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改革的道路与经验

原标题：重庆为什么这么红？

作者 余治国

《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作者

目录（初步）　　

第一章 外资与经济发展——利用还是被利用

从上海的跪式服务到重庆希尔顿扫黄

外资的罪与罚——患上外资依赖症的国家不会崛起

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的重庆策略　　

从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到重庆的社会化管理　　

外资应为内资服务——从龙芯的引入看重庆立足内资的长远战略　　

引进来也要走出来——重庆的对外投资　　

第二章 两条不同的国企改革之路　　

从重庆轻工“五朵金花”之一的衰败看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失败　　

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更无知　　

“八大投”重振国企雄风　　

以国企带动私企发展　　

重庆再次证明国企是民生的坚强保障　　

第三章 农业是本，三农问题的重庆探索

亟待改革的小农经济模式　　

城乡一体化的重庆要将农民变为市民　　

地票交易，重庆的大胆摸索　　

与其土地流转，不如建立合作社　　

金融下乡，服务农业　　

重庆的方向是改革的深水区　　

一、黑恶势力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黑恶势力的经济根源是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　　

三、治国先治吏，必须要遏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外资与经济发展——利用还是被利用　　

从上海的跪式服务到重庆希尔顿扫黄

古话讲，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向别人下跪，意味着丧失自尊，成为精神上的奴隶。换而言之，下跪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尊卑关系，完全是一种奴性与臣服的表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面对强势的西方都以一种下跪的心态来逢迎他们。直到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国人才终于挺直腰杆，洗刷了对外卑躬屈膝的耻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部分中国人又跪下去了。十多年前曾发生过一个轰动全国的“下跪事件”。1995年，珠海市瑞进电子公司韩国老板金珍仙逼迫全体员工下跪。200多名员工被迫下跪，惟有一位名叫孙天帅的河南人严词拒绝。　孙　君从此名闻于天下。

工人下跪终究是屈于老板的淫威。但在国际大都市——上海，没隔多久竟引入了合法的所谓自愿的下跪——日本式下跪服务。2003年，上海来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引入日式下跪服务。这家公司要求保姆在第一次上门时，必须向雇主双膝跪下以示诚心。在需要体现主仆关系的场合，保姆必须面带微笑地让上身保持弓形，眼睛还不得直视雇主。这家公司将这种苛刻的服务要求美其名曰为：“工作没有高低贵贱，只是分工不同罢了。”其实这无非是赤裸裸地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暗示了不同阶层之间具有森严的社会等级。

伺候，这股下跪服务的风潮刮过大江南北。2003年11月，湖北武汉吉庆街街口的一家大型美发店规定员工在与顾客交流时，统一采用单膝下跪的跪式服务。服务员将顾客迎进店中，安排对方坐定后，需拿着纸笔，单膝跪在顾客面前，抬头询问顾客的需求。跪式洗头、跪式传菜等侮辱人格的下跪服务很快就席卷北京、广州、济南、石家庄、郑州等城市。甚至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日式下跪服务竟然也登起大雅之堂，据说还成为了世博会一道“靓丽的风景”和“日中文化交融的象征”。

历来日本人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与浓厚的等级意识。惧上欺下、女性依附男性、弱者服从强者，那在日本是天经地义的社会规则。下跪服务自然理所当然。而中国人却大为不同。在古代中国，老百姓为了生存面对官老爷要下跪那是迫不得已的。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一向讲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患寡而患不均”，甚至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经过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在传统平等的观念上更上一层楼。

但现在，很多人看似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其实骨子里还罩着马褂、拖着辫子。从强者利用权势逼迫弱者下跪到强者用金钱诱惑弱者“自愿”下跪，平等与尊严逐渐丧尽，遗留下的无非是上下尊卑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强者一旦面对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强者时，转瞬变成脊梁骨都被打断的奴性极强的乞食者。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便是如此。

在上世纪8、90年代早期，中国极度缺乏资本，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因此在当时，设立特区，采用暂时性的优惠政策，大力引入外资，是一项非常高明的举措，不仅能安置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还能为政府提供可观的财政收入。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却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像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机构，却像是为外资进行日式下跪服务的机构。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的激励下，都通过各种地方性的优惠政策向本地区吸引尽可能多的外资。于是，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吸引外资的恶性竞争。各地就像菜市场小贩打价格战一样，争相给予外资一些地方性的特殊的优惠政策，相互之间比赛谁给外资的政策更优惠。结果，引入外资不仅未给地方带来还出，反而带来了种种问题。

比如，在外资企业，尤其是在港台韩企业，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例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外资将19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引入了现代中国，他们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任意加班加点，毫无底线地加强劳动强度，让工人象奴隶一样拼命干活。甚至在一切外资企业员工猝死成为常态。不少外资企业，尤其是台港日韩企业，肆意压低、克扣和拖欠工资来压榨出工人的血汗。不少外资还将劳动强度高、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严重危害工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一些港台韩资的中小企业，采取收取雇工身份证、边防证、临时居住证和收取抵押金等办法，强迫工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当奴工。但这些却被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所默许。他们小心谨慎，面对外资给与下跪式服务的超国民待遇，唯恐因照顾不周吓走外资。一些行政官员与经济学家充分发扬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作风，公开或私下地鼓吹，要牺牲一代农民工、牺牲一代少女换得经济发展。　　

在一片冰封的莽原上，重庆给我们带来了充满春意和希望的暖流。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由希尔顿家族一手建立起庞大的知名跨国公司。一般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在一些地方将会被视为掌上明珠，宠爱还来不及，无论如何也不会找这种企业的“茬”。但重庆却做到了内外企业一视同仁。　　

重庆希尔顿酒店全资隶属于当地地产商重庆庆隆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希尔顿则是运营合作方，负责酒店管理和经营。重庆希尔顿酒店经营管理者、酒店保安、行李员、前台登记员、酒店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形成完整利益链条，与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庞大的介绍、容留妇女卖淫团伙，实行“一条龙”服务，还涉嫌毒品犯罪。自2009年11月以来，该酒店两次被公安机关查处。但重庆希尔顿认为自己有外资背景，不仅不整改，仍旧我行我素，肆无忌惮。

其实，无论在国内外，所谓星级酒店的黄、赌、毒非法业务不过是高档酒店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很多人以为，外资酒店在中国的非法行为仅仅是因为中国法律太保守，而西方国家都是完全自由的开放社会。这完全是国内媒体多年误导与好莱坞电影宣传的结果。其实，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较为保守。比如在美国，清教文化是社会主流。在美国中西部城市，朝九晚五才是正常生活，主流家庭在工作之外无非是社区教堂的活动。只有在电影中才存在着灯红酒绿的不夜城和莺歌燕舞的红磨坊。深受清教影响的美国人认为，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其业务能力的强弱。因此，公众人物为维护良好的公开形象都保持着私生活的严谨性。

对酒店等服务业的清理整顿在西方国家一样是常态。比如，奥地利警方就曾扫过英国选美公司的黄。这家英国公司打着全球选美的旗号，以时装表演为由，用高薪引诱东欧各国、黎巴嫩与委内瑞拉的青年妇女签订合同，然后以暴力威逼和金钱诱惑，迫使她们沦为高级妓女，将她们送往遍布全球的五星级饭店或政要巨商的私人别墅。

在中国一些地方，高档酒店特别是外资酒店却成了无人监管的禁区，甚至变成一些地方进行下跪服务的平台。但在重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2011年1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庆隆屋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治民等32人进行公开宣判，对他们所犯的罪行给予应有的惩罚。面对外资及其附庸，重庆终于敢于说不，率先站了起来。

外资的罪与罚——患上外资依赖症的国家不会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尤以广东珠三角地区为甚。这种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是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曾走过的旧路。从历史上看，外资仅适用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此外，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与国际大格局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控制从早期直接控制的炮舰政策逐渐转变为间接控制的扶植代理人政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转而采用更为隐蔽的金融与经济的手段控制落后国家。

外国资本从来不是天使一般的善类。资本的唯一目的是增值，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资本越过国界即为殖民主义，通过经济与金融手段资本越过国界则是新殖民主义。　1994年8月1日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殖民主义》的文章指出，“什么样的人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落后国家里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当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落后国家资本极其匮乏，新殖民主义可以促进被殖民国家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过度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最终造就的不会是共同富裕，而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富裕与大多数落后国家的贫困，少数地区的富裕与大多数地区的贫困，少数人的富裕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简而言之，过度依赖外资是一种 “外资依赖症”的病态行为。

从经济史上来看，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都曾有过利用外资的经济腾飞的时代，但却很快都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陷阱之中，甚至整个国家都会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如果引入外资给中国带来的是这样的结局，那只能说，我们不是在利用外资，而是我们被外资利用。

一般来说，中国引入的外资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大型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机械、电气、重化工项目等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港、澳、台、韩资企业，主要集中于轻纺、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前者未能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后者则一直徘徊于血汗工厂模式。中国人仅仅赚取了微薄的税收与低廉的人工费。有数据表明，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一些地方放纵外资掠夺性地使用资源、无偿地排放污染，将利润让渡给了外资，将成本留在了当地。而贴牌生产，外商则要拿走92％的利润，中方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在这种情况下，外企控制了对外贸易的主导权，我国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均由外资创造。　　

国有或私营的民族企业本身在技术、组织管理与市场营销等各个方面普遍都与外资有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各地政府对外资提供的优惠政策，使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除华为等少数企业外，大部分民族企业毫无招架之力，节节败退。　　

目前，每个对外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的企业都是外资公司。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比如在制鞋行业，中国出口鞋有70％以上是台商生产的；在医药行业，全国14家国有大型骨干企业之13家被外商控股，包括西安杨森和天津中美史克；在橡胶行业，全国骨干厂几乎都被外商控股，2004年外商独资和控股企业的产能占中国橡胶业70%以上；在洗衣粉行业，全国8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大厂都被4大国外民用洗涤剂公司美国保洁、德国汉高、英国利华和日本花王收购；在玻璃行业，5大龙头企业13年前就已与外商合资，继而被兼并或控股。至于汽车行业，全球最大的11家跨国汽车巨头和50家汽配公司全部在华投资设店，控制了中国汽车工业。北京大学　路风　教授指出，在汽车行业中国靠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外开放是错误的。一国的发展离不开与他国在经济、技术与文化的交流，尤其是资本的交流。众所周知，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国民财富的动力，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是国家发展前进的基础。然而，资本必须通过人们的聪明才智才能发挥作用。正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以将创新、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无论是核心技术的研发，还还是品牌价值的提升，归根结底都是人。

由于技术知识包含大量的缄默知识，所以技术能力只能通过学习获得，而技术转移的有效性取决于接受方的学习努力程度。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所以只有民族企业通过自主开发产品的过程，才可能锻炼出人才，发展出能力。引入外资，不能代替民族企业本身的学习过程。恰恰相反的是，引入外资反而丢掉了民族企业原本所具有的资产、品牌和市场。大批的民族企业被挤垮，工人大量失业，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而招商引资本身则逐渐变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捞取政绩的面子工程。

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民族品牌纷纷易主，民族企业苦苦挣扎。碳酸饮料行业就是典例。饮料行业，全国7大名牌饮料北京“北冰洋”、沈阳“八王寺”、广州“强力”和“亚洲”、武汉“大桥”、天津“山海关”、重庆“天府可乐”被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悉数收购，被称为“水淹七军”。

就拿“天府可乐”来说，在与百事可乐合资前，天府可乐占中国可乐饮料8成市场份额，在中国有108家分厂，并在俄罗斯开设分厂，在美国世贸大厦72层还设有分部，年利税7000万元，纯利润约1000万元，总资产近亿元。1994年，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成立重庆百事天府，其中百事可乐以现金投资1070万美元，天府以土地、厂房和生产设备折价730万美元，双方投资比例为3：2。百事与天府的合作目的很明确，百事来帮助天府发展，合资公司生产50%的百事可乐与50%的天府可乐。但百事并未遵守约定，反而逐年降低天府可乐的产量，到2005年，天府可乐产量仅占总产量的1%。与此同时，合资公司在成立后十几年内年年亏损，累计最高亏损达7000万元。2006年，天府将所持百事天府的所有股权以1.3亿元的价格，全部出售给了百事，至此百事控股94．4%，完全吃掉了天府可乐。

面对强大的外资企业，弱小的中国企业与企业家们非常渴望得到政府的呵护。天府可乐创始人之一的李培全认为百事公司通过向百事购买糖浆原液的方式，且通过大幅度提高浓缩液价格将利润转移到了百事。此外，百事在合资后全力推广百事品牌，有意扼杀民族品牌“天府可乐”。天府可乐却从一个国家大型企业变成了重庆市的市级特困企业。

重庆再次让我们眼前一亮。天府可乐终于盼到了期望已久的阳光和雨露。　2010年12月8日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等属天府可乐集团公司所有，百事公司停止使用并返还配方及生产工艺等资料。这是中国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交锋的首次胜利，也是中国企业维护民族品牌获得第一次胜利。这一事件发生在重庆并不偶然，因为这座城市对外资引入的策略是利用而不是被利用。

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的重庆策略　　

重庆虽然是直辖市，但除主城区外，其他区县的经济较为落后。对重庆来说，外资引入不是过多而是太少。因此，以一定的规范，引入适量的外资，对重庆经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是补充，而非支柱。重庆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是重庆引进外资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

2008年7月，重庆市委提出，要力争用5年时间，将重庆建成我国内陆开放高地。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吸引外资，看重的不仅是资金，而是整体移植一个或多个产业集群。

重庆首先从过去20多年给东南沿海少数省份带来地方利益的加工贸易入手。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过去的沿海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相对内地较低。并且这些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服务。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必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所谓 “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与此同时，重庆也在调整自己的弱项，大力发展物流业，努力降低物流成本。扩建重庆江北机场，到2015年，该机场将满足飞机起降26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整个重庆将跻身全球十大航空枢纽之一。铁道部与重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确定重庆中国西部铁路枢纽的地位，双方联合为重庆设计了“一枢纽十三干线三支线”的铁路网络新规划，重庆铁路在西部干线密度最大。

重庆铁海联运国际大通道已成功开通，为重庆打造了一个无海的新海港，为重庆到欧洲开辟了一条快捷的通道。该铁海联运国际贸易大通道由集装箱中心站、铁路运输线、国内港口、国际海运航线和国外港口五大部分组成，其起点为重庆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通过渝怀线、沪昆线、京广线、广九线、平盐铁路到达深圳盐田港站，再由深圳盐田、蛇口、赤湾等码头的每周100多条国际海运航线到达全球各大洲。重庆至深圳盐田港集装箱铁路线实行“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五定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由原来的116小时缩短为50小时左右。重庆至欧洲的铁海联运比长三角至欧洲海运时间还快两天。这极大地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有力助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2010年10月，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又有了一条从重庆到新疆，经俄罗斯直达欧洲的新通道，即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五定班列。这条经过欧亚大陆桥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可比铁海联运省下2/3的时间。

此外，根据重庆水运发展规划，到2012年，重庆每年的集装箱可达到200万个，相当于一年产生4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量；到2015年，重庆每年的集装箱可达到500万箱，相当于一年产生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量。

2008年，黄奇帆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会谈，最后仅花了3个半小时，便达成了合作意向。黄奇帆事后回忆道：“我告诉他（郭台铭）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富士康过去做了很多零部件加工，但没有做一台整机。如果富士康到重庆，将可以获得l500万台的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条件则是必须把零部件厂商带过来，零部件基地要搬过来。” 紧接着，宏基、华硕、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随后，生产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电脑零部件的上百家大中小供应商跟着来了。

黄奇帆指出，“重庆是老工业基地，人才比较集中，我们有能力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传统的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现在，哪个地方能实现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谁就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重庆本身就拥有比较深厚的工业基础，能够支持本地生产80%的电脑零部件，就地生产，就地组装。”由此，重庆可以通过整机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变世界上整机、零部件代工、设计和销售水平分工的模式，实现了一体化，并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力。

根据重庆市政府的规划，重庆将要形成“一区十园七基地”笔记本电脑产业配套体系及产业集群。一区是指整机装配区，以西永微电子园为主体，发展整机、显示器、连接线、芯片等产品；十园则是专业配套园区，如外围设备产业园、显示产业园等，分别位于江北区等10个区县；七基地全是原材料供应基地，其中包括南川的铝材供应基地、綦江园区的铜材供应基地、万盛的镁材供应基地、晏家工业园的钢铁供应基地等。

未来3、4年内，重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将形成近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年均5000亿元到6000亿元的销售值，占重庆工业经济的比重超过1/4，进而成为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至“十二五”末，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可达到8000万台，由此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

重庆不仅要做制造中心，还要做金融与贸易结算中心。中国大陆每年进出口总额2.5万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约为1.2万亿美元，但加工贸易金融结算业务几乎全都在新加坡、香港、东京和台湾等地，结算的印花税、交易税等税收每年流失海外的数量比加工贸易本身的收入还要多。中国沿海地区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再考虑到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时已经“五免五减半”，即第1年至第5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6年至第10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这样政府财政并未收到多少钱。

惠普公司在亚太地区有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原本在新加坡。重庆跟惠普合作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至少三个巨大的好处：一是税收结算的额外收入，重庆结算量占到全国加工贸易的1/3，至少能带来上亿美元的额外的税收收入；二是外汇结算的收入，一个几百亿美元的账户每年可为银行带来几十亿元人民币的中间收入；三是提供大量高端的工作岗位，可以提供几千乃至上万个高级会计师等高薪岗位。

沿海加工贸易把产业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研发与销售都留给了国外，而国内生产基地沦为了组装工厂和搬运工。电脑零部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比例最高，附加值与技术含金量也较高，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和液晶面板等电脑零部件的投资占整个电脑产业链总投资的70%左右。而重庆要将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研发都牢牢掌握在本地手中，让电脑产业链附加值较高的部分都留在中国。经过谈判，惠普、广达、英业达在签约时都承诺将研发中心放在重庆。重庆也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于是，重庆通过让电脑零部件集成在本地而获得了高端研发能力，同时通过让电脑销售、结算放在本地而获取了较高的附加值。

此外，在沿海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外资经济中，原材料大多来自海外，国家出口退税实际上相当部分补贴到了海外来料上，等于是为国外企业补贴。而重庆利用外资的方式，由于出口加工产品中大部分是国内企业生产的，国家出口退税的大部分就补贴到自己身上，进而使创汇模式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从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到重庆的社会化管理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计算机　6C　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拥有90万人的庞大员工群，其中在中国大陆就有80多万员工。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2008年，富士康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富士康的母公司是台湾鸿海电子连接器生产公司。鸿海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0年，鸿海集团的年收入在全球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12位。

但是，富士康一向遭人诟病。2010年，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竟然发生了17起轰动全国的自杀事件。重庆引入富士康让很多人质疑重庆是不是又像很多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主席台上是一套，主席台下是另一套。

其实，富士康名声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员工采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的野蛮方法。富士康通过严格的车间纪律、门禁制度、安保制度和军事化管理，强迫工人适应富士康劳动体制的生产和生活。工人在车间里被线长、组长严密控制，在工厂内被有保安和义警监视，回到宿舍还要受到宿管的管理。全方位的电子摄像头更是实现了对工人全面而实时的监控。任何对工厂制度的违反和反抗，都会遭到富士康严厉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惩罚。

富士康塑造了郭台铭“神”的形象，他象征着白手起家，通过勤劳和努力打拼成为人上人的神话。郭台铭每天工作16小时、艰苦创业的故事在工厂里广为流传，“总裁语录”更是每位工人必须学习的内容。富士康努力把郭台铭造就为每名打工者崇拜和效仿的偶像，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勤奋、节俭，更加主动地被富士康压榨。

表面上看，富士康为工人提供了食宿、服务和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工人的休息时间、生活空间都被纳入工厂管理之中。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一样，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续，工人的饮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线一样被安排，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时间里再生产出工人的体力，以满足工厂生产的需要。而工人的社会交往则完全被弱化，工人成为最为弱势和无声的原子化个体。

除了这些合法的军事化管理之外，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纵容下，富士康明目张胆地违反中国各项法律。富士康工人的每月加班时间普遍超过100小时。名义上为自愿加班，实际工厂在每个月初要求工人签署《自愿加班书》，如果工人不签加班书，整个月都会丧失加班获得收入的机会，并可能在生产线管理中受到种种刁难。这明显是变相的强制性加班。富士康严格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80小时并按此计算加班工资，超出80小时的部分，不支付加班工资。在每天10小时工作时间内未完成生产定额的情况下，管理者会强迫整条生产线的工人无偿地延长劳动时间。

资本的唯一目的即增值，企业的首要目的即赚钱。任何一家企业本身都不是恶魔，富士康种种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与跨国资本集团的有意安排，以及一些具有强烈的政绩冲动的地方政府对资本的妥协和放纵。对于跨国资本来说，高效低薪的中国一线工人有利于跨国资本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扩张，而跨国资本通过对供应商的压榨，最终会转化成供应商对一线工人的压榨。因此，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并不奇怪。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获得政绩与可观的税收。

资本的力量原本是需要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制衡的。但富士康这种类型的企业，其绝大部分员工都来自农村，即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外地打工。一些地方政府将他们看作是过渡性、暂时性的劳动力，把他们的工资永远卡在最低限度的生存工资，却让他们个人与家庭再生产的成本甩手丢给农村。他们虽在城市的工厂打工，但却无法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也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经济收入偏低、社会关系网络匮乏的他们在心理上极为容易陷入孤独和迷惘之中。

橘生淮南则橘，橘生淮北则枳。同样的富士康，在重庆却变得脱胎换骨。重庆富士康计划在2011年聘用3万人在此工作，2012年员工数增至5万人。到2015年，重庆富士康地将聚集数以10万计的员工。如此之多的员工，将由重庆的社会化管理代替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重庆富士康改变了原来在生产基地内自建生活区的惯例，职工住宿问题将统一由政府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公租房解决。重庆富士康只能管工厂内部的事物。一旦职工出了厂，就步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

重庆方面认为，包括富士康员工在内的所有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理应在城市获得他们有尊严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以及个人发展的空间。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包括个人空间、社会网络、生活幸福感的建立。农民工，作为在城市有工作基础的群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都已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农民身份，应从政策上优先纳入城市居民范畴，转化为市民。

2010年，重庆投资1200亿人民币建设公租房。仅在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工建设的西永综保区公租房一期工程，就能容纳居民3123户，总人数约2万，人均居住面积可达　10平方米　。除住房外，这个将于今年内竣工的项目还包括白领公寓、员工食堂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等。

重庆打算将1000多万农村户籍的非农就业人口转化为市民，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进入重庆主城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重庆通过转变城市开发模式，加强工业园区的社会管理，实现工业园区与城市的无缝衔接，使园区、工厂、城市社区融合在一起。黄奇帆面对媒体时承诺，，重庆将通过建立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利益，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主义的公租房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贫民窟。如果重庆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话，包括富士康员工在内的农民工将会安居乐业，从此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