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水木新风（微信公众号）

当选前：”我当选后，你们想要点什么？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制？”；当选后：”想都不要想呀！你们这帮穷人！”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而当我在阅读关于香港的文献时，就感受到了一种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的气息。如果说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福利保障不足、劳工力量被严重打压是新自由主义的标志的话，那么香港无疑是一个被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城市，如果她不是，那我就实在找不出第二个符合新自由主义标准的地区了！看看联合国开发组织的数据，还有哪个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比香港大的吗？如果香港都不算新自由主义，我们又怎么把美国、英国称作新自由主义？（有关香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具体情况，可以阅读今年六月新出版的《新自由主義下的香港治理》，可惜不太好买到，有兴趣可以托人代购）

因此，在这里我认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来回答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占中何以发展到如此地步？如果我们用阶级分析法分析，我们看到的：一个满足感不断下降，社会地位从中产阶层（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跌落至无产阶级以及原本就是无产阶级的香港年轻群体，累积了大量对香港垄断资产阶级的不满，发动了占中运动，并且由于受到西方大资产阶级的刻意引导，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色彩。在这背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香港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力不断变弱，经济增长乏力；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同时阶级矛盾激化。这也验证了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必然不断使一部分中间阶层跌落，使无产阶级的队伍壮大，同时缩小资产阶级统治者的规模，而这也将使得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胜利成为可能。香港的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壮大，特别是大多数人都还不具有科学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但至少已经开始成长，开始强大。

我们常常听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说：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地方，如果还不反思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把提高经济效率而不是变革社会制度当做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的话，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想在香港也是适用的。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说，如果加强香港的福利政策，乃至进行社会主义改良，必将消除香港的经济竞争力，使得人民生活反不如前。而我想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未来更没有希望，而社会主义则能使两地人民联合起来，抛却原来的资本主义竞争模式，在公有、协作的形式下，共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此，我还想说一个题外话：“阶级分析法”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来判断一个运动性质的最基本的标准。可惜，在大多数评论文章中，特别是一些”权威”的评论文章中，我连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看到。且看——”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刻度。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利益诉求。文明的演进，使人们深深懂得，解决问题和矛盾、平衡利益诉求，最好的方式就是法治“、”在现代社会里，解决问题的途径，早已经告别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诸多方式，比如丛林法则，比如血腥暴力，比如要挟与违法。所以要告别，就在于这些方式，对社会发展不利，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不会有好处。正因此，人类的文明智识和理性认知让人们意识到，探索民主法治的路径也必须按一定的规则秩序。这正是人类自我提升、自我修复的生存发展智慧，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有效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矛盾问题，更能实现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良性循环。民主与法治，正是现代社会解决各种麻烦和问题的重要救济渠道。“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很想问一问作者：法律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并没有必要必须遵守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法”。”法治”并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所谓”现代文明”的”解决矛盾的最好方式”。更何况，所谓的”现代文明”，有任何准确的定义吗？它真的存在吗？”现代文明”还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吗？它有阶级矛盾吗？阶级矛盾可以通过法治调和吗？作者是想说——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省港大罢工、秋收起义，都是”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好处”、”对社会发展不利”的”血腥暴力”的”要挟与违法”吗？一般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我无话可说。可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这样抛弃自己的”指导思想”，真的好吗？

这位作者还说：”街头政治从来就不是好的民主形式。现在这些人一意孤行，其实质是通过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影响社会秩序、影响经济发展，来达到捣乱社会、搞乱香港的目的……’占中’行径本身就是违法，违法越久越会对香港社会和市民利益造成更多损害。不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行事，企图另搞一套、不达险恶目的不罢休的无理要求本身已凸显其极端思维，持续越久越与现代社会文明对话、沟通的理念和政治伦理背道而驰。”

论短期利益，占中损害再大，也没有当年的省港大罢工大。占中堵路使市民不得不绕路出行；省港大罢工则直接逼跑了十几万。占中损失了所谓”3500亿”（媒体忽悠术也是厉害，仔细看出处，居然是从”周一与周二两天股市共跌745点，港股总市值20多万亿，恒生指数是2万多点”算出损失了7000亿，然后嫌夸张打了个半折算3500亿算出来的，呵呵，真科学啊！）；省港大罢工可不管你虚拟经济那套，实打实的导致了大规模倒闭。占中把占领区变成垃圾场；历史教科书则骄傲的告诉我们，省港大罢工把香港变成了臭港。——”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禁止粮食输出香港及经香港之货物入口。至7月8日，已有十三、四万人离港，前往广州、佛山等地。香港市面一度恐慌，至7月中旬后才稍为回复。但经济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1925年香港出入口货总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户倒闭，政府收入大减，向伦敦借款三百万英镑以渡过难关。”

如果按照作者的标准，当年的共产党完完全全就是在”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影响社会秩序、影响经济发展”，”捣乱社会、搞乱香港”，”不在法律框架下行事”，”与现代社会文明对话、沟通的理念与政治伦理背道而驰”！有什么先进性可言呢？可我们恰恰就要说，这就是先进的！这就是因为，从阶级分析上看，英国大资产阶级以香港为据点，不断威胁着革命政权的安全，大罢工就是要灭灭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使其在国共合作北伐的过程中不敢轻举妄动。为此，即使做出了这么多牺牲——法治、经济、便利、秩序，罢工也仍然是有必要，有意义的！然而，作者说了这么多，写了那么多篇文章，却始终回避了阶级分析这决定性的一点。如果在国家大事上如此讳谈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信”又从何谈起？如今，香港的资产阶级垄断了政治、经济权益，而正是这一背景诱发了带有分裂色彩的”占中”运动。对此进行反思，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如果仅凭该作者所说的这些要点就能判断一场运动的性质，那么这标准无疑就不能用来解释自己当年的行为。这一简单的逻辑推理，我相信作者完全能考虑得到，即使单纯从”不否定当年的自己”出发，也完全应该补上阶级分析的决定性内容。可是他已经完全顾头不顾尾了。甚至连第一句话，都是一个巨大的槽点——”一二九”这个街头运动也不是什么好的民主形式么？

说到媒体，两地媒体其实都在存在选择性报道的问题。譬如占中堵路造成的堵车使得救护车急救受阻，香港支持占中的媒体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内地媒体则拿来大做文章。更有趣的是，内地媒体不断地试图给占中者套上”反内地”、”港独”的标签，试图挑动民族情绪。其实，主导运动的学联、学民思潮没有一个主张港独。学联的行动宗旨就有一条是”建设民主中国”，学民思潮也组织过名为”爱国民主”的游行。甚至由于学联对内地移民抱有宽容态度一直被所谓”本土派”批为”左胶”。可能让内地人无法理解的就是，他们是把”国”与”中央政府”割裂开来的。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是一味的反中央政府，他们一直没有否定中央的最高决定权，而是一直在强调梁振英没有提交符合民意的政改报告，误导了中央，因此他们一直在寻求与政府的对话，给中央写信，声称实行”真普选”符合”中国梦”，乃至试图进京。是政府一直在拖延，无视学生的诉求。同时，媒体还不停地放大本身就处于运动边缘的少数”本土派”即港独分子的活动，以及个别过激者的行动，似乎整个运动的基调都是如此。媒体还不断地告诉我们，支持占中的”泛民”政党获得了多少多少西方的资助，且不说泛民并不掌握运动主导权，更关键的是，难道说收了西方资助，运动的一切诉求就变了成无理取闹吗？我们不得不怀疑，此举就是为了使人们对占中者产生偏见，而不去关注其有深刻背景的诉求。

最后，我还想说，我们党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党，所以当我们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也绝对不能支持一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实行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当初我们许诺不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我看来纯粹是一时之计，既然香港人民呼吁改良，我们为什么不去顺应他们的需求，甚至推他们一把？这样一来，我们还能获得香港人民的真正支持，不用担心西方反华势力、分裂势力兴风作乱，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