实行普选制。在非西方国家，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普选往往导致社会撕裂、国家解体乃至内战。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普选往往是政治剧变的同义词。
文革十六条规定的“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没有最后落实，上海人民公社的实验不仅没有在全国推广自身也被叫停，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社会主义在俄罗斯、中国等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后，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要牢固的掌握文化领导权，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笔者一直对“左右合流争民主”的主张持保留态度，因为这相当于左翼无条件的接受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是一种政治上的投降。民主不是不可以争，但左翼必须提出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并以此作为合作争民主的政治基础。否则的话，“普选”其实等于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背书，使之不仅成为一种“现实存在”，而且获得形式上、程序上的合法性。
对左翼而言，目前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争普选，不如说是继续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无产阶级能够有效使用“普选”这一工具创造条件。
不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不可能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新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出现。
未来新社会主义社会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哪里？答案是：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面选举制”。
最后，想谈谈关于新社会主义讨论中当文风问题。
文风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
应该说大部分讨论文章的文风是不错的，但也不少作者的文风存在严重问题。教条主义、风头主义、宗派主义、诛心之论、急于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等，都暴露无遗。
有些直接和笔者辩论的文章，给笔者的印象是，作者根本就没有看过原文。好比笔者在说“面粉是白的”，而批判者上来就说，你为什么说面粉是黑的？简直莫名其妙，除了想出风头，我们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
有些作者则是教条主义严重，其批驳的基本方式“郭松民如是说，但列宁如是说，斯大林如是说，所以郭松民是错误的”，这种中世纪教会式的辩论方式，如何能够服人呢？
还有作者，则充满了诛心之论。比如一位作者这样写到“我看秋石客郭松民等搞新社会主义，动机是学步三个代表跟科学观之后，要给习近平立论；如果“新社会主义”正式出炉，就是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棺木上钉上钉子！左派左派，请你们擦亮眼吧！”对这样判断和呼吁，我也就只能“呵呵”了，老实说，这能吓得了谁呢？
希望在今后的讨论中，不仅要解决理论问题，也要解决文风问题，包括笔者自己。
201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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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五洲: 关于重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普选问题我可能有些老天真：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依靠大多数人民，是为了大多数人民，是造福于大多数人民。那末一旦革命胜利了，却不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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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鸣: 郭松民老师提出的问题和讨论愈加认真了。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唯我独正（确）”，仿佛已经真理在握，任何不同意见都是歪理邪说。 至于普选制的问题，本身不过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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