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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见证毛泽东经典著作问世

2014-12-8 00:4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33| 评论: 0|原作者: xiangnian1893|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上杭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著名的苏区县,是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过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地方。1929年至1933年间,毛泽东曾九次到上杭。


     上杭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著名的苏区县,是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过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地方。1929年至1933年间,毛泽东曾九次到上杭。他在上杭指导闽西特委工作、地方党的建设和土地革命斗争,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首词、三篇著作。纵观毛泽东的创作经历,在一个县撰写这么多的作品是很少见的。

  在上杭城关临江楼撰写著名诗词《采桑子·重阳》

  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先后两次入闽,消灭了闽西土著军阀郭凤鸣和陈国辉旅后,闽西大局已定。当时红军在各地分点发动群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7月,在毛泽东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后,各县深入贯彻大会决议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大巩固大发展新时期。

  同年9月20日,朱德指挥红四军和地方武装消灭闽西第三个土著军阀卢新铭,一举攻克上杭县城,几天后毛泽东从永定来到上杭城,住在城关临江楼。在此,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地方党政干部,对当时的形势和红军的行动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并指导成立上杭县苏维埃政府的筹备工作。临江楼风光美丽,环境幽静,时值重阳季节,为表达对革命根据地的无限热爱和赞美,对革命斗争胜利的无比喜悦与自豪的心情,面对楼前远山近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词篇《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在上杭古田撰写光辉的《古田会议决议》

  1929年12月中旬,为解决在中国农村条件下无产阶级建党建军问题,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率红四军经过连城新泉整训后进驻上杭古田。毛泽东在红四军司令部驻地主持召开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联席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提出红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办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毛泽东和前委领导到各小组参加讨论,指导代表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经过十来天的学习讨论,代表们回到各自的单位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检查,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在此期间,毛泽东继续起草和整理《古田会议决议》。12月28日,毛泽东在古田曙光小学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共分九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已选入《毛泽东选集》公开出版。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已经成为建党建军纲领性的文献,几十年来一直指引着我党我军胜利前进的方向。

  在古田赖坊协成店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9年年底,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胜利结束。在古田会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经形成,蒋介石嫡系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占领了龙岩,先头部队已到达小池,粤敌陈维远旅正向永定、上杭一线移动,赣敌金汉鼎部再度占领长汀,进逼河田。这时,担任第一纵队司令的林彪,面对敌人气势汹汹的“会剿”,产生右倾悲观思想,就在古田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公开表露了他的右倾观点,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当时毛泽东正忙于古田会议和部署粉碎敌人三省“会剿”,而且对这些问题还未考虑成熟,所以一时未给林彪复信。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会剿”,实现原定争取江西的计划,朱德于1930年元旦过后就率领红四军一、三、四纵队离开古田向江西广昌进发,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暂留古田,担负阻击刘和鼎部任务,掩护主力西行。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古田几天后,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原第一纵队司令部驻地古田赖坊“协成店”商号楼下给林彪写了复信。毛泽东写完信的第3天,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在完成阻击敌人任务后离开古田转战江西与主力会合。当时林彪的悲观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为了教育全军干部,在行军途中以公开信的形式,把此信印发至全军学习。解放后,林彪有要求,所以编辑毛选时去掉了林彪的名字,并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印刷出版。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条路线,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初步制定了一条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实际上,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思想和理论已经在文中形成。

  在才溪撰写著名的《才溪乡调查》

  1933年11月,为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为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毛泽东在江西做了长冈乡调查之后,带了警卫班经长汀、回龙、官庄第三次来到才溪,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分别在区苏、区工会、上才乡苏、下才乡苏召开了区乡工作人员、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在此期间,他还深入到红军烈属林俊家访问。

  在才溪期间,毛泽东还到了上、下才溪详细了解了乡苏政权建设和农业生产、消费合作社以及推销公债、文化教育、暴动前后群众生产和生活等情况。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毛泽东在才溪撰写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赞扬了才溪人民在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等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提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几百个乡,一齐学习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我们郑重地介绍这几个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间,造成几千个乡都同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使之成为争取全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刘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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