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邓时代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可以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

当我们陶醉于光鲜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我们却遭遇上这样一群人：在林林总总的工作场所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新工人。中国新工人阶级，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经伴随着邓时代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们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但是，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劳资矛盾急剧增加，工人不断地抗议，阶级力量不断地凝聚，每年几万起的集体行动已经挑战着“和谐”社会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出路和未来。

邓时代的经济改革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邓小平带领下的中国，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有名的当属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

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切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官方开始所谓“拨乱反正”，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耗尽，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被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的民工潮。所以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建立在瓦解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生活资料、医疗、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驱使农民必须赚取更多的现金才能维持生活，个体农民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生活中现金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为也因此成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时亦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根源。

1980年代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国退“民”进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个具有资本累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邓时代的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其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个过程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国企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另一方面使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基础。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则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直面这一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为其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政经条件。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载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农民的土地征收变成厂房，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终身在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资本的低成本扩张，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并没有使中国的产业工人摆脱农民的身份，诚如“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表现的，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并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

我们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理解今天的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一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产品，他和自己的商品产生了对立。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