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我们依然要面对消费式的爱情、面对活着的死亡、面对主义的势微、面对理想的挣扎、面对良知的沉默，面对、愧对千千万万毛岸英一样的烈士的询问：喂，你们过得好吗?你们幸福吗?你们的灵魂安宁吗?你们还记得昨天的炮火吗?你们知道昨天烈士的牺牲，是为了让你们今天更幸福、更有价值、更有尊严的活着吗?你们体会到了这种幸福、这种价值、这种尊严了吗?

　　——司马南《人民不死，则毛泽东永恒》

　　随着时光流逝，短短30年的时间，历史奇特地拐了回来。在没有任何外力要求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学习毛泽东，原因很简单，任何理论在他面前都是渺小的。30年来，在刻意否定和回避之后，新的毛泽东热不断涌现，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这一神圣，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再次宣称毛泽东是自己的导师。

　　——任志刚《为什么是毛泽东》

　　很多人看到我胸口的毛主席金属像章都会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大都不会当面直接表示出来，他们的想法我知道：你一个90后(四舍五入都可以算00后)怎么会跟他有这么深的感情?

　　【缘起】

　　一切从2012年秋天的那个下午开始。或许就是佛教所谓的“机缘”。我很平常地走进新华书店，在杂志区看到一本新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顶端的内容提要中有一行字，“韩德强：毛是Teacher”。现在已经记不起为什么这行字会吸引我买下这本杂志，就像一个简短的梦，过后回想自己在梦中的所做，心理活动定是不怎么能回想得起来的。后来当然知道了这是南方系出版物中的一本，他们选择那时的韩德强老师进行专访的动机值得玩味。大概南方系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一本杂志居然催生出了一个毛派，90后的!

　　那本杂志里关于韩德强的报道一共四大页，我前前后后读了不下三十遍，拿到班上传阅了一大圈，同学们都是从上面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崛起中的群体。面对南方系派去的记者先生，韩德强老师平静陈述的观点想法(后来得知刊登出来的采访记录是被做了一定删节的)我都很赞同，这种“赞同”像一把巨斧一下子砸开了体内一扇封闭已久、蛛网横布的能量之门(我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经历)，让我在后来的成长道路上表现出了不像90后的、某些人眼中的“怪异”。请容许我不那么严肃地选用三句歌词做为小标题继续叙述。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后来到了乌有之乡、红歌会网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全面学习，渐渐形成了信仰，我想，这种学习是没有尽头的。毛泽东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去认识、去钻研、去实践(尽可能地)，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既然认识了，就有义务去澄清、宣传、影响他人。

　　无数次被同志们的文章所震撼，回想以前的自己是多么无知啊!对祖国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政治领袖竟是如此地不了解!那么容易被一年四季都漫天飞舞的谎言、谣言所迷惑!

　　我每日佩戴像章，居然引起了老师和家长们的不安，认为我心理有问题。有天早晨班主任站在教室门口看我胸口别着像章昂首挺胸地走进教室时的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有几丝难以掩藏的惶惑恐惧(忽然想起主席的一段自我调侃，说他是钟馗，老百姓拿他打鬼而已)。遂莫名其妙、煞有介事地带我去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见面时问我偶像有谁?我说，毛主席。随即，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哭了好半天，全然分不清涕与泪，用掉茶几上好几张抽纸(是不是让他们更觉我“不正常”呢?呵呵)。那时坐在教室里突然想到毛主席，泪珠也是不由分说地夺眶而出，赶紧手工抹掉，当时我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同桌，没人注意到。有次周末上网遇见司马南老师的讲座《人民不死，则毛泽东永恒》 (那次视频播得出奇地畅)看到很晚，现场听众年龄段不一，好多人止不住擦眼泪，不时有人带头高声应和。司马南讲到激动处拍桌子怒斥，数度哽咽，动手揩掉眼泪擦在衣服上，旁边刘毅然导演发现后掏了纸给他。我看了一段后发现自己也没能克制住眼泪。这两天翻阅李敏所著《我的父亲毛泽东》还是被感动得默默流泪。

　　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我包下学校广播台当天全部音乐时段(其实没花多少钱)放红歌(共十首，每首放两遍)，曲目是我之前指定的。去预定得特别早，那天过生日准备点情歌的一对对早恋的情侣们只能失望而归，总算有这么一天校园里不再飘荡靡靡之音。值得一提的是，那天在广播台工作管理的学生们有意把喇叭音量调得比平日小不少，说是“政治原因”，再质问却低头转身说不出个所以然。那天中午我在学校食堂点了一碗面条，之前在家度过的周六意识到是主席农历诞辰(十一月十九)后也让我妈下了面条做晚餐。9月9日主席忌日那天我遵照一种民间习惯三餐全素。都说巧合是毛主席诞辰紧接着西方的“圣诞节”，但如果考虑东西方的时差，1893年冬天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传出那一声婴儿的啼哭时可能正是洋人欢度“圣诞”之时。我这两年已经不过“圣诞节”了。2014年“圣诞节”前夕，得知温州市教育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类各级中小学(幼儿园)，不在校园内举行任何与圣诞有关的活动”(澎湃新闻2014年12月24日)，我们应该为头脑这样清醒的地方教育部门点赞。

　　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建这个纪念堂违背主席本意，但今天看，其存在意义已远远超过人民大会堂，倒也算得上主席逝世以来中央做出过的掐指可数的正确决策中的头一件，尽管当时决策者们是另有算盘，细心查找相关资料会发现，是搞垮“四人帮”的第三天决定了建立纪念堂)是一定要去的，就像每个穆斯林毕生的梦想是去一趟麦加大清真寺。听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同学说，常能看到有老人跪在门口哭。我想我去的时候大概也得加入他们的。听说过有人进去看了一眼觉得不够，出来后立刻又排一次队再看一眼，我是能理解的。还有湖南韶山，自然也是要去看一看的。

　　1976年9月18日下午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追悼大会的视频登土豆看了，其中现场演奏的军乐《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感觉是听到过的最悲壮的，是啊，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

　　这一部分说一说我的一些粗浅认识，定有说得不好的地方，还望同志们批评指正。都是一些普及性的，因为常有同龄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崇拜毛泽东”，总感觉难以回答，就像基督徒问一个和尚为什么信佛，用一两句话说清着实需要水平达到一定境界。我用的都是我所能掌控的语言，也是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能听懂的。

　　我不是愤青，愤青里其实没有多少能算毛派，那种纯粹的愤青很少会安静地坐下来扩大阅读范围、思考问题。愤青好在极易被转化成毛派，从而在夜空里划出更耀眼的光芒，所以我更愿意把愤青理解为一个认识阶段，而非当做一个可鄙的社会群体。

　　关于建国前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我很喜欢的一部书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封面已经被我翻得掉下来了。五岁就开始看了，那时晚饭后大人们围着饭桌聊天，我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有些懵懵懂懂地翻着这本不薄的书，直到十五岁重新阅读时才真正意识到它的价值。可以说是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读物”。尽管记述的是在全面抗战前夕到访红区的所见所闻，但已经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十多年后中共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原因。虽然好奇的斯诺由于“思想局限性”(也正因为他是第三方人士，观察事物未过多掺杂旧有主观感情色彩，使得记录更具史料价值)还是流露出了些许对于红军发展前途的不必要的悲观情绪。李志绥大作《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西行漫记》相关内容进行了大肆篡改，全世界人民只要读过斯诺一眼就可以看穿李大夫的造假痕迹，感叹其手段之卑鄙下流。

　　民国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某些公知意淫得那么好?斯诺顺带记述过，红军长征抵达前西北地区发生的饥荒(不全是“天灾”)比电影《一九四二》镜头中的河南饥荒更惨。其实用孙中山的一句话描述就够了：“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中山：《建国方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页)孙中山终究没能完成治国安邦的历史使命，其去世后国民党愈发找不着北。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而没有毛泽东一次次做出正确决策力挽狂澜，可以说这个党不可能生存下来，不可能从建党到建国只用了二十八年。确实，毛泽东亲口讲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后来也批判过“英雄创造历史”，这是他成为伟人的原因之一，一点也不居功自傲，真的只靠人民历史就能前进吗?毛泽东在说上面那句话的同一年还讲过一句：“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人民是需要组织的，有效地组织起来才可以称为“强大”，才有力量办好大事。还有，上面那句话是在中共七大会场里做的政治报告，是说给代表们听的，后来编入《毛主席语录》(1966年4月版)时放在了“群众路线”这一章节的第一句，是在告诫下面的干部不要因为组织过群众就自以为了不起。确实有这样的干部，毛泽东太清楚了，如果肯定“英雄创造历史”，下面老百姓就得遭殃，官老爷们便有了正当理由洋洋得意起来，不把人民放在眼里：老子就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啊。而没有人民发自内心支持的革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可能长久，这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辛亥革命留下的教训——秋瑾等人的鲜血不应该白流。后来的文革正是再次充分发动了群众才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光有人民没有英雄，革命同样不可能成功。今天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承认，是毛泽东这个英雄长期稳定地发挥着组织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之前的洪秀全组织人民打下了比红军根据地大得多的地盘，兵锋直逼北京，最终沉不住气骄奢淫逸地复制了明末李自成的悲剧，洪秀全、李自成就不能视之为完整意义上的英雄，彼时的人民也就未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动力。如果只有热情勇敢的人民(先假定其中的个体都配得上几乎所有褒义词)而没有一个有力的英雄作为领导核心，那么建立伟大的功业是几乎无法想象的事，这一点仔细读一读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名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便可一目了然。

　　战国时(战乱程度跟民国有一拼)孟子提出：“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这里的“兴”指个人的发展，是说在没有英雄(孟子是在他那个时代语境中说周文王那样的贤君)的时代个人同样应自强不息。这可以看做是激励，在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英雄的时代，实现个人梦想会艰苦得多，对于底层民众来说。

　　后来远走台湾的林语堂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时指出：“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种纲要很豁达而自然。”(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169页)只引这一小段，后面林公知分析得不是很靠谱，还是毛泽东1925年(三十二岁)就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通篇都极具参考价值，这是一个文化学者和一个政治家的差距，两人同为19世纪的90后。这一小段已经将彼时中国社会的真相揭露得相当彻底。那些想回到民国的教授学者大概穿越回去还是想做同样的职业，那就可以算“上层奴才”，在衙门阶级门下捧饭碗(其实到了民国末期发生剧烈的通货膨胀后，教授们工资缩水相当严重，皆是惨淡维持着日常生活)而不用对“下层奴才”低头，1949年到了定然组团飞赴台湾岛，避开与正义的较量，继续享受生活，逍遥一世，兴致来了便张嘴动笔批评大陆，还能出境旅游，好不快哉!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中国的挑衅，也是对奖项本身的亵渎或者说揭露了该奖评审的险恶目的。刘晓波想要在中国推行美式民主，而世界和平的最大阻力便是这个“民主”的美国。该奖如果真要体现其维护世界和平的设立初衷，那么几十年前就应该颁给毛泽东，不会是这个奖给毛泽东增光，而是毛泽东给这个奖添彩。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和今天的西亚、北非地区大概是一个样，凭什么当年巴以一和谈就各种可贵地引得诺贝尔和平奖抛了过去，而一位使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免遭战火洗劫、亿万人民免受颠沛流离之苦的东方巨人不能获得这项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帝的核威胁，大画家齐白石老先生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早几年就听说美国有原子弹，还吹牛说，一分钟就能炸毁一座城市。我就觉得很奇怪，要是发明一个什么弹能在一分钟内造好一座城市，那才值得恭维哩。”(《齐白石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这便是“无知者无畏”，就像晚清很多官员没见识过火车，当然不会惧怕工业文明。毛泽东是知道真相的，但多次表示他也不怕，于是带动了人民群众也不怕，包括中国造出核武器之前，这是知己知彼的无畏，最了不起。关于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性，和我后面将提到的把菜刀从厨房拿来跟我爸说话是一样的道理，并不是真的会用起来，毛泽东不是好战分子。没有几件核武器在后院镇着，邓小平时代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怎么可能会在前院文明地坐下来跟中国人和气地商谈平等的贸易往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只有在中国自身实力如此达标的情况下才会有诸多国家愿意配合，否则只会像19世纪那样先把我们的院墙给轰了。

　　有关毛泽东的谣言只能用小学学到的一个很形象的词形容：多如牛毛。为什么会多如牛毛?相信谣言的先不说，那些制造谣言的真的是没有脑子、“吃饱了撑”吗?之前曾离奇地被禁的军方纪录片《较量无声》已经再次揭示了答案，还是得用毛泽东时代的一句宣传语来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是不会收手的，他们试图在地球上彻底摧毁社会主义，上世纪身躯庞大却虚弱不堪的苏联中招猝然倒下扬起一阵尘土后，新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的最大目标。还有据何新老师等人的考证，无形笼罩在全世界头顶的历史悠久的共济会才是威胁的最大来源。著有《毛泽东传》的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曾向中国记者指出：“……如果你攻击毛，会有一种危险，就是重新走上当年苏联对斯大林的那种攻击的路线。而这对我们(指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38期)不应该放任苏联解体的政治灾难在中国筹备重演，苏共亡党亡国的内因外因我们都应引以为戒。

　　今年1月末有条新闻比较热，深圳警界官员酒楼聚餐吃娃娃鱼(事发后据称当事人是自掏腰包买单)，被市民指违反“八项规定”，爆料给了媒体，记者暗访后亮明身份，遭赴宴官员殴打，并抢走相机。引起广东省和深圳市有关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睁大眼睛仔细看那篇新闻稿会发现，官员(已退休)付自己的钱没问题，吃娃娃鱼也不算大问题，关键在于这帮官老爷有眼不识泰山，《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也敢打，南方系的人是你们想打就打得起的么?

　　毛泽东是有抵御和平演变的意识的，与其待墙外的敌人调大音量抹黑中国，不如先行动起来铲除墙内等待时机兴风作浪的内奸、向饱经风霜的人民群众大力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全民形成坚定共识，等到时机成熟再幅度更大地开放国门，谨慎地与美国接触，获取我们需要的战略利益。改开后邓小平发现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滑向失控的右倾后也开始强调：“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的源头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部分第一段。后来根据王绍光教授的调查考证，那段叙述有违史实。“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的绝非“极少数”，所以谈不上“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王绍光老师是真正有良知、没有丧失学术精神的一流学人，从耶鲁到港中大，一直在通过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整理可信的证据还原出真实的毛泽东时代，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小公知形成鲜明对比。)

　　前面说到“圣诞节”，“圣诞节”所代表的基督教势力近年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引起了同志们的重视。其他宗教也不能忽视，比如佛教，虽然可以算中国本土教派，但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加以提防。现居台湾的知名高僧星云大师多次往来于两岸高层之间，曾向习近平总书记赠了一套自己的著作，后来他随连战访问北京时习总同他握手说：“大师送我的书，我全都读完了。”随即引得该套作品全国大热。星云曾对大陆记者说：“佛教和政治不是对立的，政治不要防范佛教，要护持佛教，给佛教更多空间，因为佛教可以维护社会道德，净化人民的心灵，促进社会秩序，改良社会风气，佛教实际上对政治是有帮助的。”不可否认，佛法广为传播确实能起到劝人向善、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不是对立面。但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环境不同了，若有六成的人民都信了佛、想着往生极乐，那这六成人就不会信马克思主义、提阶级斗争、想着在人间建设共产主义了，即使其中很多人持有共产党党员身份。中央巡视组向浙江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在执行政治纪律方面，一些地方少数党员参教信教”(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4年11月4日)，浙江沿海开放较早，教堂很多，但这里没有说这些党员信的是什么教，可能有基督教，也可能有其他不是邪教的宗教。仅仅盯住基督教是不够的。

　　现在出来一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十二个词，出门总能看见。可能会在抵御西方国家政治渗透上发挥一定作用。有些地方为了迎接建设全国文明城市的验收，要求老百姓全部背下。其实里面真正跟老百姓有关的只有最后四个词，只占到三分之一，前面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要求就不是写给老百姓看的，看了徒增伤感。这十二个词大概经过了有关部门反复拣择，出炉之后大家能不能做到呢?还不如五个字“毛主席万岁”来得彻底，这五个字里已经包含了所有指向正能量的关键词。看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和工农群众的奋斗目标就知道了。

　　质疑、抹黑毛快成了时代主旋律。三十年，非一日之寒。澄清史实的工作相信大家纯粹是凭着崇高的红色信仰在做。以很多同志的“业务能力”大可选择一路向右，像茅于轼那样大捆大捆地领美国经费，但新知带来的良知告诉我们，不可以那样做!那个被认做我父亲的男子生于60年代，却早已跟我分道扬镳。一天放学，我妈告诉我他下午又讲毛主席坏话(比较难听，这里不再重复)，我从厨房里拿出菜刀搁到饭桌上，然后平静地对我爸说：“把下午的话再说一遍。”他也很平静地说：“哦，毛主席是个伟人。”随即找了个理由出门去了。我曾在QQ空间发的一篇写给一些朋友看的日志中提到过这段，我爸看到后催促我删掉，说怕查到他(他是党员)。哦，我还以为您也混到了敢放屁敢署名敢露脸的级别。我赞同社科院朱继东先生的建言：“如果说党的十八大之前，有的党员干部面对意识形态斗争躲在一边看热闹，我们还可以不予追究，但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有相当一批党员干部态度暧昧、不敢斗争，甚至对敢于斗争的同志冷嘲热讽，我们对这些党员干部就要坚决问责。”(朱继东：《意识形态斗争，党员不能看热闹》，《环球时报》2014年11月28日)现在入党门槛提高了是好事。还有不仅要有效地管控源头，也应将我爸这种意识形态认识发生偏差的及时清查处理，有待加强学习的安排学习，不学习就劝退，顽固的开除，强化党组织整体战斗力、先进性、纯洁性，确保红旗不变色。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前辈讲得比我有水平多了：“在政治纪律中包含意识形态问题。有的党员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反对共产党的勾当，吃着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对于这样的党员，首先应当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绝不讲情面;经教育不改的，应当开除他们的党籍或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应按照党章规定除名。有些人用错误观点、错误理论，甚至用一些胡编乱造的事实污蔑党、污蔑党的领袖，其危害比贪污几百万元还要大。”(张全景：《弘扬红色文化，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红旗文稿》2014年第22期)对于我的父亲，这么长时间观察下来觉得大可以用毛主席批判梁漱溟的话描述：“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很多人认为，对于盲目搞“大跃进”导致的大范围饥荒，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段有些复杂，已经有当事人主动站出来证实了真相。首先需要清楚的一点是，大跃进搞得如火如荼、问题还未揭开时毛主席已经不是身居一线的实际掌舵者，是他已经选定的接班者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总书记邓小平等每天在前面批文件做决策。但毛泽东身退心未退，依然关心着国家发展，他很快敏锐地意识到一线领导人的决策出了问题。他试图力挽狂澜。毛泽东少年时期就和父亲雇的长工一起种过地，不会不清楚在一亩地上可以打多少粮食，“亩产万斤”的奇闻报上来诓谁也诓不了他。我知道的一位站出来讲述真相的老人叫吴冷西，1938年的老党员，“大跃进”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今天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提及“大跃进”都会出现当时来自《人民日报》的荒诞报道。吴先生改革开放后撰写了回忆录，叫“忏悔录”也可以，回忆了大跃进时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期望他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让党报跟风瞎报道，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听话。后来都知道“大跃进”不幸酿成历史悲剧，现在有人又借此悲剧性结果大做文章，声称饿死了有三千万人之巨，已经有正直的研究者写出了有理有据的有力反驳意见，网上也可以找到。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被批判也被说成是毛泽东的一大罪状。要知道，彭德怀上书并不是针对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已经不是实际决策者，他是冲着刘邓去的。而毛泽东已决定让刘邓接班，正要给他们俩在众人面前树立起威信，突然冒出来个愣头青似的彭老总气势汹汹地向新人发难，当然要赶紧让你到边上凉快去。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接班人，毛泽东还不惜把“大跃进”这盆脏水毅然泼到了自己身上，这种为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延续而大胆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

　　孔子在毛泽东时代也被批判过，但他有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有水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用政治手段引导、用刑罚约束，民众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用礼教约束，民众就会知廉耻且人心归顺。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后，毛泽东正是大力推行新的道德观、新的“礼教”取代已经被使用得腐烂生蛆的封建价值体系(这是孔子和武训被批判的原因)，大大净化了社会风气，让新中国愈发显得朝气蓬勃。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呈现的却是前一种情况，很多人想着只要不违法犯罪就行，不都说好了“法无禁止即可为”嘛，廉耻之心早就被扔到九霄云外了，再一不小心就成了法律制裁对象。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他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隔着太平洋阴阳怪气地评述大跃进和文革)曾批评中国长期习惯于用道德代替法律，但德治不搞偏不搞过头并不是弊病。毛泽东确实做到了孔子描述的治国的理想状态：“为政以德，臂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领导人就像北极星处在一定位置、被星辰环绕般受到百姓拥戴——可不就是对应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不需要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些应该由老百姓来喊，最好是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喊，党和国家才会真的有望“万岁”。那些年首都国庆游行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大家一起朝着城楼上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站在上面招手喊“人民万岁”，震撼了全世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群众和领袖都发自内心进行的良性互动。毛泽东对于人民深沉的爱是永远值得人民缅怀的，正如李敏的总结：“人民，这两个字一直深深地根植在爸爸的心中，这两个字决定了他一生的奋斗及生活姿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孔子有句话说得很混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第八》)包括上述林语堂和鲁迅先生推崇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明恩溥)在内的现代观察家们都曾指出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体现之一便是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是不是就是从这句“圣言”问世开始引发这种倾向的呢?文革正是唤醒了这种有益国家行政系统健康运作的“公共精神”，让人民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沦为了政治家和利益集团的玩物。

　　在我既有的阅读范围内，博学的李北方老师说得尤其精彩：“理解毛泽东，最本质的问题是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灿烂的篇章，是毛泽东超越其他一切伟人而成为‘伟人中的伟人’的唯一原因。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而且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笔。”(《我所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我想如果文革都理解不了是根本没有资格说自己学习过毛泽东思想的——这般不合格的学生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比比皆是，这是必须引起担忧的现状。(我周围的同龄人提及毛泽东往往都是问我：“毛泽东有过几个老婆?”你们的关注点为什么都在这些地方?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青少年精神风貌?)

　　文革十年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最有效率的十年，空前的，也绝后吗?我们不知道。正是毛泽东告诉我们，什么叫民主，中国人民有权享用正版的、有权站起来激活印在纸上的这二字。

　　从十八大以来仅仅两年多里仅仅在运动式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群众的举报)下高层巨贪、违反八项规定触犯四风戒条被查数量及分布范围看，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从党员干部中揪出的批斗对象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算冤的。十八大后落马被判无期的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据举报人后来披露，此人平时行业内口碑就一致恶劣。假设，其贪腐证据被收集前(从被发改委退休干部联名举报到被微博实名举报再到终于被中纪委带走，耗时有一年)仅仅由于群众差评被批斗他是不是要喊冤?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监管力度差异就体现在这里(重庆打黑时左右两派也曾为此激辩)。

　　公知熊培云竟在宣传“宪政”理念的文章中地将“民告官”案件增长说成是“每个中国公民身上都有宪政基因”，太荒诞了!赤裸裸地绑架民意!明明是毛泽东为人民栽下的对抗强权的思想树苗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长成了树林。我很喜欢英国作家奈保尔一部小说的开头：“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V•S•奈保尔：《大河湾》，方柏林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第1页)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点评上面提到的深圳警界官员聚餐吃娃娃鱼被发现后殴打记者的恶性事件说：“‘上面高调反腐，下面低调玩乐’，发生在深圳的事件说明，‘四风’反弹的压力很大。”呵呵，“‘四风’反弹”?不搞政治运动了，“四风”什么时候压下去过?官老爷们只是更加注重低调隐蔽罢了，就像曾经听郭德纲侃的：“有些东西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比如Wifi。”

　　治国很关键的一点是治吏，蒋介石很长时间没能搞懂这点，他觉得治国先要“剿匪”，等他认识到治吏反腐的重要性时已无法下手：反，亡党，不反，亡国(有人搬用此话形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高潮，属危言耸听，并不恰当，对持这种论调的人值得警惕)。所以可以说国民党很大程度上是被自己搞垮的，就像《矛盾论》中强调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后来相当充分地吸取了教训，在党内不断告诫，语重心长，三令五申，想尽办法，最后一招文革是忍无可忍的绝地反击。毛泽东洞悉“苍蝇”“老虎”们的心理。潜伏各处的变质官员最恐惧的是群众被充分发动群起参与“治吏”，“上下夹击”则无路可逃，而非仅仅来自上方的监管力度有限的运动式打击。

　　不可否认，文革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执行层面的差错，毛泽东了解情况后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和力所能及的纠正，“武斗”也是一直为他所反对的。但他的发动动机是不应受到质疑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党内都是客观存在的，绝非为后来主流舆论所灌输给我们的是毛泽东“老糊涂了”、主观上“想象力爆棚”的产物，看看XXX、吴敬琏(这位大佬如京剧演员般变换着脸谱迷惑世人，可见其只要脸谱不要脸)、贺卫方等人就知道。毛泽东出手保护了一批不应批斗的没有问题的同志，周恩来也配合着出了力，但今天把保护干部的功绩全都归在周总理名下就是别有用心。

　　现在有些青年听到我们抵制否定毛泽东不乐意接受，大概是改开后被官方意识形态及各路心怀鬼胎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真的见过有把这个词作为作者身份标识得意洋洋地印在书的腰封上的)洗脑太彻底，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较量无声》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前美国驻华武官柯尔曼(音)令人毛骨悚然的宣言：“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至完全无影无踪。”

　　自由派作家余华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但细看并不能让我收回对毛泽东时代的正面评价。无论其长篇小说《活着》中曾荒淫无度享尽荣华富贵的地主福贵(也没觉得他后来有多惨。改开以来并无“前科”却比他惨百倍的多了去了，你敢写进小说吗?呵呵。)还是另一部《兄弟》中曾勾引因他而失去丈夫的寡妇的宋凡平(丝毫未受到内心道德谴责)、曾大肆欺压弱小最终惨死街头的长头发孙伟都充分体现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唯心点用佛教解释就是现世的因果报应。真实、广阔的毛泽东时代不应试图从外媒热捧的小说里了解。

　　2012年余华的同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了左派同志的愤怒批评，但我发现他对文革的切身体验值得大家一起听一听，下面这段来自他2006年在上海大学的答问，回顾称：“我们现在读到一些写‘文革’的作品，往往都是凄凄惨惨戚戚。但是要让我讲心里话，‘文革’对我这样一个乡村孩子来讲它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完全是狂欢式的感受。那个时候当然对走资派来讲是他的苦难，他本来是县委书记，一下子就变成了牛鬼蛇神，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按着他的脖子对他进行批斗。这实际上是把神降为人，把人升为神。对我们这种小孩来讲就感觉到像节日一样，那么多人集中到一块，把过去神圣得不得了的人头上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挂上破鞋子赶着他来回走。”(莫言：《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70—171页)莫言不是毛派，这段回忆还是比较中肯的，这牵涉到“视角”的问题，站在不同角度观察文革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莫言没有被批斗，只是一个爱凑热闹而平常又凑不了多少热闹的农村儿童，所以他在另外的公开场合(北京大学)甚至把文革称作“嘉年华”(人民网2009年11月23日)。

　　在这里呼吁国安部门调查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仔细查一查其有无背后资助者或海外背景。诸多公知对此社或此社对公知趋之若鹜，由此称霸市场，哗众取宠。已打造出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叫“理想国”——“想象另一种可能”——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可能?——这还不够反动么?且多次举办“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邀请公知当面毒害青年学生。艾未未唯一一本在内地出的文集即来自这里。趁其拿下更多版权前查封为好。我承认我也买过，那是在我已经形成“思想免疫力”的情况下，若读者没有这个“思想免疫力”岂不是要被拉到敌对阵营里去?

　　说到出版社，想起茅于轼前不久不无得意地发的一条微博，已经被高调地置顶：“我的新书《读懂财富》刚刚从东方出版社出版，定价39元。可见过去传言当局禁止出版我的书纯粹是谣言。我仍然享受公民的出版自由。”这个东方出版社在财经方面还出过郎咸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而人民出版社便是出马恩列斯毛的!

　　至于现在公知热捧的鼓吹宪政的胡适，我想给大家看一段为他做口述史的唐德刚的评注：“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正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在此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吾人今日回头检讨近百年来我国留美教育史，对这一点，真不能不有所警惕!”(《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胡适认为“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当蒋介石宣布结束“训政”转入“宪政”时胡适欣喜若狂，群众的反应是什么样呢?出奇的冷漠!大批选民完全不知道手握选票有什么意义，选票沦为商品，选举大范围被操纵。有学者充分搜集过证据材料，这里就不照搬了。

　　在北京某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的左派学生丁博(化名)谈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年轻人中受到轻视时犀利地指出：“真正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有几个人?看的都是‘考研名师’任汝芬。后来一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东西，不是马克思PK弗里德曼，而是任汝芬PK弗里德曼，肯定一下子就被人俘获走了。”(《左翼青年》，《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9期)我还没考过研，但这些参考书作者的名字还是听过的，一查发现这位任教授居然是机械系毕业生，跨行跨得可以啊!我并不想过多指责这部分学人，毕竟能写出那么受欢迎的应考资料(时常见到这些名字挂在畅销书榜前列)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更何况人家也没有凭借影响力在微博上乱嚼舌头传播负能量。教的人固然重要，也得看学生自己，内因是根据嘛。每所大学的图书馆都有马恩列斯毛，学生纯粹出于求知主动去读的很少，这些年我们年轻人在电视电脑手机上浪费了太多时间。

　　再说一说跟我们学生密切相关有关的。建国到文革前(也就十几年)共出台37个减负令(文革无需再提减负)，而毛泽东逝世至今(三十多年了)减负令仅发了19个。减没减下来学生最清楚。数据是郎咸平教授提供的(《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北京：东方出版社)，郎咸平认为既然减负令发了56个也没起多大用(以现在的减负效果为据)，没必要再发。我认为不应该算和，如果以毛时代结束为界分下来看，比较法令颁布频率和实际减负效果会很有意思。1965年生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院士回忆童年说：“……课业压力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重，每天上学也比较有乐趣。”(《扬州晚报》2014年5月31日)听爷爷说，他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建国后)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价格高昂的校外辅导班(现在遍地开花)，都是班上同学组成学习小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学校老师也提倡这个机制。如今就算学校提倡也是不可能了，现在学生大部分只想着怎样让自己在班上的成绩排名中领先，自然吝于帮助同学一起前进。

　　现在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被老百姓亲切地呼做“习大大”?他正是让毛泽东留下的、已经封存了三十年的政治武器重见天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只取出来一部分)，用起来老百姓当然都会说好——真理是长期有效的。

　　再说点“题外话”。我一直不大理解为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会被刻碑立在八达岭长城上，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中的“长城”我的理解是用以指代长征目的地——和长城一样都在北方、呼应长征是为北上抗日的口号，并不是在说具体的The Great Wall。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文学水平高又很会打仗的领袖中国好像只有两个，曹操和毛泽东。而曹操明显跟毛泽东不在一个水平，《观沧海》《短歌行》被两首《沁园春》分分钟打败，军事上曹操未能完成毛泽东那样的统一。毛泽东不光诗词写得好，书法也自成一体。90年代曾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一起被评为20世纪中国十大艺术家。

　　“桥牌皇后”、美籍华人杨小燕，1981年就曾被邀请来北京同邓小平、万里等中央领导切磋过牌艺。牌桌上的邓小平给她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80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恕我无知，不是百度一下，我还真不知道桥牌是什么东西，恕我愚钝，查了也没看懂是怎么个打法，想来当年也不算很大众化的娱乐活动，邓小平会打，还打出了专业水平，真是了不起啊!再看毛泽东的业余生活。他高效地完成工作之余做得最多的是以令人惊叹的广泛兴趣埋头读书，当读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先生的记述时，我真是被震撼到了(详见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收录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19页。说起来书名还是邓题的，呵呵)。而上面提到的那本以邓小平遗物为线索叙述其生平的书中全然未出现书籍的踪影。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正面形象现身内地的胡适在1932年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说：“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这段话该不该赞同，交给大家来评判。毛泽东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走到了最高领导人。

　　看了电影《曼德拉传：漫漫自由路》，愈发觉得毛泽东伟大。曼德拉仅仅是明知无力却依然蝼蚁撼山地闹了几场游行、弄了几处爆炸(有发展成当年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苗头)，之后27年牢狱岁月(毛泽东是走南闯北革命28年，家属牺牲惨重，建国后27年又战胜很多挑战)，出来后诺贝尔和平奖、总统。跟毛泽东比，他几乎啥也没干嘛。片中还有意无意地略去了一点，曼德拉在牢里仔细研读过托人送去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1992年曼德拉访华前向中国记者透露他想参观长城和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遗址，问大渡河上的铁索桥是否还在。

　　我们必须向这个不是海归不是教授不是博士不是硕士却是全中国最伟大的师范生致敬。

　　篇幅有限，不再多谈，以后还有探讨的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马克思的一首诗，略有些长。第一次看到时我读得热泪盈眶，是因为什么呢?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假如整个心灵都热气腾腾;

　　我不能昏昏沉沉地生活，

　　既没有风暴也没有斗争。

　　让别人享受到

　　远离战斗呐喊的欢欣，

　　让温雅的祝愿与感恩的祈祷，

　　给别人带来其甘如饴的感情。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于斗争，

　　永恒的热情在我胸中沸腾，

　　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

　　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

　　我能够拥抱长空，

　　把世界搂在怀中，

　　我还愿意在爱情里

　　和怒涛中发抖颤动。

　　我想要欣赏艺术——

　　神赐的最好礼物;

　　用智慧和感情的力量

　　我要把全世界掌握住。

　　我自己又能创造什么?

　　宇宙在梦幻的魔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