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闹”过后的冷思考

“港闹”过后的冷思考

   曾几何时，大陆赴港游客成了香港某些人士眼中的蝗虫，必欲驱逐之而后快。于是乎，香港的那批尖嘴猴腮罗圈腿小瘪三们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港闹”，对大陆游客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成了二十一世纪文明世界中的一大丑陋奇观。也给一直高调门的“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委实的泼了一盘冷水：人家非但不认你是同胞，甚至还视你为异类——蝗虫！人们在伤心、愤懑之余，自然会想不通：多少年来，香港的弹丸之地依靠大陆的广阔厚实腹地而存活、而繁荣，香港的居民依靠大陆源源不断的日供才喝上清洁水、吃上绿色食品，香港的社会依靠大陆中央政府的劫贫济富、全免税收、金融救援才渡过危机维持体面。他们不感恩也就罢了，可现在反而做出了令文明社会蒙羞的野蛮待客、恶毒逐客之事，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实在是天理难容！

   想不通的时候，就有必要返躬自省：这白眼狼是怎么被惯出来、被宠起来的？

   首先，在涉港原则问题上大陆当局的刻意让步、自我矮化，助长了部分港人的骄矜、虚妄之气，产生了对大陆人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的认知上。当初回归时，总设计师很明确地强调，香港的现行政治制度保持五十年不变。当记者问及五十年以后怎办时，总设计师的回答很经典：五十年以后就更加不需要改变。言外之意是，五十年以后，大陆也逐渐向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靠拢，两地自然趋同了。那么，这就很清晰地向港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你们的制度是先进的、优越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所以，港人就自我认知为先进欧美制度下的高等华人，就把原来在西方白人面前的文化自卑，一下子转化为在内地同胞面前的强烈优越感；也把在港英当局面前俯首低眉的卑顺，转化成在中国民众面前趾高气扬的狂悖。

   这种优越感还伴随着某种美人迟暮、风光不再的失落，得以扭曲地朝大陆民众发泄。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其实头重脚轻根底浅。要不是当初毛主席高瞻远瞩把香港作为反制帝国主义封锁的窗口，以及其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香港带来天时地利人和的跨世纪利好；要不是香港在国际贸易金融物流等方面的自由港地位，会有今天香港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由谁来支撑的？答案不言而喻。而近年来，大陆的北上广深诸大都会纷纷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或即将超越香港，香港的优势越来越微弱。香港自由行开通后，从前很受港人歧视的内地“穷表叔”们，居然赴港大把大把的花钱，这难免触发某些港人“咱家从前比你阔多了”的破落户心态，所以，这把无名火就没来由地降落到无辜的大陆游客身上。

其次，中央把“港人治港”的历史责任交托给了香港精英群体，而完全无视普罗大众的存在，使得西化的营盘根深蒂固，殖民地的阴影依然浓重。

香港人民曾有过光荣的反帝反压迫斗争历史。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与广州工人阶级联合的省港大罢工就以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而载入史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相呼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香港左翼力量掀起了反帝反殖民反剥削的斗争高潮。有内地的坚强后盾作靠山，香港的左翼力量迅猛发展壮大，港英当局无可奈何，香港资产阶级备感恐惧。

然而，自香港回归谈判开始，无论是基本法的起草颁布，还是特区政府的选举产生，中央却把目光专注于香港的资产阶级精英群体，曾经与内地革命群众并肩战斗、休戚与共的香港普罗大众被完全忽略，曾经叱咤风云的香港左翼力量被彻底晾在一边。而那批受过长年英式教育的黄皮白心香蕉人，欣欣然登堂入室，成了秉承港英衣钵的新生代香港管治阶层。我们不能否认，在城市社会的管理方面，香港积累了许多科学的经验，法治模式亦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但这只是工具层面、技术层面，不能因此改变其制度层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实质，不能改变社会层面弱肉强食的丛林本质。更何况，弹丸之地的香港，其管理经验对十三亿的内地，又具有何种程度的可比性呢？

回归以来，香港不仅是舞照跳、马照跑的生活方式一切依旧，而令人困惑的是，大中小学校直至幼稚园仍然把普通话拒之门外。至于英语的地位，不仅未能动摇，还有与内地风雨呼应、不断强化之势。某中央政府领导人亲临香港视察时，在广场的集会上用英语向全体香港居民发表讲话。这可能表示大领导入地随俗的亲民，更有可能借此秀一下英语。同是那个时代过来，同是没出国留过学，笔者是很理解的。那个时候能学成一口还算流利的英语真的不容易。但需要提请主义的是，这可不是在你家的餐桌上！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那时联合国的席位还是台湾占着，中共代表团只是作为被告应诉而出席的。当台湾代表用英语发表讲话时，当场遭到中共代表团的痛骂。因为，联合国已规定五种工作语言，汉语是这五种语言之一，你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讲汉语，干嘛讲英语？无非是想让你的美国主子听得更真切！至于大领导在香港秀英语，情况又有所不同。香港主权回归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你可以在香港讲粤语，这是地方方言，讲起来更亲切。但英语，那是原来宗主国的语言，它所留下的是百年耻辱的印记！另外，我讲英语只是我的个人自由，而大领导在香港大庭广众下的演讲，会是个人行为吗？又该作何解释呢？

总之，香港的相当一批人，在理不直气不壮的中共当权者面前，他们原来在港英当局那儿已经弯曲的脊梁不知不觉的挺直了起来，这本该是好事，遗憾的是，他们是居高临下的对着自己的内地同胞！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央当权者的一再纵容下，西化、英化居然成了天经地义，成了普世价值！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地的一切， 就是邪恶，就是另类。这就难怪会有那么多的小瘪三，对内地赴港自由行的同胞极尽侮辱、极尽挑衅。这也就难怪会有那么一批黄皮肤黑头发的败类，居然在鸦片战争纪念日扯起了大英帝国的旗帜，纪念英国对华鸦片战争胜利！在此，从执政者的视角看，在香港问题上，阶级投降的结果，必然会走向民族投降。

还有，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予取予求、百依百顺，严重助长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不良条件反射。

对于离开父母多年的游子的归来，作为父母，欣喜之余，自然是倍加宠爱，以弥补多年的乖离流落。然而，如果那游子以土老帽父母为耻，压根儿就不认同父母血统，甚至一心一意要做西洋白人的养子，父母的一番心意，也就自然会被彻底糟蹋了

在香港，有那么一批在欧风西雨熏陶下的殖民地怪胎，虽然不认同中华大家庭，却有着向内地冤大头无穷索取的卑琐动机。回归这么多年来，内地非但没拿香港的一分钱，反而一直利用各种方式，巧立各种名目，源源不断地向那弹丸之地输血添料。这无形中又不断推高了港灿们的心理价位。他们已经摸准了中央的脉理，一直宠着哄着港人是中央的不变政策，港人的优越地位不会动摇。这批高等华人在无原则的娇宠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就为了净化高等华人的生活家园而声嘶力竭地驱赶“蝗虫”；就毫不犹豫地干起了吃饭砸锅的勾当。为了平息，为了安抚，中央政府自然是不改初衷，部分港人的气焰自然也是日见嚣张。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有鉴于此，面对香港西化反华势力的猖狂之状甚嚣尘上，我们完全有必要予以迎头痛击。对那些骂内地同胞为支那蝗虫的数典忘祖之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保持善意？我们凭什么要一再的以温良恭俭让待之？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我们的三个自信转化为对港宣传的三大优势，即：制度优势、精神优势、文化优势。共产党人有什么理由躲躲闪闪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阻力使得我们羞羞答答不敢张扬自身的优势？为什么在西方文化攻势面前我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亮出牌子？那些不认同的香蕉人，尽可以离开，留下来的就必须接受，中国的土地上决不能允许反华势力的猖厥。至于在自己的国土上如何处置反华势力，那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用得着人家叽叽呱呱吗？如果连这一点的内部事务也要看人家脸色行事，那就更奇了怪了。