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参加环球时报年会，围绕“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同台讨论，几位将军与某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就颜色革命之性质争执起来。我也利用这个平台，阐述了一番自己的观点。其实，强调“颜色革命”是特指的，不过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关键在于“要防颜色革命，先反和平演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没想到，主持人却以“冷战思维”相调侃。难道今日之中国，就那么怕提“反和平演变”？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在我们身边，港乱的烽火不是为搏美人一笑，还要自我麻木到几时？

　　在香港“占中”终极清场的日子里，发表我月前写的文章，以做总结思考。

　　莫让“占中”变占“中” ——谈中国如何避免颜色革命之危

　　昆仑岩

　　香港“占中”终于清场，但事情没完。旷日已久的风潮，给安逸中的国人敲响了警钟，应该引起一些思考。

　　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

　　讲了多年稳定压倒一切，人们也盼望稳定，但就连这块素以世界最稳定之地自诩、政府和民众也都冀盼长期稳定的“自由港”，一夜间就变成风狂潮虐的乱地，令游人不敢踏足，百姓生计遭殃。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西方媒体将香港“占中”定性为港版颜色革命是不争的事实，而不断披露的背后黑幕和现实上演的西方推波助澜的活剧，也在向世人说明着、证明着一切。

　　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问题已不成立。因为它明白无疑地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发生，只不过这块土地是中国的特定地域，只不过它没有成功，没有达到策动者的预期图谋。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发文表露了这种意图：《香港“占中”启发了大陆人》，文中说“香港及其抗议者似乎给他们展示了作为中国人的另一种方式。”这“另一种方式”内涵不言而喻。可见，港版颜色革命没有“一国两制”边界，夺取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只是初级目标，把“战火”引向内地、搞乱大陆才是高级目标。当然，这两级目标眼下都未实现。但没有实现，不等于不会实现;平息一次，不等于没有二次三次;局部发生，不等于不会在全局发生。港乱是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一个预演，尽管失败了，还会继续。它告诫国人：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正处于颜色革命由准备阶段向发动阶段推进的危局中。这绝非无由之言。

　　应当明确，今天特指的“颜色革命”，不是真正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运动，而是一种带有西方战略背景的政权颠覆活动。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2000年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被反对派赶下台抓捕入狱，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伊拉克“紫色革命”、黎巴嫩“雪松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07年缅甸未遂的“袈裟革命”，2009年摩尔多瓦和伊朗先后发生而未遂的“推特革命”，2011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到今春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以至香港的所谓“雨伞革命”，前后十多次，林林总总，形式各异，但本质上都是由西方背后策助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政治对抗运动。颜色革命的对象选择，取决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需要，不管你叫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皆有可能中枪，因其选择标准只有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听命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附庸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你中国搞什么“主义”，都免不了成为颜色革命对象，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颜色革命诱因很多，基本上都是由美国及西方培植起的国内反对派势力，抓住民主、民生或民族等问题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利用一些偶发敏感事件鼓动民众上街，以强大舆论压力给执政者网织“专制独裁”、“压制民主”和“腐败透顶”等罪名，操纵一国政权更迭乃至国家裂解，并将这种政治颠覆行径包装成为公民自由和权益而抗争的“正义民主运动”。无论什么样的借口和由头，颜色革命作为一种能够发动民众参与的街头运动，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国民经济私有化，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造成社会矛盾突出，引起人们强烈不满;二是政权颠覆力量内外勾联，控制意识形态及與论主导权，煽动起民众对执政者不信任情绪;三是反对派或西方代理人“第五纵队”渗入政权高层和社会基层，形成上下呼应的政治势力;四是通常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资本背后提供财力支持。以上条件，在今日香港大体具备，故而能够进入颜色革命发动、试效阶段，而在中国内地尚处于酝酿、积聚过程中。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香港与内地虽有差异，但又是密不可分的。香港自回归后，就一步步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蓄谋颠覆中国的桥头堡和策源地，香港既是西方对华经济政治文化全面渗透和颠覆的前沿，也是折射中国大陆深层矛盾问题的镜子。大陆稳则香港可治，大陆乱则香港必失。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壮大，为抵御颜色革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物质条件。但不能回避，在市场化改革中，我国经济上公私经济易位，贫富差距扩大，引起劳资矛盾乃至社会诸多矛盾突显;思想上一切向钱看，理想信念滑坡，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泛滥;政治上官场腐败、蠹国殃民，从舆论阵地到法治阵地、政权阵地的失守现象不可小觑，“第五纵队”大有人在，这就为颜色革命积累着日趋成熟的社会土壤和条件。经济实力不等于安全实力。当下中国，表面的平静下掩盖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思想较量，群体性事件乃至社会风波生起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且完全可以被外部势力利用，内部也会有策应，尽管我们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像战争总是在睡梦中打响，“于无声处听惊雷”是矛盾酿发之必然规律。

　　莫让今日之“占中”变成明日之占“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要防颜色革命，先反和平演变

　　现实紧要的是，中国有没有办法避免颜色革命之危?答案是肯定的。一句话：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道路，是防止颜色革命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

　　道理显而易见，颜色革命在真正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可能具备条件。因为要搞街头运动，最基本的条件是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而民众对一个社会的满意度评价恰恰与这个社会实际涵有的社会主义因素多少呈正比。当然，这不是假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列宁说过：“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凡是真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能够共享发展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权必定得到广大人民拥护，敌对势力想鼓动人民起来“造反”是很难得逞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要颠覆你，就只能以“和平演变”为先手，让你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下腐蚀和蜕变，在经济私有化、政治腐败化的进程中背叛社会主义原则，滋生和积聚起颜色革命所需要的社会矛盾条件，然后再对失去民心的政权搞街头运动。和平演变是社会性质的转变，颜色革命是执政权力的更替。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结局，且这种结局可能重演多次——因其不过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制造附庸国代理人的一种手段，只要目的没达到就可继续进行，借口是随机可找的。

　　回顾总结历史，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毫无例外地都发生在搞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发生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尽管以推翻共产党领导为标志，而实际上其执政的共产党早已背离社会主义原则，颜色革命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引起社会矛盾激化而被西方势力利用的结果。前苏东国家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颜色革命不是社会主义化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里国家战略利益争夺和较量的产物。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提和平演变，好像这是“冷战思维”。其实，要害恰恰是和平演变，事实是不能回避的。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颜色革命的必经阶段，只有和平演变才能酿成颜色革命。不反和平演变，只防颜色革命，无异于舍本求末。

　　我们反思港版颜色革命，西方首选是在这块资本主义土地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土地上搞尝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了当今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悬殊、人们对经济生活现状和前景不满的社会矛盾。正像一些网评借用的那句话，香港问题“是经济，蠢货!”一切政治都是为了利益，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民主的口号，只有在经济利益严重失衡的社会里，才会得到人们的相信和响应。这些年中央“惠港”政策和两地合作促进了香港经济繁荣发展，可是在香港大资产阶级控制下，两极分化加剧，回归带来的红利并没有让普通民众共享，反而相对于内地竞争发展，港人原先的“优越感”日渐失落，大学生就业发展机会不比从前，而舆论操控者有意把这种怨气转嫁到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身上。这就不难理解，一些追求公平正义、向往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为什么容易被“民主、自由、独立”的羽衣诱惑和裹挟，而沦为颜色革命的棋子和炮灰。也就不难理解，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对付美国的控制颠覆，为什么不得不重拾曾经拥有的社会主义强国药方，且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实践证明，并将越来越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民族独立、国家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可靠出路。

　　所以，要防颜色革命，必先反和平演变。自古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老百姓心里有杆秆。西方寄希望于港版颜色革命能够在大陆引起连锁反应，就是因为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和平演变的战略已经在中国埋下了“炸药”，产生了效果，形成了诱发因素。而之所以未能得逞，相反大陆波澜不惊，原因固然可列若干，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广大民众没有对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信心，相反，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反腐纠风、顿纲治乱、扶正祛邪的行动，相信这届党中央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准改革开放航向，有效解决当今中国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给广大人民带来文明共富的美好前景，而不愿意以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为代价，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给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外国资本。中央能够“稳坐钓鱼船”的定力，正来自这份底气。港乱有险无惊，最值庆幸的当是这一点。

　　侥幸不济长远，稳定必须治本。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邓小平晚年郑重告诫：“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更是尖锐提出：“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摄魂销骨，颜色革命危在旦夕，我们的头脑该清醒了!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要抵制和平演变，防止颜色革命，最重要的治本之策，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个总的战略框架下：

　　要建强执政党治理体系。以确保纯洁性为底线加强党的建设，硬化党规党纪制约机制，健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和优选劣汰机制，常态化零容忍地查惩腐败、整肃政纪、清理队伍、洗涤污浊，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应有形象和威信。要应对执政环境变化的严峻挑战，强固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强化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阶级性、群众性和先进性，加大在有知识有觉悟的劳动群众中吸收党员的力度，积极在包括港澳在内的全国各地各类社会组织、非公组织中发展党的队伍，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使党融入社会底层，掌握代表劳动群众说话办事、争取民主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成为能够团结广大群众与敌对势力斗争、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的最大最强的政治力量。共产党绝不能失去劳动群众基础，否则就没有执政资格和权力。

　　要建强国民经济治理体系。正确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防止颠覆性失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把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两只手”作用更好结合起来，防止经济紊乱、动荡和衰退。深化国企改革，必须有利于加强公有制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支柱作用和主导作用，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政策和制度机制上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实，防止落入私有化、附庸化陷阱。强化分配制度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坚持在公有制主体基础上发挥按劳分配在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主导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不合理状况;深化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强化二次分配调节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的功能，改变社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基本保障落后状况，制定缩差共富目标规划并分步务期实现，让人民群众真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要建强思想文化治理体系。制定和完善党领导国家意识形态各领域的思想纲领、发展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规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统领地位，大力扶持和宣扬代表人民意愿、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正能量思想文化成果，批判抨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现象。要以宣传、教育和学术部门为重点，重建和强固马克思主义“主课、主渠道、主阵地”统领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搞清楚、讲清楚，揭露伪理论、伪历史、伪文化、伪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目，用事实证明真理，赢得群众信服，尤其要把年轻人争取过来。坚决占领新老媒体阵地，整顿舆论乱象，做大做强官方网站和民间正能量网站，特别是要运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打造党直接联系群众、保护和激发正能量的信息互动交流平台，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要建强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共产党是靠民主起家的，绝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亡党亡国是必然的。要以人民主体为根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形式的职能定位、代表构质和名副其实的作用发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构建畅通民意、维护民主、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制度机制，把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监督权力运行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人民法治要成为人民民主的保护神。牢牢树立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用依宪治国统领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统领依法执政，批判和纠正在各个领域的各种违宪言论和行为，使宪法成为中国一切部门、一切人士做一切事情包括一切改革都不可违背的最高准则。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法治保护民主的功能，既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护人民民主的社会秩序，对一切反对、破坏、扭曲、损害人民民主的行为依法进行限制和惩处，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加强法治教育，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坚决履行中央政权不可推卸的宪制责任和权力，积极主导民主政制改革向正确方向稳步推进，逐步形成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大框架相协调的特别行政区法治体系。

　　要建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使国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各领域都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必须坚持“国家安全至上”原则，依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强有力平台，全方位实施集中统筹领导，从法规制度、体制机制、力量运用和操作规程，以及跨国联手合作等环节，构建起渗透各领域各层次、灵敏协调高效、能够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防控治理体系。加强专业情报机构和群众性信息队伍建设，建立便捷的组织机制，及时掌握和反馈外部势力渗透、勾连、利用和策反情报，特别是对互联网信息，对媒体、高校和学术部门，对包括港澳和边疆地区在内的社会底层群体，要加强安全动态的深入掌控和研判，做到洞察秋毫，提前预警，及时反制和防范。要健全国家安全立法，依法监控国防科技研发、国家核心机密保护、国有产权变更、跨境资金流动、境内外合作交流等各种敏感活动行为。制定“外国代理人法”，依法彻查国内受外部势力资助操纵的代理人及非政府组织，公布其身份、严密监管，控制其活动范围;对党政系统和党员干部中的外国代理人一律清除;对在中国境内(包括港澳)从事颠覆活动的人员和组织，不论国籍国别，一经发现，坚决取缔，不留隐患。港人治港是有原则的，决不允许香港成为反华颠覆势力的保护伞和大本营。凡属国家安全法规，特别行政区也必须执行。加强军队及武装力量建设，确保绝对听党指挥，根据人大立法授权，针对可能发生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制定处置法案，进行国家紧急状态下执行平乱任务训练和演习，以震慑敌对势力。

　　(完稿于2014年11月25日香港警方对旺角“占中”清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