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得发展中国家国破家亡

原标题：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混乱 ——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作者：马耀邦

2000年4月16日和17日，在世界政治权力中心华盛顿，全世界目睹了对两个令人敬畏的全球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抗议。这是一次对全球化、失业、私有化、债务和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抗议，类似于上一年在西雅图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化的抗议。抗议者谴责这两个组织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因为这些破坏性的计划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这两个机构是美国支配全球的两大支柱。对它们为什么会沦为谴责的对象和在全世界引起了如此多的怨恨和抗议进行考察，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领导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可怕的大萧条之后，美国的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应该竭力避免二战后出现类似的大萧条。因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之成立。它们的宗旨是：支持全球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美国公司的长期国际贸易提供一个支付体系；使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从属于美国的经济活动，以及促进美国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世界银行现在向它的177个会员国提供贷款，为它们的道路和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世界银行还“提供结构调整计划资金，以此为一个国家经济体系的重组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是为一些国家提供克服短期支付困难的资金。当然，只有那些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才会得到这些支持。

然而，这两个美国人掌控的机构是如何摧毁那些拥有强劲经济实力和进步历史的国家的呢？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或许能够最充分地揭示出这个问题。在1997年的下半年，“亚洲奇迹”国家——曾经自豪而又繁荣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一夜间变成了经济穷国。由于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和鼓励，这些国家——直到最近——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无限制的流动和高利率政策。

为了汇率的稳定，这些国家的货币盯住了美元。结果，投机资本为了高回报率而进入了它们的市场，并且投资的是房地产和股市等部门。外国的资本像洪水一样涌入当地的银行，并且国内的金融机构为了用本国货币支付利息而从事高风险的借款。这导致银行有价证券出现了过多的不良贷款。同时，这些国家再次出现贸易赤字的消息使外国投资者认为，撤资的时间到了，以避免他们在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时出现的现金和资本损失再次出现。面对这种现金危机和惊人的资本损失，这些国家的政府别无选择，为了摆脱困境只好屈辱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求助。

在危机之初，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把本国的货币盯住美元，并且不断提高国内的利率。然而，它们的货币不久就遭到了美国对冲基金的攻击，并且它们的外汇储备一夜之间消耗殆尽。当本国货币盯住对美元的机制崩溃时，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进口商品，并且偿还外债的成本高昂。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而且导致了出乎意料的经济衰退。如今，“亚洲奇迹”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尽管资本自由流动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要求资本账户更加自由化，并且不允许会员国实施严格的货币管制。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资本自由流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跨国银行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过多的贷款。它们认为它们的贷款总是优良的，因为正如花旗银行前总裁沃尔特•里斯顿所说的那样：“国家不会破产。” 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结果，面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和由世界银行所协调的“结构调整计划”，它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措施旨在拯救外国私人债权人，主要是美国的跨国银行。结构调整计划通常包括：资本自由化——外国贸易和投资资本的自由流动，目的是保证外国资本能够无风险地进出；公用事业和其他公共设施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本国货币的贬值；提高利率；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医疗和教育上的开支；造成环境破坏和两级分化的管制消除。

第一个被迫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是南斯拉夫。在铁托敢于挑战斯大林和苏联权威的时代，这个前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西方的宠儿。作为回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供给南斯拉夫巨额的发展贷款。然而，197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南斯拉夫几乎别无选择，只好为它的贷款进行再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再融资条件要求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紧缩政策。这导致南斯拉夫社会陷入困境，两极分化加剧，最终使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出现了分裂和军事冲突。随后又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紧接着发生了最终以悲剧收场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冲突。因此，由于过于积极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吞下了自己酿下的“苦果”，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另一个接受全本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是菲律宾。从1980年开始，菲律宾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贷款。这一时期，在经济上掌控菲律宾的实质上是这两个机构。由于降低了关税壁垒和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外国的商品如潮水般地涌入菲律宾的国内市场。菲律宾的民族工业失去了市场份额，并且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此外，由于利率很高和政府减少了开支，再加上冲击出口部门的全球经济低迷，菲律宾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菲律宾人民直到现在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结构调整计划”的影响，因为国家一半的财政预算用于还债，因而社会和发展支出也就相应地减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开出的这种经济复兴药方使菲律宾的GDP在1983~1993年的十多年里一直保持着零增长。菲律宾的贫困变得更加普遍：到1993年，将近50％的家庭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贫困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因为穷途末路的人民为了活命而开始不顾一切地开发资源。作为强加给菲律宾的私有化的结果，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落到了私人的手里。外国投机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菲律宾，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些投机资本又一下子撤出菲律宾，并且1998年菲律宾的GDP再次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在实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20年之后，菲律宾再次成为亚洲的“病人”。

按照这种重组计划，难怪世界银行自己的《发展有效性年度报告》（1999年）发现，世界40％的国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绝对贫困加剧，并且人均寿命下降；在世界85％的地区，人均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1％或不到1％。这份研究报告的结果使世界银行的如下声明成为了笑柄：减少贫困是它的首要目标。

而且，诚如所料，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两家环球性的机构会利用美国拥有的否决权来强行实施大部分对美国和美国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负债的国家被要求始终重视出口那些适合西方消费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而不是用本国的经济多元化来促进国内的发展。如果负债的国家想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是发展满足西方消费的产业，或者是充当低税经济特区中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不幸的是，美国公司建立的离岸工厂也伤害了美国工人，因为他们不得不与海外的低工资工人进行竞争。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韩国等亚洲国家向美国倾销钢铁产品，“以出口来摆脱危机”的时候，美国的钢铁工人开始大量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个主要受益者是跨国银行和华尔街的投机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受援国必须承担私人银行的全部坏债，从而慷慨地回报冷酷无情的金融投机者。

奇怪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却来自世界银行自身。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私有化计划为“贿赂化”。在接受伦敦《观察家》杂志的访谈时，斯蒂格利茨说，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利用世界银行平息本国批评声音的要求，很乐于出售本国的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而不是反对出售国有企业”。“当看到只要把国有资产的售价减少数十亿美元，就有10％的佣金将打入他们的瑞士银行账户时，他们睁大了眼睛。” 美国政府对此完全心知肚明，尤其是1995年俄罗斯国有资产的出售：“美国财政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就像我们想让叶利钦再次当选为总统一样。我们想通过支持叶利钦的总统竞选而把金钱交给他。”这份来自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揭露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国自封为民主的促进者。

按照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政策实际上是“以消除金融管制的幌子来促进资本逃离债务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的目标一直是提高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依赖度，并因此反对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和粮食自给性。哈德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绘。1991年后，美国支持的“窃国者”对俄罗斯进行了灾难性的改革，并且在1997~1998年使亚洲和俄罗斯出现了金融危机。导致这些灾难和危机的政策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的结构调整政策，而后两者是在美国经济外交官的坚持下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

对发展中国家的掌权者来说，这些话应该是关于这两个美国把持的机构的本质的警醒之声。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评估它们的发展战略，它们应该关注本国的自足、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要不然，灾难就会不请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