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时评：医患纠纷也是“改开朝”在挑动群众斗群众 改革开放以来，本应该是人民群众基本福利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逐步走上了市场化的不归路。在这一制度下，不仅医疗费用连年高涨，最近几年更是发展到医患之间竟要兵戎相见的地步。 就在前几天的2015年1月24日凌晨，河南省栾川县人民医院一名患者友人与医生发生厮打，俩人不慎撞开电梯门坠下15楼梯井，患者友人当场死亡，医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当日下午，栾川县医院医务人员出于义愤，集体上街游行谴责“暴力袭医”。游行队伍打出了“强烈谴责暴力袭医暴行，维护医护人员生命权”、“沉痛悼念被害医生贾斌斌”等横幅。
图一：栾川县医院医务人员游行队伍 近几年来，医务人员被重伤致残、致死事件非止一端，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类似事件早已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据国家卫计委通报，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温岭杀医事件爆发的2013年10月，短短一个月全国即发生了6起暴力袭医事件。全年共发生近60起暴力伤医事件，甚至还有死者家属押着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示众。 其实就在发生温岭医疗暴力事件的前几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还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构建“平安医院”，以防止恶性“医闹”，要求每20张病床配1名保安以防恶性“医闹”。而早在2012年5月1日卫生部、公安部即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严打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犯罪。但这一切都未能有效遏制医疗暴力在这些年持续增加的趋势。
图二：2013年10月28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内，数百名医务人员举牌抗议。 2009年南平“医闹”事件过后，一项非正式的调查显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医院完全有条件救治的，实行“救人为先、立刻救治”的医生比例仅仅只有15%，27%的医生选择“防止病人愈后不佳引起的纠纷，将其转诊到上级医院”;57%的医生选择有保留的救治——“要救治，但是要反复和家属强调危险性，谈话录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有报道指出，“医闹”事件主要集中在三甲医院或地区性的中心医院，当年南平“医闹”事件和前段时间的温岭杀医事件都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随着政府医疗改革的深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会得到根本的缓解吗？这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改革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本质上，暴力泛滥并不只是单纯一个医疗卫生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病症。医患暴力的大量出现完全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来的，患者被抛入到医疗卫生市场中，成为消费者，而医院和医生则成为经营者，与市场改革一致的，政府规定医疗保健财政必须基于自负盈亏的原则，因此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必须遵循逐利原则。1978年以前，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1980年，政府补贴占医院收入的比重为30%，1985年降为27%；1985年以后，政府补贴开始迅速下降，1987年骤降到19%，然后一路下滑；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补贴比重仅占医院收入的6%。在这种趋势下，伴随着医疗费用的急剧高涨，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进了医院就成了“待宰的羔羊”，经济上不堪重负，满腔愤懑又无处宣泄，稍有纠纷，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自然成为出气对象，频繁出现暴力杀医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可以再考察一下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主导的医疗市场化改革所推崇的模式：（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5）把本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医疗机构强行推向市场，政府甩掉包袱。 这种模式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发生恶性杀医事件的医院，医疗技术条件不可谓不好（大部分为三甲医院），医生的职称不可谓不高，相关法律不可谓不完善，但恶性杀医事件非但不能遏制，相反，愈改革却愈演愈烈。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医者父母心。行医就是积德行善。患者对医生自然是完全信任，所谓病不讳医。即便在解放前老百姓缺医少药，一般小病硬挺，大病干等的时候，也是只有恶疾，没有恶医。医生本着大医精诚的原则全力救治病人，治好了皆大欢喜，救治失败病人家属也能理解，无所谓医患纠纷之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卫生人民管，管好卫生为人民。尤其是1965 年 6 月 26 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作出了著名的“六 . 二六”指示，国家大办合作医疗，用不到世界上2%的医疗资源成功解决了22%人口的医疗健康问题，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称赞。在当时，医疗卫生事业是由国家财政全额负担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患纠纷更是无从谈起。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总原则指导之下，医患关系高度和谐、高度信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改开之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导向，变成了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医院导向的、资本密集商品化和偏向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而这正是毛主席当年所深恶痛疾的脱离群众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疗机构由社会公益机构完全异化为盈利机构，医生也只能在“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流。相对于患者，他们是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但在整个市场经济框架内，还是最终成了受害者，牺牲品。 只要市场化的医疗模式存在一天，医疗费用就会不断上涨，医患矛盾就将日益激化，永无止息。但我们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却三番五次强调，“目前公立医院医事服务费价格确实太低”，因此开出的药方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切实形成一种由市场需求定价、“有升有降”的合理价格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以市场主导优化资源配置。显而易见，靠特色社会主义化解医患纠纷是指望不上了，只要“改开朝”存在一天，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原本鱼水相依的医生和患者进一步推向水火不容的境地，共同变成市场经济的受害者。若医此症，只有回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来，重建社会主义公共医疗服务体系。而其前提，则只有人民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自己动手改变这个政权的根本性质。 撰稿/责编：解鹿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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