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3期《视野·最后的声音》一文写有我国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1984年10月临终时的遗言：“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2011年第3期《半月选读•2010中国军人最給力的五句话》中有空军某部上校戴旭的预言：“中国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我们到处喊和谐、和平。这本来是说给世界听的，却把自己的人们麻醉了，大家谁也不愿意想战争了。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未来的10到20年，也就是2020到2030年左右，会有一场对中国的大屠杀、大哄抢。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着历史的逻辑。” 这样的遗言和预言真是意味深长和振聋发聩。金先生为什么特别说到“瓜分问题”呢？这除了表明由衷感谢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拯救了被列强瓜分的中国外，更有作为洞察世界风云的哲学家警示国人要有忧患意识，不要忘记西方尤其是“世界宪兵”美国瓜分中国图谋的深意。中国至今还没能完全统一，不就是由于西方尤其是“世界宪兵”不断武力干涉造成的吗？这就决定了我们今天虽然政权在握，但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所以，毛泽东同志1949年8月就就指明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晚年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这位巨人早年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之语，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本性“见得透”，高瞻远瞩。由于我们敢于斗争，后来“世界宪兵”不得不滚出亚洲。 历史和现实警示我们：不管是冷战前还是冷战后，地球上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着，针对我国领土和体制的强权政治和敌对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不久，南斯拉夫就被瓜分。紧接着，为策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闹独立，2008年“世界宪兵”公然将已被其列为恐怖组织的“科索沃解放军”从恐怖名单中删除，使其摇身变成了“自由斗士”，并以暴力行动对付塞尔维亚驻军和塞族人。而当塞尔维亚政府进行反击时，美欧则借此发动科索沃战争，并最终促成科索沃公投独立。而今苏丹又分裂，其祸根早在2005年就埋下了。这一年在西方大国诱迫下，苏丹北方政府与南方自治政府达成“全面和平决议”，约定六年后南部通过公投决定去留。当时的南方自治政府领导人加朗坚定支持统一，主张在国家内部实行自治，但蹊跷的是，仅仅在半年后，加朗就因飞机失事丧生，而继任者明显亲近西方并倾向独立。苏丹南部独立后，即步科索沃后尘，投向西方怀抱，而北方政府元气大伤，将只好听任西方摆布。紧接着，伊拉克遭到颠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国内发生动乱，这一系列血淋淋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证明西方尤其是“世界宪兵”美国一贯将搞乱进而分裂他国作为削弱对方的战略手段吗？ 1951年制定、2004年揭秘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就分十项指明如何对付中国，简而言之便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尽可能做好传播工作，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享乐、游戏、体育表演、色情书籍、犯罪性的电影和宗教迷信；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民众公开讨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种子；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要求民主和人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打击他们的工业，使其在不知不觉中瘫痪，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他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暗地远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就是一直这样干的吗？直到2010年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奥斯陆举行了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竟将此奖授给中国在押的所谓民运分子刘晓波。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看中此人，完全是因为此人搞民运时声嘶力竭地叫嚣，要使中国四分五裂，长期做洋人的殖民地；再联系“世界宪兵”叫嚷“又回来了”，紧接着钓鱼岛和南海局势日趋恶化，难道我们还看不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狼子野心吗？ 然而，面对西方尤其是“世界宪兵”的软硬兼施步步紧逼，“邓三观”们一心寄望于怀柔，一厢情愿地幻想什么“打破大国对抗逻辑，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甚至还奴颜婢膝地称美国为“夫”自己是“妻”，实际上做“妾”，以致不断受西方尤其是“世界宪兵”的诱惑或迫使，将国门开放又开放，且似乎完全不加设防。许多权贵不遗余力地推销国土、矿产等，在外商面前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恨不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些趁改革之机巧取豪夺而产生的暴发户借口“追求安全感”蜂拥移民美加澳。还有，为维护所谓的“学术自由”而不问是非，“邓三观”们听任许多自诩的精英恶搞、颠覆我们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凝成的经典，明目张胆地为汉奸卖国贼涂脂抹粉直至翻案。有些“精英”还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让儒学一统中国，叫嚷什么“《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什么“上个世纪末，有诺贝尔奖得主就说过：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其实“诺贝尔奖得主就说过”是弥天大谎，而且这种论调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上世纪初就有人在《国粹学报》上鼓吹“儒学救未来”。结果“救”来的是什么呢？国家破碎，国人涂炭。要问原因，就是2014年4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一文指出的：“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 正因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所以我国历史上一直盛产汉奸、小男人和商女。他们贪生怕死，置国难于不顾，或一头倒进侵略者的怀抱，或躲进象牙塔里大写香艳肉麻的情诗和求爱信。令人气愤的是，如今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对这些曾经的沉渣大肆涂脂抹粉，把他们装扮成“才子”、“学者”、“大师”、“国宝”……似乎比那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烈士英雄还要崇高睿智。投降派李鸿章被抬到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爱国者”的高度，货真价实的大汉奸周作人受到热捧，“嫁给了汪伪汉奸政权的中宣部副部长胡兰成，苦恋之而直到被后者逃亡时遗弃而仍眷恋不忘”的张爱玲，“在抗日的中国人眼里，这两个分明是一对狗男女”（何满子语）的作品被“隆重推出”，甚至把另一个同类挖出来以“南玲北梅”赞誉之。2013年第9期《特别关注·娱乐历史有底线》一文（作者凌河）写到“沈崇事件”愤慨地说：“1946年12月24日晚。美军士兵在北平强奸了北大女生沈崇，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示威。然而事过一甲子，有‘学者’出来作报告，说‘沈崇事件’纯属‘莫须有’，还说沈崇是共产党派出的‘倒钩’。” 这正如《中国不高兴怎么办？》一书（央视《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宋晓军等著）揭示的：“我们时代的病相很多，最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精英腐朽对于我们国家的凝聚力的巨大损害；另一个问题是思想界、文化界、新闻界知识分子精英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有时候达到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步。一些大学教师、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像发疯一样仇视我们自己的国家。”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高层有人嘴上这样说，但由于深受“邓三观”之害，面对荒谬透顶的“去其史”的东西泛滥成灾，却显得昏庸无能，不但不敢组织有良知胆识之士起来“破”，有时还像捡到什么宝贝似得亢奋有加，例如对于莫言获诺奖这样明摆着包藏祸心的勾当还要表示热烈的祝贺。如此导致的恶果，就是“作为我们社会凝聚力的核心部分，即民族国家的认同，已经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和全球化这一里一外的双重作用下，受到了严重伤害”（2006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只有一条船，只能一起走》）。《新华每日电讯》的记者王京雪坦言：“我觉得我们完全丧失了任何一种身份凝聚、自我定义和对这种定义的坚守。”（2014年4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雪国列车>又撩起中国电影的痛》）2010年8月30日《报刊文摘•民族精神靠什么延绵》一文披露：“有个日本留学生听说了邱少云的故事，非常崇拜，就问一位中国同学，说你们有个英雄，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为了不暴露目标，宁愿被火烧死也纹丝不动，他叫什么名字？这位中国学生说，‘不知道他叫什么，但像这样的傻瓜今天不会再有了。’”著名作家王树增一日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主持人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现在网上流传黄继光是假的，你作何评论？”（2011年11月4日《报刊文摘•黄继光竟被主持人“说着玩儿”》）2011年11月25日《老年文汇报•谈方：一个帮助好人的好人》一文告诉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教授谈方一次“在课堂上讲到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时，学生中传出嗤笑声。在他的追问下，学生说：‘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人，因为身边没有。’”类似这样把中国真的英模及其事迹也看作假的、甚至加以嘲笑的怪状远不止这些，不得不让人惊呼这世界怎么变得如此真伪颠倒！要追问颠倒之源，只能是“邓三观”造成的敌我不分、荣辱不辨的现状，使很多人、其中多数为年轻人的“三观”发生了畸变。如此状态，下一个不是你又是谁呢？你就伸长颈子等着吧！鉴此，戴旭上校发出了上述预言。 国人啊，这样意味深长的遗言和振聋发聩的预言，难道不值得我们三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