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我的一点拙见之前，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并说点与艺术无关的题外话：

　　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是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他曾强调技术的非中立性特征，并率先考察了技术发展路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迈思以“自行车”作标题，提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问题，以隐喻有关中国发展道路方向：希望中国解决温饱问题后能把社会发展之重点放在公共产品和集体消费上，而不要走资本主义式个人消费的老路。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个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践给出的答案却是：当然是汽车(以及私人汽车所寓言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无独有偶，在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产生什么样的技术，则会以同样的方式来产生什么样的艺术。

　　以中国的动画艺术为例，在许多年前，我们曾在世界上无比辉煌过，真正达到了艺术美感和思想深度的完美结合。在那个年代里，我们中国是老师，日本反而是小学生：1943年，还是小学生的手冢治虫，看到了中国动画片鼻祖万籁鸣兄弟导演的中国第一部动画电影《铁扇公主》，他被“手持如意金箍棒、神通广大富于斗争精神”的孙悟空深深吸引，竟因此而走上了动漫创作道路。而日本手冢动漫制作有限公司的总裁松谷孝征也这样评价到：“万先生是手冢先生最尊敬和佩服的人。很多人认为手冢先生受迪斯尼动画的影响比较大，实际上，他受中国动画，尤其是万先生动画的影响更早，也更深远些。”他还说：“《我的孙悟空》在日本上映时，日本经济刚刚复苏不久，我们希望孙悟空的勇敢、善良、坚定给迷茫的日本民众带来希望和生机。它在猴年回归中国，希望同样能带给中国人民对美好的向往。”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动画界的曾经辉煌是难以解释的世界之谜，但内中的真实原因，我们的对手日本却看得十分清楚。高畑勋(宫崎大叔的老师，也是优秀的前辈)就是这样曾对中国动画师特伟的水墨动画片惊叹不已的大师。他对《小蝌蚪找妈妈》的水墨动画的评价就是“看得都傻了”，更为重要的深思，那时的中国动画，让他在内心深处真正觉得：能创作出《小蝌蚪找妈妈》那样的作品，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当时的体制。或者说大点，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独特生产方式下，优秀动画作品产生是长盛不衰的，这的确在商业至上的资本主义世界很难想象。

　　现在，他与很多友好的日本人对中国动画艺术的失望只能用无以复加来形容：“因为我们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很尊敬的，没想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高层却只关心这个。一旦计件付酬，就再也拍不出中国学派的影片了。”

　　显然，与“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这个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类似，对于“80年代中国动画辉煌以后将会有什么?”的疑问，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践给出的答案同样令人无比震惊：当然是计件评酬生产方式下的艺术创作过程(以及该生产方式下所暗含的一切功利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窥一斑见全貌。最近30年，不仅有动画艺术及其作品在资本决定的市场经济中全面沦陷，而且这种坍塌式的大倒退，也在整个文艺界中广泛地存在。这些问题的产生其实就像我举例说明的一样，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不加限制，让其恣意蔓延的结果。而且，它还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麻烦(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与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结合在一起，不断侵蚀中国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如，领导上台，其创作或指定的文艺作品大卖;一旦贪污倒霉，立马遭人唾弃，销毁再销毁。

　　这样一种令有良知的爱国文艺工作者痛心的局面，与前30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民族文艺创作高潮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前30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岁月，那么前30年的文艺就必然是热情奔放健康向上的文艺;前30年是独立自主的伟大民族与社会主义新国家，文艺与文艺精神自然有蓬勃的青春活力，能“探民族风格之路”;相反，改开30年是物欲膨胀的时代，30多年来的文艺也就只能充斥着大量欲望横流铜臭弥漫，并且还有非常恶俗化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表演了。

　　再次回到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技术(艺术)这个话题上去，则不难发现：两个30年巨大反差的关键，其实在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对技术发展的深思中就已经得到了答案：“‘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遗产’阻碍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理解技术(艺术)的政治性。这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可能涉及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文艺道路)的成败”。或者说，一旦文艺创作只在资本主义的大楼里培育，当然也就长不出社会主义田里的好苗。

　　结论就是：只要崇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迷信一日不被破坏，只要中国的文艺发展还不敢于自信地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创新和发展道路，将必然任你雷声假隆隆，不见一滴真甘雨。习总之所以要召开文艺座谈会，亲自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大概也是看到了今天文艺的乱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在文化被庸俗化，市场化，功利化的今天，又应该如何做，才能让被染黑的社会主义经济洗清漂白，以便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奠定出新的意识基础，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