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干群冲突的起、承、转

四、冲突的转化：从维权到乡建

（一）JK老年协会的成立

几次的上访都没能取得成果给JCM等维权骨干为首的维权协会带来极大的打击。另外，协会的运作仅仅是靠JCM和LZX等少数的农民精英，运作资金单靠JCM等人微薄的案件代理费，无论组织力量还是资金力量都比较薄弱，再加上基层政府的强烈排挤、封锁和瓦解，维权协会的发展遭遇极大阻力，协会发展问题摆在JCM等人的面前。

2003年国庆节期间，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三峡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大学生组成支农队来到了云阳县，在JQ乡的一个村小学里，他们为当地村民宣传中央一号文件、国家惠农法律法规、农民合作组织和一些农业生产技术等知识。活动在当地持续了五天，附近几个镇的村民闻讯后不辞赶几十里山路来到培训现场。

很多老人在学习后，都回到自己家里向村民宣传在这次培训的收获。其中JK镇老人LDM最为积极，他主动召集几个参加过培训的老人，商量成立一个老年人协会，不仅将继承维权协会的功能，在经济合作、生活互助、社群文化保持等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2004年，JCM再一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不是为了上访，而是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合作社培训。

2005年，JCM、LZX、LDM等人组织成立了JK老年人协会。[1]LDM在老年人协会里年龄最大，为人正直，年轻时担任过团滩乡的保安队长和青年干事，组织经验比较丰富，在协会中威信最高，被民主选举为会长。尽管当时只有17个会员，但这标志着从前的维权协会就在老年人协会的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下获得了新生.

之后，云阳县成立了很多老年人协会，其中以JK镇和LY镇的老年人协会最为典型。

（二）老年人协会的主要活动

协会成立时虽只有十七位会员，但发展得很快，短短几天，就有附近镇（路阳）的村民加入，后来超过两百人。

协会根据会员自身情况进行分工，没有生产能力的会员负责组织每月定期学习和搞文艺活动，以提高会员综合素质；有生产能力的会员除了学习之外还组织会员发展经济和修建公共设施。

协会的活动主要有两类：公益类和经济类。

1、组织学习

学习内容以国家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为主，前者的学习重点是跟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策方针，包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颁布而没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后者的学习重点是与农民自身紧密相关的权利义务相关的各级法律条文。

例如JK老年人协会就是在每月的初六、十六以及二十六（阴历）进行集中学习，学习地点在老年人协会的活动室，来自江口各个村的协会成员聚集到一起进行学习，一般由会长LDM主持，形式上有宣读学习、成员讨论、农民先进分子培训，外界学者讲学等。

老年人协会的另一学习的内容为农业技术。主要的方式是成员内部经验共享，以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成员来带动其他成员提高生产技术。

由于协会活动室在镇上，每次学习，住在山村里的老人都得走上十来里的路，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每次学习都记录了学习内容并签到。至今学习活动已持续了六年。

除了在镇上集中学习以外，现年八十三岁的会长LDM，已经带着老年协会的会员背着包走乡串村好几个年头了，为的就是向村民宣传法律法规、传达中央政策、传播农业技术、介绍一些发展得较好的村庄案例等。

2、开展村庄文化活动

老年协会的力量日渐壮大，随之建起了文艺队。文艺队平时排练，经常也会聚到一起，搞搞活动。文艺队里除了老人外，还吸收到了一些留在村里的中年妇女加入进来。协会通过挖掘社区内部文艺能人和外聘指导老师对成员进行文艺培训，包括舞蹈培训和腰鼓培训等。

新农村建设“文化先行”，文艺活动作为成本较低的动员方式，在丰富协会活动、充实会员生活、为协会创造收入、缓解与基层政府矛盾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腰鼓队为非协会人员庆祝节日或者送丧每次能获得500-800元收入；重大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春节等，也会邀请政府人员参与活动。

3、利用法律政策维护权益

农民要想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与因财力紧张而向下“伸手”的政府“讨价还价”，而这对单个农民来说意味着要支付几乎无法承受的制度成本。通过学习，农民不再是“一无所知”的利益受害者，不再是“任人欺压”的弱势群体，不再是“失去理性”的上访对抗的“刁民”；他们能够辨认基层政府在执行国家政策过程中执行不力或者违规执行等行为，会团结起来维护整个群体的利益，利用法律的武器通过合法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此外，他们懂得了向外界学习、寻求帮助，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恢复公道和正义，从而对基层政府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以下聊举几例：

第一，停止收取“空中楼阁费”。JK镇原来政府对一层楼以上的建筑收取所谓“空中楼阁费”，通过老年人协会组织学习国家相关的规定（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计委关于七种涉农价格和收费行为被确认为属违法行为》），农民知道这是属于违规的收费，出面与政府交涉，此后政府再没有征收此项费用。

第二，停止强行收取来电显示费。邮电局强行征收来电显示费，受到协会有组织的抵制，后来停止强行收费。

第三，减轻了多项乱收费。江口的老年人协会曾将镇委书记、乡委书记拉到协会的会议现场，当场质问政府一系列的违规行为如高价征收市场管理费、屠宰费，违规收费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

4、创办社区大学，催生合作组织

社区大学是由云阳县的几个老年协会一起办的，设在路阳，所以也叫路阳社区大学。除了平时的学习和开会之外，整个云阳县老年协会较大的培训都在这里举行。如2007年的“五一”期间，来自四个镇四十多个村六十多名农民骨干都聚到这里，接受乡建中心对新农村建设、合作社法、合作组织的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实施以来，协会里已经注册了好几个经济合作社，几个合作社的挂牌典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老年人协会及时掌握中央政策走向，学习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最新部署，再加上协会中的先进分子的带动（如农民精英的组织推动）和外界力量的支持（如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学员的知识支持，使得协会能够获得有关乡村建设的最新咨询与智力支持），所以能够以协会为平台，通过培训、现场指导等各种形式，推进云阳地区的专业合作社和农资联合购销部的组建。

5、建设社区基础设施，组织协会内部互助

2004年在会员刘自桂的组织下，大家自愿筹资出力，修建一段山村公路，约有3公里。公路修成后，组织会员每年维修两次。

因为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留守老人现象极为普遍，农村的农业生产（种植、饲养等）和家庭生活（留守儿童的现象也较为普遍）的担子全部落在这些老年人肩上，所以协会互助的功能非常受推崇，开展得也非常好。协会的互助活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生活方面，给生活比较困难的会员以物资的、劳务的、或者精神上的帮助，例如看望生重病或特别贫困的老人，组织文艺队为去世的老人送行，为生活困难的老人提供物质资助和精神慰藉等等，从较大程度满足了老年人的群体性、社会性需要，弥补了公共资源的不足；生产方面，协会成员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的互助，解决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短缺。

6、依托老年人协会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活动

1）建立农资代销点统购统销

云阳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民采购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很高。每个老年人协会都建立起自己的农资代销点，直接从县经销商统购农资然后放到每个农资代销点，对会员零利润销售，降低了会员购买农资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环节农资经销商的剥削。

2）成立经济合作协会

在老年人协会的带动下，年纪较轻的村民成立了经济协会，如柿子、长毛兔、山养鸡等经济性合作组织。山养鸡是利用云阳山地的优势，在山上大量放养土鸡，既节约了养殖成本也提高了鸡肉质量。

7、老年人协会的功能小结

从上述老年人协会的功能介绍可见，老年人协会作为一个以学习为主要职能的基层文化组织，通过专场学习和口口相传等方式，使得农民获得有关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方面的信息，增强了农民的维权意识；通过组织功能的发挥，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集体行动者”，对基层政府违规行为构成约束；通过开展文艺活动，充实了当地农民的精神生活，盘活了社区文化；通过互助和经济合作，使得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其实质就是，在协会提供组织资源的基础上成功开展的各项活动，契合了农民新时期的需求的变化，增强了农民通过体制内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加了农民在体制内成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可能性，继而在矛盾发生时，农民选择体制外的解决方式的可能性降低。

（三）老年人协会与外部的关系

1、与基层政府的关系

以JK老年人协会为例。当地镇政府内部对待JK老年人协会的态度并不一致。有一任董（化名）镇长对其持肯定态度；但2005年董镇长调走后，接任的镇长对老年人协会则持排斥态度——主要原因是老年人协会由于对当地基层政府的乱收费行为有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认定他们是“邪教”，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其进行干扰和“瓦解”，给JK老年人协会的运作增加了很大的阻力：镇政府虽然批准协会合法成立，但是在正式批文上却给协会指派了另一套自己的管理人员，并操纵低保发放“利诱”老年人加入这个“政府的老年人协会”（被吸引过去的老年人20人左右，大约占到现在协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镇政府给两个协会安排在同一间办公室，原来的老年人协会在办公室的一头集体学习时，另一头是政府领办的老年协会的人围在一块打牌。政府委任的管理人员并无心管理协会和发挥协会的职能，他们甚至坦言，“只要把协会（指原来的老年人协会）搞垮，我们就是胜利的”，并宣称自己是“奉命打牌，5毛钱一炮”，干扰原来的协会组织学习是他们拿到政府低保后所应承担的“责任”。

2、外界力量的介入与老年人协会的发展

在调研小组到达的前半个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刚刚组织当地的养鸡专业户、JCM、LZX、PYM等人给协会成员召开“信心恢复”的培训班，这个讲座给协会的重新崛起有着重大影响。如“年初协会开学习大会，最高峰有70来个人（都是各个村的合作社负责人），教室坐满了，接着是60多人，然后是30-40人，不久前是20多人，现在包括我在内也只有8个人，16号学习的60多个人，现在人数正在恢复，12月18号办了个培训班，基本上就把他们的信心恢复起来了”[2]。

从维权协会到老年人协会的转型，从单纯的组织学习到8月份指导协会会员组建经济合作社，从老年人协会会员受到政府的舆论干扰信心动摇到2007年1月18号的培训班后信心开始恢复，协会的每次转折都与外界力量（以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负责人和支农大学生、李昌平、重庆市社科院为首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关系，外介的良性引导对协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老年人协会内部的分化

协会成员对参与协会的态度是矛盾的——当政府“排查”过于严厉时，部分会员趋向于避开风头不参加学习，原因是“学习地点有政府派专人在观察”，他们“不想惹麻烦”；当外部的知识分子过来进行知识培训后，会员又会热情高涨，踊跃参加学习。这种矛盾的心情与农民自身的经济逻辑有关系，与协会的组织特点也有关系。

维权协会、老年人协会等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由于其在组织之初主要靠理念上的“激进博弈”来降低村民参与的组织成本，维系组织功能的发挥，因此，当组织获得一定的外部收益后，原本非常态的组织运作方式会由于内生地缺乏成本支付体系和成本-收益的内部均衡机制，而引发新的组织内部矛盾，替代旧的组织外部矛盾，直到外部环境再次发生剧烈变化为止。

两名农民精英也面临无法逃避的家庭经济问题。据了解，2007年末JCM、LZX都曾有新年出外打工的打算，被路阳、JK两个协会会长竭力挽留，加之他们也正致力辅助于新协会的成立，如上坝老年人协会等，到目前还没有出外打工。

营商环境恶劣、政府部门排挤是协会领导下合作社发展面临的瓶颈。恶劣的营商环境使合作社的产品在非正当竞争中处于弱势。JK与路阳等镇的一系列合作社是在老年人协会的平台之上发展出来的新型组织，老年人协会的许多成员特别是领导者直接就是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基于老年人协会的维权背景，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府方面的阻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