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妇女运动的发展

2012-3-4 20:23|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914| 评论: 2|原作者: 王涛 |来自: 《妇女研究论丛》

摘要: 共产国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实现了妇女运动严格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些措施保证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方向和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女性群体的特殊利益，制约了妇女运动的发展。

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实现了妇女运动严格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些措施保证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方向和效率。但作者同时认为共产国际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女性群体的特殊利益，不允许独立的妇女组织的存在，导致妇女工作只能从属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事业，制约了妇女运动的发展，这个观点正确与否，留待读者思考。

关键词：共产国际;妇女运动;马克思主义

　　妇女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时期，妇女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者的重视。共产国际成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推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共产国际的建立，不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转折，也是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开端。

　　一、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妇女问题日益彰显

　　妇女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批判地吸收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遗产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探讨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使妇女解放的理论从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所导致的阶级压迫，因此，男女对立本质上是阶级对立，妇女解放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参加社会生产获得经济独立对女性解放的意义，“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p162)因此，“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p72)

　　尽管马克思认为男女工人在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第一国际时期，男性工人对女性工人的藐视、排斥甚至敌视现象屡见不鲜。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工厂劳动大军这一事实。由于大机器的使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2]（P453）资本家更倾向于使用廉价的女工。“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2]（P543）这使得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依靠体力和技术来保证自己的就业优势的男性工人感受到威胁，其优越感逐渐消失。

　　男性工人对妇女进入工厂的抱怨出现在第一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他们甚至举行罢工来表达抗议。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在《平等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妇女天生与人不同，她应成为学生、主妇和母亲，她们的自由就寓于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所享受的权利之中。”[3]（P268）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提出一项动议，谴责妇女参加工厂劳动。这些社会主义者还抵制劳动妇女参加工会，并且完全忽视了女性对选举权的要求。

　　马克思注意到了工人队伍中出现的性别对立。1868年，他在评论美国劳工同盟时批评了英国和法国工人组织中的大男子主义，指出：“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到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4](p586)

　　在马克思的建议下，1872年第一国际通过了一项重要原则：“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不言而喻，本条例不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支部的存在和建立。”[5]（P413）马克思的提议为我们留下一份遗产，即在群众性运动中可以成立独立的女性组织。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创立的阶级分析方法，为人们思考妇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后来的女权主义者也承认：“尚没有一种具有马克思阶级压迫理论那种解释力的理论来说明对妇女的压迫。”[6](p25)

　　在第二国际时期，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苏黎世大会上，通过了保护女工劳动的决议；在斯图加特大会上，通过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决议案，并成立了独立的妇女组织——国际妇女书记处。第二国际时期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取得显著成就，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投入生产劳动，女工队伍越来越庞大，力量也随之壮大。例如，法国的女性就业人数在1906年达到了762.8万人，其中201.9万人服务于工业。[7]（P340）女工们的政治觉悟也在不断提高，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妇女人数从1908年的3万人增加到了1910年的8.3万人；英国工联中的妇女人数3年间从15万人增加到了20万人。[8]（P550）这是妇女运动能够取得巨大进步的社会基础。

　　其次，以奥·倍倍尔（August Bebel）、克·蔡特金（Clara Zetkin）等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1879年，倍倍尔出版了《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论述了妇女解放的思想。此书出版后的30年里，再版50次，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对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蔡特金利用担任《平等报》主编的身份，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在无产阶级妇女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1907年，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召开，蔡特金是发起人之一。在这次大会上，蔡特金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阿德勒博士展开论战。该党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权斗争中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妥协，牺牲了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蔡特金谴责了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蔡特金作了关于妇女选举权提案的报告，强调“承认妇女有选举权，是女工们自觉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前提”，是“在广大无产阶级妇女对政治漠不关心和落后这个堡垒上打开一个缺口的锋利手段”。[9]（P144）正是在此次大会上，第二国际通过了妇女选举权的决议案，表明第二国际“已经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妇女问题”。[10](p74)

　　第二国际后期，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开始遭遇女权主义的挑战。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女性发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她们否认妇女的屈从地位与其所属的阶级有关，不承认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实现妇女解放，主张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与男性的斗争获得女性的平等权利。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鼓励劳动妇女加入工会，参加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这与无产阶级队伍中男性工人对女工的排斥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女权主义思想也在一些劳动妇女中间逐渐产生了共鸣。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就有女工代表在发言中流露出女权主义倾向，认为给予女工的任何保护性立法，都是对女性的歧视。1895年，围绕着是否支持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发起的《女权请愿书》一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也产生了意见分歧。

　　二、共产国际：“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起点”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改变了沙皇俄国，也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妇女问题被布尔什维克党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地位。尤其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列宁，对妇女解放给予了非常的关注，发表了大量有关妇女解放的讲话。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推动下，共产国际制定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行动纲领，规定了共产党在妇女中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筹建了各国的和国际的妇女运动领导机构。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推动各国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取得了显著进展。

　　1.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妇女运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妇女所受压迫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在这两个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共产国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妇女遭受奴役的根源”，“只有共产主义的胜利”，妇女才能“从千百年的无权地位、备受奴役和不平等的状态下获得解放”。[11]因此，应该把妇女运动看成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正如蔡特金所认为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主要不是妇女运动，而是无产阶级运动。它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有着本质区别。”[10]（P57）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中，这一原则被阐释为：“只有全体工人不分男女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才能……赢得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列宁明确提出：“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必须认真分析妇女作为任何社会成员的地位同生产工具私有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牢靠地与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划清界限。这样也就奠定一个基础，使我们把妇女问题当作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的一部分来看待，从而也就把妇女问题跟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牢牢地联系起来。”[12]（P48-49）阶级对立的观念同样体现在共产国际对待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态度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醒全世界的女工们不要同资产阶级的男女平等运动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和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这样的合作必然会“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延缓社会革命，延缓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就是推迟彻底解放妇女的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11]

　　作为共产国际的奠基人，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共产国际时期指导妇女工作的重要原则。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重大发展便是把妇女解放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吸引妇女参加阶级斗争，实现政治解放；其次是吸引妇女参加经济建设，摆脱“家庭奴役”。列宁十分强调参加社会劳动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13](p192)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农村妇女群体的关注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比较发达的西欧，马克思的妇女解放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城市女工阶层。但是在20世纪初的俄国，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争取广大农村妇女的支持，在妇女工作中把劳动妇女即女工和农村妇女作为动员和组织的对象。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产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的决议，强调“必须大力展开在农村劳动妇女特别是农业国的农村妇女中间的工作”，[14](p84)并规定了争取农村劳动妇女的任务以及工作方法。

　　与从前的妇女解放理论相比，共产国际的妇女解放理论大大强化了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作用，强调只有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谁反对第三国际，谁就是妇女解放的敌人。”[11]在党组织与妇女组织的关系上，共产国际“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工会或专门妇女组织中，再成立任何单独的妇女团体”，同时又认为，“建立一些从事妇女工作的专门机构是很合适的”，但这些机构必须“服从全党的秘密机构的领导，并配合它的工作”。[11]由此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与妇女组织之间绝对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专门的妇女机构被命名为妇女工作部，它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组织机构等都由共产国际做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共产国际鼓励劳动妇女加入党组织，并要求在党的机关报定期出版妇女专刊或妇女副刊来讨论与妇女有关的话题。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开始设立妇女工作部。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上半年设立了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后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妇女部。

　　共产国际的建立，意味着战前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第二国际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分裂。第二国际领导下的主张改良主义的妇女运动逐渐与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合流；共产国际领导下坚持革命道路的妇女运动则被称为“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以区别于前者。各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和后来成立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妇女政策上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把妇女解放视为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保证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平等地位的实现。这是一条和西方女权主义完全不同的妇女解放之路。因此，蔡特金把共产国际的建立看成是“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起点。”[10](p220)

　　2.共产国际时期妇女运动的进展与成就

　　与第二国际时期妇女运动组织松散、决议缺乏执行力形成鲜明对照，共产国际大大加强了妇女运动的组织性和制度化。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制度安排，使共产国际领导的妇女运动一改第二国际时期的松散与低效，取得了显著成就。

　　如果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倍倍尔，这些无产阶级领袖主要是在理论建设上为妇女运动做出重要贡献的话，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则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权力资源，为提高苏维埃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苏维埃妇女的生活境遇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妇女在经济、职务、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等一切方面，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1939年，2000多名妇女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其中近1000名妇女是工会会员；妇女占苏联职工总数的40%。[15]（P148）蔡特金参观苏联后，对这个国家的妇女生活状况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东方，劳动妇女怀着对解放了的社会关系的向往而开始活动和行动起来。没有权力的人们中最没有权力的人，被推到社会不自由的最深的深渊的人和那些被传统、法律、教义牢牢束缚住的人们站起来了。”[16]（P224-225）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妇女，则在就业方面明显受到歧视。反对妇女就业的呼声和措施主要来自美国政府部门。1930-1931年，全美教育系统的1500多个中小学里，约75%的部门拒绝招聘已婚女教师，几乎美国半数州议会提出各种议案，想法设法阻止已婚妇女就业。1932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经济法案》，第213款规定，夫妻两人中只允许一个人在联邦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工作。该条款显然是针对女性的。到1937年此条款被撤销时，已有1600名女公务员被迫辞职。[17]（P111）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妇女命运差别如此之大，充分证明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确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国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对苏联的男女平等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印证了她关于妇女解放要依赖于社会主义的想法：“一个男女平等的世界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18](p112)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李大钊、向警予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共产党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都把苏俄妇女的解放道路作为中国实现妇女解放的方向，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组织上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1923年中共女党员有37人；[19]（P260）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的女性党员中，有许多是跨党的中共党员。在她们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女工在五卅运动中冲到了斗争的第一线；省港大罢工中，中共领导下的广东妇协组织召开了省港女工大会，会上通过了制定女工保护法的提案。这是女工为争取劳动立法而召开的大会，标志着女工的觉醒。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妇女运动的共产主义道路，把发动和领导农村妇女作为工作重点。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从法律上保证了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公民权利，同年颁布的土地法则保障农村妇女与男人一样享有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农村妇女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基本权利。

　　在日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妇女先后在1921年和1922年成立了“赤澜会”和“八日会”，会员们参加了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和1922年在日本首次召开的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讲演会。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之际，她们还成立了“救济俄国饥荒妇女有志会”，通过募捐等活动，把筹集到的巨额救济金送到苏维埃俄国。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深陷经济危机之中。两者的鲜明对比，使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也有很大吸引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也开始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作为女权主义运动中心地带的美国，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美国共产党。1933年美国共产党有2万名党员，其中有3300名（占16%）是妇女；30年代末，美国共产党中的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30%-40%；到1943年，美国共产党8.3万名党员中有46%是妇女。美国共产党创办了一份名为《工作妇女》（Working Women）的妇女杂志，后改名为《今日妇女》（Women Today），每月发行量达到8000份。[20]（P428-432）1935年后，美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向劳工运动，美国妇女工会力量开始迅速壮大。1929年，美国妇女工会会员为25万人，到1939年该数字上升到88万人，10年内增长了倍多。[17](p131)

　　三、对共产国际妇女政策的反思

　　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工作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两方面的问题，即是否承认妇女运动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对待女权主义运动。

　　1.如何看待妇女运动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在党与妇女组织的关系上，采取严格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允许独立的妇女组织的存在。严格的组织化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是，妇女工作只能从属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事业，妇女组织失去了独立性，实际上成为阐释和执行共产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女性的诉求必须服从于党的利益，性别之间的冲突被阶级话语所遮蔽。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把妇女运动等同于共产主义运动，妇女超出共产主义运动范围的任何积极性，都被看作是反革命的”。[21]

　　当共产主义女活动家印涅萨·阿尔曼德（Inessa Apmand）准备为女工写一本小册子，在提纲上列出妇女“要求恋爱自由”时，列宁在给她的信中要求删除，因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恋爱自由”不能确切表达无产阶级的爱情观。列宁批评阿尔曼德说：“问题不在于您主观上‘想’把这种要求‘理解’成什么，问题在于爱情上的阶级关系的客观逻辑。”[22](p70)同样，当列宁听说蔡特金在妇女讨论会上谈到性和婚姻问题时，对蔡特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23]（P61-66）这些事实说明了共产国际不允许在妇女活动中出现超越于阶级话语之外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可能与妇女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把这一原则简要地概括为：“没有什么特殊的妇女问题，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妇女运动。”[11]

　　这种认识导致共产国际不能够根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大男子主义。有批评者认为：“共产党就其党员、选民和政策来说，主要是男子党……在所有政党中，共产党的男子党味道特别浓。”[24]（P69）指责西欧各国共产党人对待妇女解放的态度“保守或者漠不关心”，甚至是“功利主义”的，“只是在妇女有了选举权的时候，共产党才开始对她们发生兴趣。”[24](p70)

　　波伏娃后来对苏联妇女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她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必然带来妇女的解放，并且表达了自己的失望。[18]（P113）蔡特金也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在大多数国家里，妇女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没有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而有时甚至是在这些党的公开或隐蔽的阻挠中发展的。”

　　2.如何看待女权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女权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不承认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不认可女权主义对妇女运动的积极意义，这对于马克思妇女理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向来注重对人类进步文化成果的吸纳。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经典作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根据亨利·路易斯·摩尔根（HenryLewisMorgan）《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写成的。列宁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对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5]（P309）然而，在对待女权主义的问题上，共产国际似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他们拒绝与女权主义进行任何合作。

　　其次，从理念和奋斗目标上看，无论共产主义妇女运动，还是女权主义运动，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之上的，目的是实现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解放，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两者理应存在相互借鉴和相互合作的空间。1894年，新西兰成为妇女争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20年后，芬兰和挪威妇女也在1914年获得了选举权。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女性和广大劳动妇女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与共产国际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权主义者一直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异化劳动思想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等观点，都被女权主义者借鉴并加以发展，形成了女权主义中影响很大的学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现在，女权主义者提出的“社会性别”概念，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分析范畴，与“阶级”、“种族”一起成为人类社会学的三大基本概念。

　　共产国际时期是妇女运动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成就与缺陷、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借鉴。共产国际时期确立的有关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对以往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进行系统、深刻的反思，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实行妇女工作的改革创新，推动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中国妇女出版社选编.外国女权运动文选[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第一国际委员会记录（1871-1872）[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美]盖尔·卢宾.女人交易[A].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8.

　　[7][法]让·杜歇著，周征凌、范倍思译.第一性[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8][苏]祖波克主编，刘金质译.第二国际史[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0]孔寒冰.克拉拉·蔡特金传[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1][匈]贝拉·库恩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一册）[C].北京：三联书店，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