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的出现实非偶然。十九世纪末，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关头，对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采取收买拉拢的策略，于是走议会道路、合法道路的思潮在工人政党中泛滥，修正主义得以滋生。英国的海德门、法国的米勒兰、俄国的司徒卢威等人物都在这一时期抛出类似观点，与伯恩斯坦呼应。

面对修正主义，党内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对此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口头上反对伯恩斯坦，却未组织力量反击。在这个时候，一个入党仅仅数月的年轻女性站了出来，1898年，罗莎·卢森堡发表长篇论文《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在当年斯图加特召开的党代会上与伯恩斯坦分子当面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罗莎·卢森堡是一位波兰犹太人，18岁就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沙俄政府缉拿，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她接触到了各国革命者，最终选择投身于德国工人的解放事业。

卢森堡指出，这场斗争不是策略的问题，而是“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伯恩斯坦鼓吹的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根本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万世长存，相反，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世界政策”，只会加速资本主义内外矛盾的激化，从而为它最后的崩溃准备条件；改良与革命不可分离又有质的不同，改良只是手段，革命才是目的，如果放弃革命只讲改良，就会沦为“为资本主义割除赘疣”。

党内逐渐形成壁垒分明的三派，以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以伯恩斯坦、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派和考茨基等人自命的中间派。实际上“中间派”对右派偏袒纵容，对左派的活动则百般阻挠，限制他们在党刊上发表文章，在会议上表达意见，考茨基本人的思想也日趋右倾。党的元老倍倍尔则在各派之间摇摆不定，时常表示接受左派的意见，又时常以“党内团结”为由要求各派消弭分歧。

党内斗争在1905年达到高潮，起因是关于群众罢工的讨论。20世纪初，相继爆发了1904年意大利全国大罢工、1905年俄国革命和德国鲁尔区20万矿工大罢工，欧洲工人运动再度高涨。其中，俄国革命迫使沙皇政府制定宪法，成立国家杜马，给同样处在君主制统治下的德国革命者极大鼓舞，党内掀起一场讨论：能否以大罢工为手段实现政治变革？

在倍倍尔的斡旋之下，1905年党代会上通过了一份决议，同意将罢工作为“保卫性”的政治斗争方式。措辞的模糊性包含了本质的分歧：右派梦想通过罢工争取更多的选举权利、议会民主；而左派则以俄国革命为榜样，主张通过罢工促成疾风暴雨的革命形势的降临。右派声称，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是发生在半野蛮的国家中的属于过去的革命，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无关，西方“文明”国家的工人已经有了选举权和议会民主，不再需要这些“野蛮”的斗争方式。卢森堡代表左派驳斥，两个阶级的决战迟早要来临，最后的发言权属于广大群众的直接行动；那时将在无产阶级和敌对阶级的殊死较量中决出社会的走向，而不是在议会党团俱乐部里，不是在工会代表和资本家的谈判桌上。

结果，这一温和的决议却遭到各大工会的抵制，他们认为大规模的罢工将招致不可控的后果，导致政府镇压，工人辛苦争得的权利也就毁于一旦。工会强调目前工人的权利是多少代人艰苦奋斗的成果，要求走温和路线，稳健发展。迫于工会的压力，1906年在曼海姆举行的党代会上，倍倍尔公开表示，维持与工会的友好合作是党的首要任务。大会决议中声明：“在关系到党和工会的共同利益的行动中，双方应当相互理解，共同进退。”等于承认了工会在工人运动中与党平行的领导地位。

这一决议对德国工人运动影响深远。工会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治框架内不断发展和巩固，一直到今天，依然掌握着大量的工人，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而历史上的各工人政党，几乎从不可能绕过工会，独立和直接地发动和组织工人。

在这一历史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推行侵略和争霸政策，对内以民族主义口号煽动人民群众，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一新的历史现象成为党内争论的又一个焦点。修正主义之父伯恩斯坦公然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护，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说，即使德国不占领胶州湾，其他国家也会下手，社民党不该谴责而应该支持这一行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德皇威廉二世嚣张地发表“匈奴演说”，要求德国士兵像匈奴人一样残暴地杀戮。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社民党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国会，卢森堡愤怒地批判这种“议会痴呆症”，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只会服务于它的世界政策，制止侵略的唯一办法是唤起群众，组织群众抗议。

李卜克内西不遗余力的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遭到德国统治者的忌恨。1907年德国当局以李卜克内西的著作《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为借口，判决他犯有“叛国罪”，处以一年半监禁。李卜克内西却以法庭为讲台，据理力争，逐一驳斥敌人的诬蔑，一时间声名大振。

1910年，德国政治危机激化。统治者疯狂扩军备战，加紧了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压迫，借财政改革搜刮民财。次年，德国政府派遣军舰到摩洛哥，意图与法国争夺殖民地，史称“摩洛哥危机”，战争一触即发。浸染民族主义情绪的党领导层对帝国主义政策一言不发，甚至无视国内工人和国际上的抗议活动。考茨基和倍倍尔回绝了外国兄弟政党组织国际反帝运动的请求，伯恩斯坦更是吹嘘德国的殖民主义会给本国劳动群众带来“好处”，要求工人支持政府争夺殖民地的“现实政策”。

1912年，社民党在议会选举再次获得大胜。卢森堡清醒地指出，表面的胜利助长了“和平长入”的幻想，议会党团的成员更几乎都是机会主义分子。但是，这一年当选的李卜克内西顶住来自统治者和党内右派的压力，以议会为战场，揭露了军火大王克虏伯公司勾结军方策划战争的罪行。

但是左派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整个社民党已被民族主义腐蚀得深入骨髓。1914年8月1日，威廉二世向德军发布总动员令，帝国主义将全世界拖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血腥大战。在这前一天，社民党就发表呼吁书，要求工人不要“轻举妄动”，放弃反战运动。其他交战国的社民党、社会党也纷纷举起白旗，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支持本国工人在统治者的驱使下与外国工人相残杀，第二国际名存实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神圣旗帜被无耻地践踏！

随着德国东西两线战事陷入胶着，德国军国主义者的速胜幻想破灭，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又鼓吹起“国内和平”、“阶级合作”。社民党左派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不要国内和平，要进行国内战争！”“敌人就在本国之内！”李卜克内西在军事拨款的表决中，不顾其他社民党议员以党的“纪律”为要挟，坚持投出了整个议会唯一一张反对票！

反动统治者对左派展开报复。1915年2月李卜克内西被征入伍，卢森堡被捕入狱。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中，二人仍然坚持斗争。1916年1月，以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为代表的社民党左派发表《斯巴达克信札》，宣布了革命组织斯巴达克派的成立。他们在群众中宣传反战反帝的思想，当年五一节，领导柏林工人在波茨坦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合，李卜克内西在向群众演讲时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法国、俄国的人民，而是德国容克地主、德国资本家和经营他们事务的委员会——德国政府。”

1917年1月，以考茨基、胡戈·哈泽为代表的社民党中派因反对右派继续战争的立场，被开除出党，随即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一方面反对战争，一方面却拒斥用革命终止战争。

1918年秋，德意志帝国的败象已暴露无遗，统治者仍要做垂死挣扎，人民群众的抗议此起彼伏。10月7日，斯巴达克派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11月3日，不愿为帝国殉葬的基尔港水兵发动起义，工人也起义响应，占领基尔全城，建立德国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吹响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号角。11月9日斯巴达克派发动柏林起义，威廉二世仓皇退位出逃。当天，李卜克内西宣布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此时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斯巴达克派还太弱小，不足以独立掌握政权。反动派得以乘虚而入，同一天，社民党也宣布“自由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并联合独立社民党，成立了以社民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首的所谓“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临时政府。

柏林工兵苏维埃在这个紧要关头拱手交出权力，大部分革命群众满心欢喜地以为，赶走了皇帝，成立民主政府，就可以结束战争和饥饿，迈向社会主义。社民党政府一方面号召群众“撤离街道，保持安定，遵守秩序，不要受人挑拨而去参加行动”，一方面急切地组织反革命武装，准备镇压还处在胜利喜悦中的革命群众。

处于极少数的斯巴达克派行动起来，11月11日组建斯巴达克同盟，18日创办《红旗报》。卢森堡在发刊词中向群众疾呼，革命刚刚开始，虽然推翻了皇帝，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并没有被打倒，“工人和士兵的政府，却充当了垮了台的帝国主义政府的代理人”，提出重选工兵代表苏维埃、建立赤卫队和工人民兵、没收资本家财产和土地的革命纲领。

11月下旬，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已经形成。革命群众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民党政府以议会民主为招牌，用“国民议会决定一切”的口号维持旧秩序。

12月，大批反革命武装已经开赴柏林集结，6日，在社民党政府的命令下进攻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和《红旗报》编辑部，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斯巴达克同盟组织武装工人，粉碎进攻，夺回了报社。中旬，全德苏维埃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反动军警保驾护航的社民党政府操纵选举，排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通过支持艾伯特政府、解散苏维埃的决议。24日，反革命军队进攻驻扎在柏林的亲革命派的人民海军师，斯巴达克同盟组织革命水兵和武装工人奋起反击，又一次粉碎了进攻。同时，社民党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诬蔑为“暴徒”“杀人犯”，在街头张贴杀死他们的标语；雇佣流氓打手，袭击《红旗报》报社，企图绑架杀害革命领导人。

在白色恐怖面前，革命者认识到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12月30日，德国共产党的建党会议在柏林召开。1919年元旦，德国共产党在烈火之中诞生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终于有了自己的先锋队。

社民党政府决定先发制人，1月4日，免去柏林警察总监埃·艾希霍恩的职务，因为他是柏林当权者中唯一的非社民党员，而且同情革命。数十万工人闻讯走上街头，抗议反动政府的无理挑衅。6日，抗议演变为柏林的总罢工，工人自发地拿起了武器，武装起义爆发。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早产的、不成熟的起义，由于仓促地准备和悬殊的力量对比，起义无法推翻反革命政府，但在起义爆发已成事实的情况下，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起义一边。

艾伯特政府再次耍起老花招，一方面以“团结”“秩序”“谈判”等托词麻痹革命群众斗志，一方面调集大批军队和武装匪徒开进柏林。

11日，殊死对决的时刻到来了。工人占领的街垒、建筑被反动军队的猛烈炮火摧毁、攻占，革命者的鲜血流遍柏林街头。12日，起义失败，血腥的搜捕和屠杀开始了。

社民党政府为了掩盖自己暴行，雇佣由反共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自由军团”捕杀革命者。1月15日，因叛徒告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不幸被捕，遭到暴徒的残酷拷打后被杀害。卢森堡的尸体被凶手抛入柏林河中，直到数月后才被人发现。

4月，德国共产党在巴伐利亚再度领导起义，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5月即被政府军和武装匪徒镇压。起义领导人欧根·勒菲内被捕后遭枪杀。

十一月革命画上了句号，资产阶级政府梦寐以求的“秩序”终于降临了。然而，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附记

列宁曾批评，“德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秘密组织来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任务来教育群众”。

如果不能在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漫长历史中掌握群众，就只能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变革时代里痛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