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西方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声称，如果中国停止操纵人民币汇率和减少贸易顺差，全球经济将增长1.5个百分点。而他的计算依据是，中国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的一半，如果能拿来进口，那么相对于全球GDP 78.3万亿美元的规模来说，可以将全球GDP提高近1.5%。克鲁格曼的说法正确吗？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斌在新书《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对于克鲁格曼的这个计算，同样出自西方经济学门下的反对者则认为，这个1.5%的数字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再加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得出的，并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会将自己一半的外汇储备拿出来用于进口。这位反对者虽然质疑克鲁格曼的模型在哪里，研究在哪里，但又认为，从凯恩斯主义理论来说克鲁格曼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只是进口需求是一种消费需求，不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政府行为。 其实，克鲁格曼的计算很简单，无需高深的数学模型，2.4万亿美元的一半是1.2万亿美元，1.2万亿/78.3万亿=1.5%。而他的问题更简单，他以为贸易会直接按照贸易量来创造GDP。但是，贸易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 在产业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贸易或者说流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产业资本的增殖过程要经过如下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可以用于生产的商品。对这个流通阶段，我们标识为：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通过这个流通阶段，货币资本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性消费。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作商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劳动力的使用权。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中，资本家生产性消费所购买的生产要素商品，即让工人运用生产资料从事生产活动。这个脱离了流通的生产阶段，生产出一种其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商品。这个商品，作为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我们把这个阶段标识为：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构成商品资本的物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因此，第二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把第二阶段生产出来的已经增殖的商品按其价值转化为更多的货币。这个流通阶段，我们标识为：商品资本W—货币资本G′。随着第三阶段的完成，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前后两个流通阶段中，无论是第一个阶段中的货币资本G与生产资本P，还是第三个阶段中的商品资本W与货币资本G′，在各自的阶段中，它们都只是处于不同的存在方式上的同一个资本价值，尽管第一阶段流通中资本的价值量小于第三阶段流通中资本的价值量。流通或者贸易都不增加资本的价值，资本的增殖只是来自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我们把资本增殖过程的这三个阶段放在一起标识就是： 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货币资本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上，但不是回到货币资本原有价值的起点上，而是回到一个更大价值的货币资本的起点上。但是，这个增殖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不是通过等价交换的买卖生成的。另外，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资本增殖过程的终结，自然成为新的资本增殖过程的开始，从而形成不断地循环。这样一来，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但现实世界终究是有限度的，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大。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而不能转化为生产资本；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而不起作用，即所谓“资本失业”，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第三阶段停顿下来，卖不出去的商品就会堆积起来。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第三个卖的阶段更为重要。一方面，商品会自然变坏。商品身上所保存的资本的价值，只有通过不断地价值转移，也就是商品的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才能长久保存进而增殖。而商品的出售，继而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阶段，则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商品本身变坏的时间界限就成为第三阶段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这就是说，资本家可以长时间地推迟买，但不能长时间地推迟卖。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序性，某种商品今天还能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商品排挤掉，这就使得第三阶段成为商品的一个惊险的跳跃阶段，这个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的所有者。 在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相对生产过剩的商品的出售无疑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要求中国拿出美元来购买这些商品，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世界其他国家向中国施压的积极性，以便美国推卸引起这场危机的罪责，并向中国转嫁危机造成的损失。但是，他忘了一点，他是要中国拿美元来购买，而不是拿黄金来购买。而这些美元正是美国印刷出来套购中国资产的，因此，他其实更应当呼吁掌握美元印钞机的美国垄断金融资本集团来做这件事，呼吁他们不要把印刷出来的美元注入他们自己的大银行，而应当直接去购买世界各国的商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攻击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已经这样做了，但要避免炫耀这一空手套白狼的做法，以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反对；另一方面，找出一切沾边或不沾边的借口来攻击中国似乎总是对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有利的，因而也总是他们所雇佣的西方经济学家的义务。 其次，他忘了或不懂得，中国的这些美元储备是用人民币结汇收储的，不是中国的净收入。中国即便要拿这些外汇储备来购买商品，也不会把它们非生产地消费掉，而只能生产地消费它们，也就是用它们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投放到世界市场，从而根本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中的相对生产过剩问题。而且随着美方施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要收回以往结汇时发出的同样数量的人民币需要付出更多的美元。因此，中国更不可能轻易将储备的美元花掉。 不过，他的攻击也提醒我们，中国实在是没有必要持有那么多的美元。当然，减持外汇储备也不能盲目进行。首先，要清退一些外资企业，减轻兑换外资在华盈利的外汇负担。其次，中国的确需要把这些外来的印刷纸张还回去，换成我们需要的一些物资。这些印上美元符号的纸张本身没有价值，至多是一个价值符号，而且也不能用于生产。因此，除留下用于偿付外债和一定时期进口所需要的美元外，多余的美元应当换成真正的货币商品和用于再生产的物资。 一方面，中国应当最少进口1000吨黄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但是中国的黄金储备只翻了一番多一点，黄金储备的增长严重滞后，而且其中大半（600吨）于1990年后封存在美国。进口1000吨黄金，尽管仍然改变不了中国黄金储备量的世界排名低于中国GDP的世界排名的状况，但它却可以把中国的黄金储备量翻上将近一番。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花费并不多，即便按每盎司黄金1500美元计算，花费也不过500亿美元，约占中国外汇储备的2%。因此，即便黄金价格再翻一倍，也应当至少进口1000吨黄金。另一方面，中国应当限制原材料出口，并进口一批保存期长的原材料。马克思曾谈到商品的价值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动时的投机规律是，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在棉布上不如在棉纱上，在棉纱上不如在棉花上。那么，类似地，在世界经济衰退期间，大量进口国外的成品这种情况，既不能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也不能通过贸易获得价值的增殖，而且卖不出去的商品既可能变坏，更可能被新的生产技术所生产的商品所排挤。相反，进口原材料则可以用于经济复苏期间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新的生产技术往往是建立在对原材料的不同加工方式上，而较少在开发出新的可替代的原材料上取得进展，因此，新的生产技术对现有的原材料的排挤远远少于对现有商品成品的排挤。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急于在这个期间大量进口中国稀土资源的原因。 如果中国一旦真的像上面说的那样做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定要为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紧急出面叫停了。对于他们来说，出尔反尔，搞双重标准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他们的确是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只是还不够理性，不懂得真正的经济科学是什么而已。 更多分析，请关注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东方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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