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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台湾进步学者探讨文革历史意义

2015-2-22 00: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49| 评论: 2|原作者: 林正慧

摘要: 2006年三月十八日,日本学者土屋昌明先生带来一部日本电影工作者在「文革」发生半年后拍摄的「文革」纪录片,供台湾的学术、文化界人士观赏。在通过影像回顾「文革」之余,我们于次日举办了座谈会,探讨文革的历史意义,以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
(台湾)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座谈会
编辑: 进步  ·  时间: 2014年8月14日  ·  阅读量: 251


今年(2006)三月十八日,日本学者土屋昌明先生带来一部日本电影工作者在「文革」发生半年后拍摄的「文革」纪录片,供台湾的学术、文化界人士观赏。在通过影像回顾「文革」之余,我们于次日举办了座谈会,探讨文革的历史意义,以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因时间所限,讨论未及更加深入,但已可反映与会者的基本看法。【编者】


整理■林正慧


间:2006年3月19日(日)


点:跨界文教基金会

主持人:锺乔(「差事剧团」团长、剧导)

与谈人:杜继平(「批判与再造」总编辑)

  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作者)

  樱井大造(日本「野战之月」帐棚剧导)

  前田年昭(日本日雇工斗争成员)

  丸川哲史(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专任讲师)

  土屋昌明(日本专修大学中国语助教授)

主持人:杜继平列了以下五个讨论题纲,每个题纲由一至二人主谈,其它人再行补充响应。

一、为什么发生「文革」(由杜继平主谈)

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由金宝瑜主谈)

三、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由日本朋友及金宝瑜主谈)

四、「文革」挫败后的感受

五、「文革」挫败的原因与影响(由杜继平主谈)

六、重新反思「文革」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发生「文革」?

杜继平(以下简称杜):邓小平派上台后为了全面否定「文革」,将「文革」说成是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重大失误。右派一般也以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来解释文革发动的原因,认为毛泽东从1959年卸下国家主席职务,退居第二线之后,由刘少奇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毛发现干部、官僚不再听其指挥,为了夺回个人的政治权力,于是发动了「文革」。这种从毛个人政治野心出发的「政治权力斗争」论,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探讨「文革」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多年来,我不断阅读「文革」资料,思考「文革」历史的意义,我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中国国内及国际两个因素来看:

国内因素:

1)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分歧扩大

中共党内从建国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基本上没有太大争议,但是,1957年之后,党内针对社会主义该如何建设的问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对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过急、过快产生了争议。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仍然保留着市场和私人资本,而由国家资本来限制私人资本,究竟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继续巩固一段较长时间,还是早些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至少在毛和刘之间就有争论。1958年中国大陆经济在「三面红旗」路线指导下面临一些问题(如「大跃进」产生的浮夸风),又发生了自然灾害,使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更加扩大起来。党内部份人士认为中国在生产力和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借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再持续一段时间。另一派则认为当时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有高度的向往和高昂的积极性,因此,能够以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客观条件的不足,比较快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速度的歧见在「三面红旗」出现问题之后,急速扩大为党内的主要矛盾。说句后话,后来邓小平派上台,认定当初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得太快太早,生产力发展不足,所以,才有所谓的「补课论」,这其实都反映了党内从1958年开始的争论。

2)政治制度:共产党专政造成的问题

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是由高度觉悟的革命先锋队组成,这种讲求纪律和高度集权的组织,在革命时期可以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和革命领导力量,一旦执政之后,也正由于服从领导、纪律严明和权力集中的组织特性,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专制体制。掌握权力的官僚容易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不受制约的统治集团。毛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可能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内部则有派系斗争和权力分配问题。毛要建设的是一个平等待人、优先考虑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他很清楚党官僚机器一旦脱离人民群众的监督,就很可能变成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比资本家还可怕的吸食人民血汗的特权阶级。这是毛当政后不断想要克服和解决的体制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以及专制的统治集团如何避免腐化堕落为压迫、剥削群众的特权集团,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让毛认为党内这批想要保留资本主义因素,并由掌握知识和权力的菁英来领导的想法,配合党所掌握的具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可能形成少数人领导和压制中国社会的问题。现实中,这批人在农业上,是站在富农的立场、反对人民公社,他们认为过早过急的公社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也认为不宜过早建立大片全民所有制。中国革命之后,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业生产力大幅增长,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分化,产生了新的富农阶级,而一部份原来条件不好的贫农则沦落为雇农,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新的阶级分化,并认为应该防止分化的扩大。毛引用列宁的看法,认为在小农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可能每天每日不断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他观察到195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苗头,而为了防范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就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小农个体经营的私有观念,因此,毛希望以人民公社互助合作的精神,经过从低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来克服传统的、落后的小私有思想。毛泽东面对中国这个农民占大多数,有着浓厚的封建传统思维、小农经济的基础,以及新起的一批官僚统治集团的国家,想办法要去克服这些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希望透过人民公社以及人民对社会主义向往的积极性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补足客观物质条件的不足,来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毛不是无视或反对发展生产力,而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刘邓派不一样。在「文革」期间他曾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他认为调动革命积极性之后反而有利于生产。刘邓派则相反,他们认为不搞物质刺激,光谈理想和精神动员,效果不好。他们强调物质刺激、多劳多得,这就是毛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法权。毛和刘、邓代表的是两种不同促进生产力的思维和做法。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歧见,加上「大跃进」受挫,以及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起攻击,毛意识到党内对于快速建立社会主义的路线是有抵制的,他也认识到如果要按照他的想法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话,必须对党内的这些想法和官僚加以清理。特别是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当中,毛发现当他要通过党内整风来防止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时,遇到相当程度的抵制,效果不彰。刘少奇则批评「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其实是在严重指责毛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从1957至1964年间几次重要的运动和会议中,毛很清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相当大的分歧。以刘邓为代表的一派基本上是接受苏联模式,也就是强调物质刺激、技术官僚当政领导的所谓「白专道路」,毛不能接受他们强调党官僚权力,以及由上而下的指挥和命令。

国际因素:

国际和国内因素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过,为了便于讨论,还是可以粗略加以划分。最突出的事件是1953年斯大林过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彻底否定和清算了斯大林,毛警觉到苏联共产党正在发生变质。毛认为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口号的提出,表示苏联已经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希望能以和平共存的方式和美国相处,不愿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另外,苏联强调「全民国家」,表示内部已经没有阶级对立,已经全民平等、不存在阶级分别,毛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表示他们已经放弃阶级斗争的想法,显示苏联已经在变质。加上1956年和1957年,由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路线,连带动摇了东欧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匈牙利和波兰党内出现自由派,社会上则有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自由化运动,毛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他警觉到中国党内如不妥善处理的话,日后也会出现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和修正主义路线。毛对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路线的变化非常警惕,日后更演变为中苏共论战。在中苏共论战当中,中苏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毛认识到中国党过去和苏联的关系密切,尤其是留苏的一批人受苏联影响很深,另外也有一批人实际上和苏联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必须防止苏联的影响和势力透过他们渗透到中国党内,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文革」提出了反帝防修,是毛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在全世界范围进行革命的方法和前途的看法。毛认为苏联既然变修不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中国党在防止走修的同时,也要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责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路线提出新的方向。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主持人:谢谢杜继平对「文革」的背景进行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分析。以下请金宝瑜针对「文革」的内容进行发言。

金宝瑜(以下简称金):我很赞同杜继平关于「文革」背景分析的看法。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当马克思谈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针对的是生产力相对发展的地区。列宁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使得很多地区是不可能经过资本主义化来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这些生产力较低的地区可以通过革命,向社会主义来过渡。刚刚杜继平提到1957年之后中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争论,这个争论至今仍未结束。在改革之后,改革派认为从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进行得太快,所以需要补课。但是,所谓太快是否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呢?另外,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中国经过土改,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土地再次集中,农村里的富农开始跟城市里的粮商结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我认为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而不往前发展的可能,下一步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总是会发展,它不可能停留在那个阶段不动。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上山下乡、赤脚医生、重订大学入学标准、修改大中学课程、确立工农文艺路线、更新工厂管理制度(鞍钢宪法)、普设农村基础教育,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城乡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差别,防范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巩固「工农联盟」,以及加强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连结。

「文革」的这些新生事物一方面要打破党的集权统治,另方面在党已经形成专制的统治集团时,所有这些新生事物又要如何巩固?当然不可能靠统治的官僚集团,只有靠群众运动来推动。对于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也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践。「文革」是场群众运动,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更早在土地改革时,广大的农民就已经透过群众运动方式来从事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造。「文革」可说是将群众运动推行到更大的层面。工厂方面,有鞍刚宪法关于工作管理制度的改革,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扩大工人对工厂的民主参与。如果工人连治厂的能力和权力都没有,如何能治国,如何能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榨取农业部门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和劳动力,这就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过家所历经的残酷的原始积累过程。像中国这样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也面临如何工业化的问题,可是既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自然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老路。公社里兴办「社办企业」,就是希望农村能够就地工业化,透过农民的积极性和合作方式,来进行农村工业化,这种以合作方式来发展小型工业的社办企业,就是为了减少工业化对农业部门的冲击以及对农民的榨取和剥削。在中国这样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过程还是不得不靠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发展,但是毛希望尽量减少对农民的榨取和剥削。在农村兴办社办企业的工业化途径,既可增进农民生活水平,又可促进农村的工业化,减少原始积累对农村和农民的冲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的问题,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过渡到工业的发展课题。

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

主持人:由于冷战关系,我们这代人,一直到最近,才有可能重新去认识「文革」的正面性。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东亚圈也开始对「文革」进行新的思考和评价。「文革」发生时,前田先生正值高中时期,接受了毛泽东的号召而决定一生的道路,是否请前田先生谈谈这个经历过程。

前田:首先,我很同意杜总编的看法,我也认为「文革」基本上是为了找回革命理想初衷的一场运动。今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是相当值得纪念的。其实,毛在很早就已经对苏修展开批评,1964年在〈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一文当中,毛就指出苏联只抓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民群众应该发挥创造性,而不是被动地被指挥领导。当时,我们一些日本青年从学习毛的著作当中,认识到反帝就得反修,而要反修就必先改造自己,也就是所谓「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精神。对一个运动者来说,自我反省批判是很重要的工作。世界各国也跟着「文革」的发生而产生变化,各国共产党组织因为支持或反对「文革」而发生歧见,当时日本国内的华侨运动,也在这个问题上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了分裂。

樱井:我是1952年出生,「文革」时上初中。我先讲一下当时的大环境,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1964年在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透过美日卫星联播,当时国际的情况很容易在各地传播开来,作为年轻学生的我,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开始了思想的启蒙。关于「文革」的讯息,我是透过当时电视的新闻报导得到片段零星的认识。1980年韩国发生光州事件,虽然韩国国内没有报导,我们在日本却透过电视而得知这个事件。我想说的是,同样在亚洲,我们获得讯息的管道和内容却不相同,自然对世局有不同的看法和影响。不过,像前田先生这样在十五岁受到「文革」感召而决定一生道路的例子是很少见的。

前田:我生活在关西地区,当地有不少华侨。当时大部分人是从电视认识「文革」,但电视当然是很日本主流式的观点。我个人则是从收听「北京放送」的广播节目了解「文革」。我当时每天收听,还组织了一个收听小组来学习讨论。当然,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实在是少见的异类。每天听「北京放送」里的「东方红」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樱井:日本国内讯息的接收方式对如何认识「文革」影响差别很大,像前田先生这样透过「北京放送」去了解的,和大部分透过电视卫星去了解的,是相当不同的视角。我跟前田不一样,我是透过电视媒体去了解的,因此,对于外界对「文革」的看法我跟前田有不一样的观察。当时日本国内左翼思潮高涨,对于历史,展开全民忏悔运动。在学生、工人、进步知识分子里,整个主流取向是自我否定的,新左派就是在这个氛围背景下发展起来,所以,整个运动是伦理主义取向的。在道德化的同时,由于缺乏思想化,很难形成气候,因此到了今天,日本几乎不存在什么左翼的力量。在我之后的一代,也就是丸川先生这代,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历史研究。另外,在日本不同年龄层的人,由于讯息来源的不同,对「文革」也会有不同认识。

金:我补充在日本之外「文革」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文革」的影响深浅跟当地左翼运动发展程度很有关系。从日本的经验,我发现到美国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一阵子很热,让人很兴奋,但由于缺乏思想的深化,一般流于激情化和口号化,很快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而不太有深刻长远的影响。不过,还是有些成果。譬如:一些美国年轻人受到感召,去了中国,回来把他们的见闻发表出来,成为对于当时中国和文革很可贵的纪录档案,也给了我不少启发。十年前,我们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文革」三十周年的纪念会,很多美国朋友都来谈「文革」对他们的影响。以「黑豹党」的经验来说,他们注意到群众基础,因此,在黑人小区里为穷人的小孩提供了早餐服务,在小区有很大的影响力,还读小红书,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美国方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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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向阳花 2015-2-23 23:07
文革_无产阶级。改革--资产阶级。氷炭不同炉!特色大反文革,连他的合法性也所剩无几。两个30年不能否定,就是自已扇自已的耳光。悟能在哇哇叫。
引用 林林 2015-2-23 03:52
读后很感慨,这些话不是大陆的中国人说的。到现在,在大陆不能公开谈论文革的必须性,进步性和革命性。公开看到,听到的都是对文革否定和攻击。。。。。。,在文学界,文艺界,经济学界。。。。。。,充满对文革的否定和厌恨。远航建议大家自己去看电影“牧马人”,我去看了介绍,原来是一个控诉文革和指责反右的电影。
这文中最后【可是现在的政权没有办法不去否定文革,因为以改革派的阶级性来看,他们势必要对文革加以否定才行,因此连带的它也不可能继承共产党以前的革命功绩。】——这就是特色党的面目,他们的阶级性决定他们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管他们当权者怎么变,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是要搞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反之,他们只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一直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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